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香格里拉——藏學、國學與語文學論集（一）》，沈衛榮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版，410頁，88.00元

《我們還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藏學、國學與語文學論集（二）》，沈衛榮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版，518頁，98.00元

《尋找香格里拉》初版于2010年12月，原書剛問世時，曾引發了討論西藏問題的熱潮。作者沈衛榮教授對于西方世界想象中的西藏、東方主義的批判，解答了許多當代人——不論東方還是西方——對于西藏傳統、藏族生活、藏傳信仰的疑惑，糾正了許多常識性的誤解。面對那些先入為主的書寫和概念，倡導以“文本學”“語文學”的方法，打破慣性，還原西藏的本來面目。今天，不論是我們從中華文明史的視野對于西藏史地的重新審視，還是對于語文學、古典學的深入了解和運用，本書都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其中《尋找香格里拉》一節。

1931年5月，外國人正慌亂地從印度某城巴斯庫撤離，一架英國使館派出的飛機從該城飛往中亞的白沙瓦，結果被劫持到了一個叫香格里拉的地方。當時飛機上有四個人，一個是英國的公使，名叫Robert Conway，還有他的一名副手、一名女傳教士和一位正遭通緝的美國金融騙子。當這四個人坐的飛機中途被劫持、迫降在雪山叢中時，他們發現這個名為香格里拉的地方竟是一個難得的世外桃源。

雪山叢中，有一個“藍月谷”（Blue Moon Valley），一座巨大的宮殿聳立于中央，最上面住著香格里拉的主宰“高喇嘛”（High Lama），香格里拉會集世界各路精英，管家是一位文雅、世故的漢人，還有一位漂亮的滿族小姐。香格里拉有中央供暖、俄亥俄的阿克倫浴缸、大圖書館、三角鋼琴、羽管鍵琴，還有從山下肥沃的谷地運來的食物。

香格里拉的圖書館里面充滿了西方文學的經典，收藏的藝術品里面有宋代的瓷器，演奏的音樂中竟有肖邦未曾來得及于世間公布的杰作，可以說世界文明的精華咸集于此。香格里拉的居民人人享受著現代、富足的生活，所有的西藏人卻住在宮殿的腳下，他們都是伺候那些喇嘛及其他居民的仆人。除了西藏人以外，這里的人都長生不老。他們的“高喇嘛”已經活了250多歲。那位看上去很年輕的滿族小姐實際上亦已經接近百歲了。

1919年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美年輕人成了“迷惘的一代”，特別是英國的很多精英知識分子和年輕人，他們滿懷著對人類社會幸福美好的向往，積極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是戰爭粉碎了他們對世界的希望和夢想，使他們無法再走上傳統的生活道路，于是開始尋找心中的香格里拉。

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是一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可能比近幾年我們所面對的金融危機還要嚴重，是近代以來規模最大、后果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可想而知，在戰爭把自己的理想粉碎的時候，又遭受嚴重的經濟危機，當時的人們是怎樣一種精神狀態。接下來各個國家出現瘋狂的民族主義，最典型的就是德國的納粹開始猖獗。第二次世界大戰山雨欲來，百姓恐懼戰爭陰霾，飽受摧殘的心靈需要在香格里拉這個寧靜美好的伊甸園中得到撫慰。

可以看出，香格里拉是西方世界想要尋找的一個美好的伊甸園。

《消失的地平線》反映的是時代的思想，帶有很深的帝國主義的烙印，在純潔美好的烏托邦理想下掩蓋了許多隱藏的暴行。香格里拉只是西方白人的伊甸園，而不是東方人的桃花源，更不是世界人民的幸福樂園。香格里拉居民的地理分布充分體現了這種平和的神權統治下徹頭徹尾的種族等級體系，住得越高，地位就越高，像“高喇嘛”住在最頂層，是一個平和的神權政治的最高統治者。外族的喇嘛們生活在屹立于宏偉巍峨的雪山上的喇嘛寺，而種植糧食的大量土著居民生活在下面的山谷中，這些就是西藏人，他們除了會吃飯、微笑以及伺候他人外，就不會再做什么了。在香格里拉，他們是沒有地位的，只是仆人。

