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明星，也曾是地下黨員；是書法家，也是郭沫若的秘書、妻子。

陪他南北奔走，育子六人，抄文十萬言，最終卻孤身死于自縊。為何她的名字，至今被刻意淡化？

門第凋零，才女入世

廣西賀縣桂嶺鎮(zhèn)，出過進士，于家就是那樣的書香世家。

祖父于式枚，光緒年間殿試高中進士；母親，更是兩廣總督岑春煊的親生女兒。說白了，于立群外公是清末大員，祖父是科舉狀元級別的文人。這樣的出身，不算皇親國戚，也絕對是頂門大戶。

可民國成立，舊秩序坍塌，這樣的門第，往往撐不過兩代。

于立群排行老三，五女一男中最出挑的那個，父親于孝侯沒個正經職業(yè)，靠變賣祖產為生，最終混得一窮二白。

姐妹幾個讀書的錢都沒有，最后只剩最小的兒子與立群，由母親帶著，投奔到了岑春煊在上海的宅子。

那一年，她十四歲。

十四歲的少女，在門第殘影與現實貧寒之間，一腳邁進了上海灘。

她選的不是逃避，而是舞臺。考進了明月歌舞劇社，又轉進上海電影學校，藝名“黎明健”，成了當時頗有名氣的演員。演話劇，拍電影，在銀幕上活躍得不輸任何人。

可她的舉止卻與那些女明星完全不同。

她不交際，不擺弄香粉，不靠緋聞炒作。她寫字，寫的是顏體，用懸肘法，寫得工整，寫得肅穆。她說這是祖父教的，是母親親自帶著練的。

一個練大字的女明星，有多稀奇？

可這正是她的一張名片，后來讓郭沫若第一眼就記住了她。

她沒把戲夢人生當終身歸宿，比起登臺亮相，她更想讀書、查資料、做事。她甚至悄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了一名地下黨員。

可誰知道，那個注定將她卷進巨大漩渦的人，還在日本東京郊外，和她的姐姐，有著未了的舊情。

舊情未了之地，情劫開始之時

故事的開端，繞不過她的大姐于立忱。

于立忱同樣出身書香，是五姐妹中最有文才的那個，書法極佳。1934年，她身患肺病，靠《大公報》資助，前往日本治療，順帶做起了東京特派記者。

也是在那段時間，她與郭沫若走得非常近。

郭沫若當時正在日本流亡，住在東京郊外，離于立忱不遠，兩人常常來往，談詩詞，論古籍，唱酬不斷。那時候，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已經心生警惕，她看得出，這個中國女子不簡單。

果然不簡單。

兩人感情迅速升溫，安娜一度提出警告，可一場戀情，終究沒有等來結局。1937年5月，于立忱在日本家中自縊，死因至今成謎，她臨死前，留下了數頁詩稿，寫滿了“思君不見”的愁苦。

這些詩，最后被她的妹妹，于立群，小心收好。

就在于立忱去世的那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郭沫若秘密回國。上海、廣州、桂林，戰(zhàn)火之下文人南遷，一路創(chuàng)辦《救亡日報》，奔走呼號。

而這時的于立群，早已不是那個上海舞臺上的女明星。她已是中共地下黨員，報社編輯，在《救亡日報》任職。某一天，一位詩人林林介紹她去見郭沫若。

第一次見面，她穿一身藍布衫，兩條細辮垂在肩后，皮膚被南方陽光曬得發(fā)黑，說話溫柔但從不媚態(tài)。她把姐姐的詩稿交給了郭沫若，一言未發(fā)，那一刻，郭沫若愣住了。

是她的妹妹。

是她曾經想念的那個女人的親妹妹。

也許是悔意，也許是補償，也許是新情，一切都在那一瞬種下。

他們開始頻繁見面，一起編輯，一起逃難，一起寫稿子，一起熬夜看報樣。

1938年初，于立群決定北上延安，可臨走前那一夜，她卻將全部行李搬進了郭沫若的宿舍。他租住在新亞酒樓，于立群安靜地走進去，從此沒再搬走。

他們開始同居，沒人公開，也沒人懷疑。

不久之后，郭沫若調往武漢，任國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而這段“隱婚”關系，也終于在1939年初，得到“補辦”。

