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臘月二十四的清晨，你這孩子又沒吃飯吧？快把稀飯端去暖暖胃。”老徐笑著遞碗，我搓搓被寒風吹得通紅的手，心里涌上一股說不清的暖意。那時我調到北京總參某干休所已經第三個年頭，離穿軍裝正好過去七載。

再往前推到1983年，我還守著縣文化站那間十來平方米的小暗房。洗相片的藥水味刺鼻，卻是我家里難得的香氣。臨近春節，有人問我：“小子，明年想干嘛？”我脫口而出：“當兵！”對方以為我喝多了，搖搖頭，“照相館才開張，你說走就走？”窮人孩子想翻身，機會不多，于是我咬定：1984年春，征兵體檢我一定要過。

春節剛過，我裹著棉襖擠進縣醫院的走廊，胸透合格、血壓合格，所有項目一路綠燈。三月，乘軍用卡車北上河北導彈學校新兵營。南方人第一次見真正的風沙，褲腿里都是土。氣溫零下十度，呼吸都疼，好幾個戰友夜里想家，第二天天剛亮就跑出營門，被哨兵追回。我心說不能丟人，踮著腳多跑一圈，手指凍得沒知覺也要把步槍動作做順。

說來也怪，訓練強度挺大，可真正扣動扳機的機會屈指可數。兩次實彈射擊，一次是新兵連結業考核，一次是后來到炮兵部打字班隊列訓練的隨隊靶標，合計二十發子彈。有人笑我“部隊十七年，比民兵多射幾發”，我也苦笑：崗位不同，戰位也不同。

新兵連里我會寫會畫，指導員就把黑板報甩給我。班娛樂晚會上，十五歲的小徐被點名，站在臺上握拳不知說啥。班長讓他“笑一個”，他傻樂；再讓“哭一個”，他急得眼圈發紅就是哭不出。我沒打報告就沖上臺唱《團結就是力量》，替他圓場。小徐后來分到其他連，臨走塞我一只舊手電：“哥，這玩意兒亮得很，夜里查鋪用。”我一直把它放在背包最里層。

1986年冬，被抽調去炮兵部打字培訓。第一次碰機械打字機，噼啪聲里手指磨起血泡，可我暗自高興：這玩意兒學會了，往后用得上。結業后，我和幾名戰友一起被分到北京總參干休所。推開大門，迎面是滿墻老干部的照片，幾個將星在燈下泛光。我這小文書負責文件打印，還得管理書畫活動室。八十多歲的老柳拄拐站在毛邊紙前，一筆一畫臨《蘭亭序》，邊寫邊嘀咕“學無止境”。那股認真勁，給我上了生動一課。

業余時間我握起畫筆，涂涂抹抹。干休所缺文藝骨干，政委讓我籌劃書畫展。我挑了八幅山水，掛在走廊最顯眼的位置，參觀完的老首長咂嘴：“小董，下回給我畫個洞庭漁火。”這年秋天，炮兵部辦全軍美術作品聯展，我的作品榜上有名。老徐掰著手指跟其他年輕兵吹：“看見沒？咱所也能出個畫家！”那語氣像是親戚家孩子考了第一。

好景里也有挫折。1989年，領導臨時通知推薦我考軍校，復習期只有半個月。我慌慌張張啃教材，最終差幾分。六個老鄉里就我沒進校，辦理完手續回所里，心口像壓塊磚。老徐拍拍我肩膀：“考場失手不算啥，你那股鉆勁在，遲早有出路。”這話我記到現在。

為了多學一門手藝，1990年春我到炮指學院練汽車駕駛。白天學倒庫，夜里回宿舍給連里畫黑板報。期末考核，我在復雜路段一把過，被評為優秀學員。拿到駕駛證返京后，干休所領導問我：“真想調到地方去？”我點頭。老所長嘆口氣：“時候到了，不攔你。但有空常回來看看這些老人。”他的眼神里既欣慰又失落，我鼻頭一酸，只說了一句“是，保證完成任務”。

1993年初，我正式轉業。脫下軍裝那天，北京天空出奇地藍。我回干休所告別，老徐把一支簽字筆塞進我手里：“好好畫，別荒了這一身本事。”那支筆的漆已經蹭掉，但我至今沒舍得換。

十七年的軍旅，真正握槍不過兩回，卻讓我學會握筆、握方向盤，也學會在艱難里自找臺階。有人說我“打了兩次槍算啥兵？”我笑著回答：“兵不只在槍口。”干休所里那些老干部把我當寶，但更寶貴的是他們交給我的那份韌勁——遇事別縮頭，能學就學，能做就做，時間總會給出回報。

如今偶爾翻開當年密密麻麻的日記，紙張已經泛黃，字跡卻還透著當年的沖勁。試想一下，如果當年我守著小照相館，自然也能糊口，可我會錯過黃河岸邊的夜行軍，會錯過冰凍操場上喊啞的口令，更會錯過北京老樓里那些慈祥卻堅毅的面孔。這一路繞了大半個中國，最終讓我明白一句看似簡單的話：選擇進軍營，得到的往往不是子彈，而是一輩子受用不盡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