西方人公開地聲稱：“我們認為西藏人由于他們所生活的海拔高度等原因，不如外界的民族那么敏銳，他們是非常迷人的民族，而且我們已經接納了很多藏族人，但是我們懷疑他們其中能否有人活過百年。漢族人相對而言好一些，但是他們中很多人也只活了一般意義上的高壽而已。我們最好的選擇毫無疑問是歐洲的拉丁人和北歐人，美國人也同樣受歡迎。”從這些可以看出種族的劃分是非常明顯的，有很典型的帝國主義的氣息。

總而言之，香格里拉是一座西方文明的博物館，是18世紀歐洲人對于東方和東方傳統文化的幻想。香格里拉是一個充滿了帝國主義腐臭的地方，它是西方人創造的一個精神家園，而不是西藏人的精神家園。在《消失的地平線》中經常提到：東方人難以進行精神交流，西方人的精神苦悶和終極追求是東方人不能理解的。所以，這個保存了世界文化成果的香格里拉是西方文明的博物館，東方文化只是裝點。

1937年，著名導演Frank Capra將《消失的地平線》拍成電影，這部同名電影使得香格里拉的故事在西方深入人心。香格里拉本身的來歷可能是作者靈機一動創造出來的，也可能是與藏傳佛教里的香巴拉有些關系。但是現在沒有證據可以說作者知道藏傳佛教里有香巴拉這個傳統。總之，在地圖里，香格里拉是一個找不到的地方，沒有辦法確定。從前美國的導彈發射基地就被稱為香格里拉。美國總統休假的地方，現在叫戴維營，以前也叫香格里拉。20世紀70年代開始，香格里拉大酒店遍布東亞，但在西方是沒有的。這是帝國主義的流風余緒，目的在于重溫帝國主義的舊夢。

非常遺憾的是，幾年前中國云南的中甸宣布這個地方就是香格里拉。還有很多人出書證明這個地方就是香格里拉。其實，香格里拉就是一個莫須有的地方。如果把對香格里拉的這種認同作為發展民族經濟的商業行為，無可厚非。但是從政治上講，這是很不正確的。把云南中甸裝扮、濃縮成西藏文化的一個縮影，我認為是一個不恰當的做法，這是在賤賣自己的傳統文化。這是內部的東方主義，Internal Orientalism，是取悅于西方，按照西方的設想制造一個東方的形象。這種傾向在近代和當代，包括電影、書畫、文學作品里，都出現過。

將香格里拉等同于西藏是西方出現的一種非常典型的傾向，香格里拉變成了后現代西方人的精神家園。這幾年，西藏包括藏族文化在西方非常的吃香流行，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西藏被西方人當成了香格里拉，被整個西方世界當成了他們所期待的一個精神家園。這也是西方社會如此持久的出現西藏熱的原因。實際上，大部分西方人對現實的西藏并不了解，也不關心。他們只是關心他們心靈中的西藏，或者是他們虛擬的西藏，而這個西藏，就是香格里拉的一個變種和發展。

西方人對西藏的熱愛是西方“東方主義”的一個經典例證。西方人視野中的西藏與現實、物質的西藏沒有什么關系，它是一個精神化了的虛擬空間，擁有西方文明中已經失去了的、令人渴望的一切美好的東西。它是一個充滿智慧、慈悲的地方，沒有暴力，沒有爾虞我詐；藏族是一個綠色、和平的民族，人不分貴賤、男女，一律平等，沒有剝削，沒有壓迫。這樣的一個西藏過去沒有在歷史上存在過，在很近的將來也不可能出現。說穿了，西藏是西方人心中一個不可或缺的“他者”，是他們觀照自己的鏡子，是他們用來確定自我認同的坐標，是經歷了工業化之后的西方人的精神超市，寄托了他們所有的夢想和懷舊之情。在這里他們的精神可以縱橫馳騁，得到無窮的享受和滿足。與其說他們熱愛西藏，不如說他們熱愛自己。

接下來，我會和大家回顧一下，西藏是怎樣被說成香格里拉的，西藏又怎么會成為西方的后現代精神超市的。這是一個美麗的神話，但是，它不能給西藏、西藏文化、西藏人民帶來利益。

