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化遺產最好的保護，就是讓它融入當代生活。”南京博物院名譽院長龔良用這句話，為正在松江展出的《大運河文化·江南漕運大展》，找到了精準時代坐標。

7月19日，一場主題為《保護、利用、傳承、創新——文化遺產保護融入當代生活》的講座，在松江云間會堂舉行。整場講座，如同龔良院長帶領各位與歷史進行了一次對話：在這塊努力喚醒歷史文脈的地域當中，如何才能讓古老的運河文化，在今天重新“流動”起來？

南京博物院名譽院長 龔良 講座現場江南的“美好生活”從何而來？

“我們今天總說江南生活美好，但這份美好從何而來？其實是長江文明與大運河的加持，才有了今天我們說的，最美好的生活在江南。”龔良院長在采訪中這樣說道，這般話也道出了運河之于江南的意義。

講座上，他把大家的思緒拉回那條奔流不息的千年水道。松江，作為環太湖文明圈中“八府一州”格局里的重要地域，自古便是魚米之鄉。而大運河，則像一條強勁的國家命脈，將江南的富庶與活力，源源不斷地輸送至華夏大地的心臟地帶。

“從六朝時期，物資經由江南運河運往首都建康；到隋唐大運河開通，漕船又可直抵洛陽、長安；再到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無論國都北遷多遠，江南始終是那個無可替代的供給地。所以說，江南是大運河永遠的一個端點。這個端點物產豐富、糧食豐富，這也是我們國家要花大力氣去開鑿和疏浚運河的最主要原因。”

這一定位，也是松江《大運河文化·江南漕運大展》的一大命題。據了解，此次展覽沒有將自己局限于一地一景，而是以“江南是大運河永遠的一端”這敘事為綱，系統梳理了江南運河、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與江南漕運的復雜關系。它讓觀眾清晰地看到，那份延續至今、令人向往的“江南美好生活”，其源頭活水，正來自于大運河千年的經濟滋養與文化沉淀。

南京博物院名譽院長 龔良 參觀展廳從“展品堆”到“故事會”

如果說厘清歷史定位是展覽的“骨架”，那么如何讓這段歷史變得可感、可知、可親，則是其“血肉”。在講座中，龔良院長指出了當前文博領域存在的一些誤區。

“過去我們常常追求數量、體量和異型。求‘百座博物館’之多，求‘標志性建筑’之大，求‘幾何型、奇特型’之怪。但結果往往是，我們得到了一座座沒有地域特征、沒有文化內涵、沒有個性特質的空殼。”

龔良院長表示，評估一個展覽，不是看它有多少數量、多大面積，而是看它的服務效能，看它的投入與產出之比。他強調，博物館和文化展覽的核心功能，是服務于人民的美好生活，它不應是“展品的堆砌”，而應是一場，能讓所有年齡段觀眾都“找到自己所愛”的沉浸式“故事會”。觀眾在這里，不僅是看文物，更是要“享受文物背后的故事，享受過去和今天的美好生活”。

《大運河文化·江南漕運大展》即是這樣，突破了傳統文史展的靜態模式，將“歷史梳理、實物陳列、非遺互動、沉浸體驗”融于一爐。

例如展覽對松江倉城這一“漕糧之源”的生動再現。它沒有簡單地用數字說明“蘇松稅賦半天下”或“年征漕糧逾四十一萬石”的盛況，而是通過更具畫面感的細節來構建場景。這一幅幅宛如時間切片的圖景，讓抽象的“松江布”凝結成了可觸可感的江南生活肌理，充滿了煙火氣息。

展覽現場一座倉城與一種“新中式”的未來

“文化遺產的保護，其物質與非物質性是水乳交融的，要保護好過去的歷史空間和生活空間。”龔良院長還強調了“在地性”和“活態傳承”的重要性，如松江倉城的保護與發展，就是一個絕佳的在地樣本。

從明清時期“桅桿林立、舟楫千帆”的漕糧集散重鎮，到隨著漕運制度變革而一度風華漸隱，再到21世紀的重煥新生。自2005年被規劃為歷史文化風貌區以來，松江對倉城的保護并非簡單的“凍結”，而是遵循了“保護、利用、傳承、創新”的完整鏈條。這里既修繕了如大倉橋、杜氏雕花樓、云間第一橋等歷史遺址，也引入了文旅項目與文化展示，成功喚醒了沉睡的歷史肌理。

今天的倉城，不再僅僅是地圖上的一個歷史名詞，它已經成為一個可供市民游客漫步、體驗、消費的鮮活文化空間。

這也符合了龔良教授提出的“新中式”概念。他回顧歷史：“從漢代至唐、宋，再至元、明、清，每一個朝代都曾創造了各自特有的時代特征和豐厚文化。”那么，站在新時代的我們，是否也應該有這份文化自信，去創造出既繼承傳統，又具有當代特征的、受人喜愛的文化產品？

從這個角度看，松江的《大運河文化·江南漕運大展》以及其背后的倉城活化實踐，都可被視為對“新中式”理念的一次積極探索。它沒有將運河文化束之高閣，而是通過現代的展覽語言、沉浸式的體驗設計、文旅商的融合業態，讓古老的漕運故事與當代人的生活產生了新的共鳴。

講座現場

正如展覽結語所展望的那樣，隨著時代變化，大運河作為古代重要的漕運通道轉向了文化傳承。松江的這場大展，讓那條千年前運輸著稻米與布匹的河流，以文化的形式，繼續奔流不息，滋養著“上海之根、人文松江”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