1927年的上海，十六歲的韋千里跪在父親靈前，手里攥著一疊泛黃的手稿。

紙上"壽終民國十六年冬"八個字，是父親韋石泉三年前親筆所書，

他算盡了天下人的命，卻沒算出走完這最后三個月的力氣。

指尖摸著父親手稿上的墨跡，韋千里只覺紙頁比臘月的冰還涼。

韋石泉一輩子給人看命，

連自己哪年哪月閉眼都算得分毫不差，可算準了又能怎樣？該來的還是來了。

少年跪在靈前，看著香爐里搖搖欲墜的燭火，心里發寒：

原來命數這東西，知道了也改不了，就像冬天的河水，該結冰時怎么捂都捂不熱。

守孝三年后，韋千里把父親留下的《滴天髓》《三命通會》翻得卷了邊，

又夾著幾本西洋哲學書讀得入迷。

1930年春末，他寫出《千里命稿》，沒學那些老派命理書的晦澀，

全用大白話講，書里全是真人真事，誰某年丟了官，

誰某月遇了貴人，連前清遺老的小妾何時添丁都寫得清清楚楚。

書一印出來，上海的書鋪三天就賣斷了貨，黃包車夫都在議論“韋家小子算得準”。

那年梅蘭芳正紅，有人請韋千里去看相，

他盯著梅蘭芳的“印堂發亮，山根不陷”，留下一句“戲子能穿官袍”。

梅蘭芳

當時誰都當笑話聽，沒承想兩年后梅蘭芳真受了國民政府的“文藝顧問”銜，佩上了銀質徽章。

這下韋千里的名聲徹底炸開了鍋，公館里的汽車排成隊，既有提著鳥籠的公子哥，

也有挎著藍布包袱的小生意人，都說他“眼睛毒，能看透人心里的小九九”。

1936年西安事變消息傳到南京那晚，宋美齡的車直接撞開了韋公館的大門。

韋千里被從被窩里拽起來時，還攥著沒算完的命盤，

夫人指甲掐著沙發扶手，問的卻是"委員長何時能歸"。

他排開蔣介石的八字，天干地支在油燈下泛著冷光，

半晌才說："平安歸，只是六十歲后要放手。"

宋美齡當時沒接話，第二天派人送來的金條壓彎了桌腿，

可那句"放手"到底沒傳到蔣介石耳朵里。

后來蔣介石四十九歲那年，南京城破，他站在臺灣的日月潭邊，

忽然想起韋千里當年在南京說的"難關"，才拍著石欄嘆"先生有本事"。

蔣介石

抗戰最吃緊時，有人問韋千里"鬼子何時滾蛋"，他指著墻上掛的《周易》說："旺不過七載。"

又補了句"中國能勝，但打完了麻煩更多"。

那時韋千里的名聲早飛出上海，南京城里達官顯貴的馬車在公館外排起長隊，

連山西的閻錫山都聽說了他的名聲，打發親信揣著金條上門來了。

閻錫山的人是1938年深秋到上海的。

來人是閻錫山的軍需官，姓趙，說話帶著山西土腔，

金條往桌上一擱，問的卻是"閻長官能不能坐穩山西，將來還能不能往外擴"。

韋千里排開八字，天干地支在紙上游走，末了只寫了張字條：

"山西地盤能守已是祖上積德，莫貪多，貪多必噎。"

趙軍需把字條揣進懷里，又塞來個沉甸甸的信封，韋千里沒接，說"命金夠了"。

閻錫山

那字條送到太原時，閻錫山正對著地圖拍桌子，

聽副官念完"貪多必噎"四個字，捏著信紙冷笑："江南書生懂什么。"

他那會兒剛從日本人手里討回半個山西，

正琢磨著把晉綏軍往河北、察哈爾挪，連擴軍的番號都擬好了。

1948年秋，解放軍圍攻太原，閻錫山在炮火里坐飛機逃到南京，

臨走前燒了半屋子機密文件，獨獨沒燒那張泛黃的字條。

后來有人在太原城破后的廢墟里撿到過殘片，"貪多必噎"四個字被火燎得只剩個"貪"字。

韋千里聽說閻錫山逃到南京的消息，正在給人批八字的筆尖頓了頓，

墨點在紙上暈成個小團，他對著那墨團輕聲說："權欲這東西，比鴉片還害人。"

公館里的汽車沒斷過。

韋千里

穿長衫的官員揣著生辰八字，進門先把皮箱打開，

金條碼得整整齊齊，問的都是“下個月能不能升廳長” “這筆生意能不能賺”；

富商太太捏著佛珠，卻急著問“老爺在外頭有沒有人” “兒子能不能考上洋學堂”。

韋千里算完命，偶爾多說句“心不靜，財來了也守不住”，

對方要么笑著打哈哈，要么把賞錢塞過來，轉身就忘了。

有回北洋舊部的公子哥來問前程，命盤里明明寫著“急躁招禍”，

他勸“凡事慢三分”，那公子哥卻拍著桌子說“先生只管算能不能發，別的不用管”。

韋千里看著他揚長而去的背影，把算好的命書推到一邊，硯臺里的墨汁結了層皮。

后來公館的門漸漸關得早了，他坐在燈下翻父親留下的手稿，

忽然覺得那些天干地支像一碗米飯，世人都想知道碗里有多少米，卻沒人問自己嚼得動嚼不動。

筆尖在紙上劃了道線，寫下“算命非卜食，乃教嚼硬飯”，寫完又覺得不對，把紙揉了團扔在腳邊。

后來韋千里把上海的公館賣了，搬到杭州的小院住。

院里有棵老樟樹，藤椅放在樹蔭下，茶碗里的龍井泡得淡了，他就添點熱水接著喝。

公館的電話早掐了，有人從南京、上海找來，說“某長官想請先生算個前程”，

他隔著門說“老了，算不動了”，轉頭繼續用竹掃帚掃落葉。

有回幾個年輕人慕名來，蹲在院門外等，他看他們曬得滿頭汗，才讓進院。

年輕人問他“命能改嗎”，他從兜里摸出三枚銅錢，往石桌上一撒。“你看這銅錢，”

他說，“老天爺畫了條河，你我是劃船的。浪頭來了，有人嚇得蹲船里哭，船就翻了；有人站直了把槳握穩，船晃幾下還能走。”

他撿起銅錢，“這就是改命，不是問浪啥時候來，是浪來了你敢不敢站直劃。”

后來《千里命稿》再版，編輯問他要不要寫篇新序言。

他在藤椅上坐了一下午，寫了句話：

“世上最準的命理，藏在每個人的心里，心穩，路就不會歪。”

鋼筆尖在紙上頓了頓，墨水暈開個小點兒，像他年輕時算錯的命盤，

可這次他沒揉掉，由著那墨點留在紙上，跟老樟樹下的落葉似的，安安靜靜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