最近二十年間，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人對西藏的熱情有些泛濫，這是有很深的文化和社會背景的，而香格里拉的神話恰恰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西方的歷史上，對西藏的認識一直都是這樣美好的嗎？當然不是。如果現在非常熱愛西藏的西方人士，回顧一下他們的先輩接觸、認識、理解西藏的過程，他們會很臉紅的。實際上，在幾十年前，他們對西藏形象的描述還是非常的不堪的。真正把西藏說成香格里拉，即精神家園，還是很晚近的事情。

西方人認識西藏的歷史始于神話傳說時代。成書于公元前5世紀的西方第一部歷史著作，即希羅多德的《歷史》中就已經出現了有關西藏的記載。其中提到印度北邊有一個民族，其居住的地方有碩大的螞蟻，擅淘金沙，它們在地下做窩，集聚金沙，可白天總有淘金者過來把它們聚集的金沙偷走。這個故事大概是西方人至今相信西藏有大量金礦的由來，盡管它沒有任何的歷史依據。令人詫異的是，在流傳于今克什米爾拉達克地區的藏族自己的民間傳說中，竟然亦有這種螞蟻淘金的傳說。

希羅多德之后，西方文獻中再次出現有關西藏的記載見于1世紀地理學家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其中不但提到了西藏，而且還提到了一座銅色的山。銅色山是藏族人民心中的一座圣山，它是藏傳佛教大師蓮花生隱居的地方。于此，歷史與傳說雜糅在一起，委實匪夷所思。

1世紀到13世紀之間，有關西藏的記載非常少。西方人較多地了解西藏是從《馬可 · 波羅游記》開始的。馬可·波羅也沒有到過西藏（目前西藏自治區的范圍，古代叫衛藏，西藏東部是安多和康區，他只到過安多那一帶地區），卻留下不少添油加醋的記載。他說西藏人是最擅魔術的人，西藏和克什米爾的“八哈失”是世界上最厲害的魔術師。他的書里邊提到了一個故事，說每年蒙古大汗忽必烈都要去上都避暑。大家都知道，現在去上都，從北京開車過去只要五六個小時，可是當時要走上好幾個月。每年去的時候，都會有一個西藏的喇嘛陪著大汗一起出發，因為天氣是不可預測的，經常會遇到暴風雨，可是只要西藏喇嘛在旁邊，只要他用魔法念咒，哪怕其他地方風雨大作，大汗所經過的地方一定是風和日麗的。這個故事，大家如果去翻翻我們漢文的文獻記載，翻翻元代一本叫《佛祖歷代通載》的佛教的書中記載的膽巴國師的故事，就可以知道他的故事和《馬可·波羅游記》中說的故事一模一樣。在元朝有兩位在大汗面前服務的來自西藏的很有名的大師，一位是八思巴大師，另外一位就是八思巴的弟子、名叫膽巴的國師，他是從旦麻地方來的。這是馬可 · 波羅書中提到的西藏人的第一個形象。

西方人和西藏真正的接觸是開始于傳教士的時代，第一個到西藏的西方人是葡萄牙的耶穌會傳教士，叫Antonio de Andrade，他從1624年從印度來到西藏西部，就是阿里扎布讓這個地方。在西藏停了沒多久，他就返回了印度。后來他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叫《重新發現大契丹或西藏》，這本書1626年在里斯本用葡萄牙語出版，又很快被翻譯成其他歐洲語言出版，影響非常大。Andrade對西藏形象的描述跟其他人比，相當的正面。他說西藏人是很有學問、很有禮貌的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是，他明明是第一個到西藏的歐洲人，他卻說自己是重新發現了西藏，這也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為什么叫重新發現了西藏？因為去西藏的目的是傳教，傳天主教的教法，可是到了西藏以后卻發現，西藏早已經是一個“天主教”的王國，他認為西藏的喇嘛就是他們天主教的牧師，西藏人穿的衣服，那種大紅的袍子，西藏宗教的那些儀軌，如灌頂洗禮等，都跟天主教非常的相似，所以他一方面非常高興地宣布重新發現了“天主教的王國”，另外一方面也覺得非常失落。為什么說失落呢？因為他到西藏去本來是要傳教的，但他發現西藏不需要他傳什么教了，都已經在那里了。后來很多天主教徒都非常痛苦，他們說這是魔鬼的一個惡作劇。可這也給新教攻擊天主教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武器，說天主教本來就是壞東西，西藏的喇嘛教和天主教本來都是壞的東西，是一丘之貉。

從傳教士時代，我們講到18世紀啟蒙時代。大家知道西方的啟蒙時代，可以稱為一個浪漫化東方的時代。在啟蒙時代，東方有一個非常積極的形象。當時特別是像伏爾泰那樣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對中國的文化都非常贊賞，他們甚至認為歐洲已經走向沒落，歐洲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康熙大帝變成他們的皇帝。中國是那么好的地方，統治中國的這些領袖人物全是哲學家。而德國的那些啟蒙思想家對印度的佛教、佛學、思想也非常熱衷。就是在這樣一個浪漫東方的時代，西藏的形象，還是非常不堪，一直被認為是典型的東方國家的一個非常專制、愚昧、落后和非理性的地方，受到很多啟蒙思想家的批判。大家習慣于把東西方分成兩塊。將文明、民主、理智、個人作為西方的象征。東方就是非理性、愚昧和專制的代名詞。西藏更是東方專制的典型代表。大家如果有機會去讀這些著作，就會知道像寫《社會契約論》的盧梭、文學家巴爾扎克都以非常負面的形象描寫過西藏。而德國的哲學家們也同樣如此，康德有一段話非常有代表性，他說世界上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做，他就搞不明白為什么西藏人整天什么事都不做，一個人坐在黑洞洞的房子里面，面對墻壁，兩眼發呆，這到底有何意義。黑格爾還專門寫了文章，對活佛轉世制度、對達賴喇嘛轉世制度表示非常不理解，并對它作了非常理性的批判，他認為達賴喇嘛既是人，又是神，神人合一，這是非常矛盾的，是不可能出現的東西。所以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西方大部分人還是把活佛轉世制度當成一種騙人的把戲。它欺騙了老百姓，是政治的一種伎倆。很有意思，現在，即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大部分西方人都相信活佛轉世制度是真的，可是這時候一些在西方生活的活佛，反而主動站出來說活佛轉世制度應該搬到博物館去了。

剛才講了西方怎么妖魔化西藏的過程，接下來我來講講西方人又怎么神話化西藏的過程。在前面說了，如果現在的西方人，一個熱愛西藏文化的人，回過頭去看看他們以前，一直到殖民時代所有有關西藏史的描述，我想他一定會臉紅。但在西方還有另外的一個傳統，即神話化西藏的傳統，這就是最后他們把西藏和香格里拉畫上等號的一個重要的原因。神話化西藏開始也比較早，是一個比較弱的趨勢，剛說的希羅多德《歷史》所載淘金螞蟻的故事，讓西方人相信，西藏遍地是黃金，很多政治團體就認為，中國把西藏作為領土的一部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西藏遍地是黃金，出于經濟的原因，不能讓西藏脫離中國領土。這當然是胡扯。第一個到西藏耶穌會的傳教士Andrade，他在書里也提到一個故事，讓西方人，特別是康德非常的欽佩，他說西藏有一個習俗，用死人的頭蓋骨做成花鬘、酒杯等等，兒子可以把父親的頭蓋做成一個酒杯，這不是一種野蠻，而是一種哲學。西藏人每天可以從容地與死亡對峙，用這種方式來超越死亡，這是一種西方人永遠也達不到的境界。這個故事在西方有很大影響，讓我想起了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我們漢族文化里，在元朝的時候，當時有一位西夏的喇嘛叫楊璉真珈，他把宋朝的皇帝的陵墓都挖掘出來，把宋朝皇帝宋理宗的頭給砍下來做成一個酒杯，這是讓漢人痛恨楊璉真珈三四百年的主要的原因。這讓漢人覺得西藏的喇嘛傷天害理，皇帝的頭蓋都變成喝酒的酒杯了。可在西方、在康德的眼里就是一種哲學，西藏人可以那么從容地面對死亡，非常了不起。

在很早以前，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的哲學家，像康德這樣，認為西方的一些古老的智慧、古老的哲學概念在西方已經失傳了，這些東西只有在西藏尚存，所以他們認為遠古文明時代，甚至希臘羅馬時代或更早的時代，西藏和西方已經有了聯系，而在西方經歷現代化的過程當中，他們那些古老的文明智慧都失去了。只有在西藏，沒有經歷現代文化污染的地方還保留了原始的智慧。把西藏變為尋找終極智慧的一個地方，這個因素在各個層面上都有。最近流傳很多的就是，希特勒、納粹對西藏都很有興趣，派了一個以歇斐博士為首的考察團到西藏。實際上，這個使團不是希特勒派的，而是希姆萊派的，到西藏來考察，想要找到日耳曼人人種的來源。實際上這是夸大，他們并不是要找日耳曼人的起源，而是要找在西藏保留的各種各樣的物種，只有在東方還有的物種。歇斐博士回去后也寫了很多著作來講述這些故事。我也在德國慕尼黑的國家圖書館看到了當時希特勒和熱振活佛之間的通信，熱振還曾送給希特勒一條小狗。整個故事被炒作得很厲害，有很多并不是事實。當時在西藏尋根的人很多很多，不光是尋找精神上的根，也有尋找種族的根的。現在被稱為世界藏學之父的喬瑪，是一個匈牙利人，他到西藏是為了尋找匈牙利人的根。匈牙利人以前叫馬扎爾人，這些人的來源他一直不清楚，很多人認為他們是匈奴人的后人。所以他想從語言上來尋找根源。他先到了俄國，沒找到；再到蒙古，也沒找到；最后找到拉達克，在那里碰到一位英國殖民軍的軍官，軍官說：“你不用去找了，你就留在這里，我給你錢，你來研究西藏。”這樣研究西藏所產生的價值更重要，軍官要喬瑪寫西藏的文法，編藏英字典。把西藏文化搞清楚了對英帝國主義有用。所以現代藏學的產生，是西方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結合的產物。喬瑪尋根是為了民族主義，而英國的軍官資助，是出于帝國主義侵略的目的。

將西藏的神話化推進到一個新高度的是《西藏死亡書》的出版。可能連我們很多藏胞都不知道什么叫《西藏死亡書》。我記得我們國內很有名的藏學家降邊嘉措先生以前到德國見到我就問：“《西藏死亡書》是什么東西？”因為他在德國訪問時很多人問他，后來我告訴他，《西藏死亡書》就是Bardo，他恍然大悟，原來是那個東西。可是在西方，這可以說是人人皆知。在西方閱讀最多的來自東方的圣典，就是這個《西藏死亡書》。其作者亦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粉絲——一位生性怪僻的美國人伊文思-溫慈。這個人曾在斯坦福大學學人類學，對東方的神秘智慧特別著迷。他曾追隨布拉法斯基夫人的足跡作尋求智慧之旅，最后他也到了印度、西藏，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從一個英國軍官的手里拿到一卷書，并和一位喇嘛合作，把藏傳佛教寧瑪派所傳的一本密法儀軌翻譯成英文，題名為《西藏死亡書》。從此這部《西藏死亡書》變成了西方人所知的最著名的東方精神經典之一。

所以，在我前面舉的所有例子的互相作用下，整個西藏和藏傳佛教被神話化了。西藏變成了一個理想當中的香格里拉，藏傳佛教變成使西方人既能夠滿足于個人世俗的喜樂，又能達到最終精神解脫的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一種精神指南。我的結論就是，西方妖魔化和神話化西藏的歷史反映的是西方人的一部心靈史，是西方社會和文化的一部變遷史。妖魔化也好，神話化也好，他們所說的西藏與現實的西藏沒有多少關系，當今西方人對西藏的熱愛，不是對一個真實西藏的熱愛，而是他們對所虛構的、想象的西藏的熱愛。他們對西藏的這些先入為主的觀念，嚴重地妨礙了他們與一個現實的西藏的交往。說西藏人沒有現代人的七情六欲，說西藏人從來就是一個精神的民族，說西藏是一個綠色和平的標本，聽起來挺好聽，但無助于顯示西藏的進步。這些形象，實際上都是他們人為地創造出來的。

顯而易見，只有除去西方人強加給西藏的這些虛幻的東西，西藏才能回到現實中來。今天我們中國人也對西藏顯示了超乎尋常的熱情。希望大家不僅僅把西藏當作寄托自己夢想的地方，而是真正地關心這片高原潔地。我們關心的是一個現實的西藏，不要把西藏當作香格里拉，不要把西藏當成一個精神家園，把自己的夢想都寄托在那里，而是要真正地關心、幫助西藏。

來源：沈衛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