在重慶，周恩來親自主持，給他們辦了場簡短的婚禮。

她脫下女明星的外衣，正式成為郭沫若的妻子，也是他的秘書。從此，這個時代的大文人背后，有了一個沉默抄稿、搜資料、打信稿、辦接待的女人。她不再上臺唱戲，不再拍片，不再拋頭露面。

有人問她，甘不甘心？

她從未回答，她只握筆寫字，用正宗的顏體，一筆一畫，字字端正，這就是她的回答。

背后四十年，她不是“郭夫人”，是郭秘書

新婚那年，郭沫若46歲，于立群22歲。

不是門當戶對的結合，也不算熱烈愛情的碰撞，更多是一種默契，一種歷史推著人前行的妥協。可這一妥協，就是四十年。

她成了“郭夫人”，但外界更常稱她“郭秘書”。

她不露頭，從不在文壇拋頭露臉，她只躲在郭沫若背后，為他打字，查書，擬信，編資料。郭沫若寫一段詩，她抄三遍；郭沫若夜里起身寫文章，她隨時備好紙墨。

她是助手，也是門房。

來訪客人，她負責接待；稿費對賬，她負責核算；外賓宴請，她得張羅菜譜，確認席位。哪怕對方是部長、外國人，她也要提前練習外語招呼。

郭沫若開會時，她在會外等；郭沫若生病，她夜里守到天亮。她不讀自己的詩，不寫自己的字，她的顏體行書，在郭沫若眼里“氣象沉穩(wěn)”，可她從不拿出來張揚。

她生了六個孩子。

三個女兒，三個兒子，她一邊抄稿子，一邊喂奶哄孩子，文稿和尿布一起晾在陽臺上，風一吹，像一個人兩種身份的飄帶。

可這個家，終究還是被撕裂了。

1967年，長子郭民英在中國音樂學院讀書，性格溫和，卻在一天晚上，突然自殺，沒有遺言，沒有征兆，只留下一具尸體。

她崩潰了。

第二年，次子郭世英在北大學習，因寫作背景復雜，被外校學生盯上，一夜之間被綁架，隨后“墜樓身亡”。這次消息傳到總理耳中，周恩來親自登門慰問。

兩年，兩個兒子，先后橫死。

郭沫若悲痛到沉默，于立群則徹底病倒，精神被掏空，每天吃藥，晚上要打鎮(zhèn)定針才能入睡。她那時才五十多歲，卻已經滿頭白發(fā)，目光遲鈍。

她還得工作，還得繼續(xù)給郭沫若處理稿件，接待來客。那是她最后的堅持，或者說，是她僅剩的身份認同。

有人說，她是名媛之女；有人說，她是地下黨員；有人說，她是文人背后的賢妻。可她自己，從不說，她只寫字，寫的是別人的稿子，不是自己的名字。

她這一生，把自己藏得太好了。

歸于孤影，書寫遺稿也寫盡了自己

1978年6月，郭沫若病逝，于立群的天，塌了。

她沒有兒子可依，沒有自己事業(yè)，沒有外人能懂的朋友。她也沒抱怨，她做了一件讓所有人意外的事，整理郭沫若的遺稿，親自編寫《東風第一枝》。

她查遍文稿，調出郭生前最后十年未刊的詩作，逐一分類，編排，校訂。她幾乎不吃飯，一邊吃藥，一邊咬牙工作，她把郭寫的每句詩當成神諭，一句句琢磨。

她在序言寫了一句話：

“愿這集子成為一束迎東風而放的花枝，加入萬紫千紅的隊伍，為神州的春天再添一分春色。”

讀起來文雅，其實辛酸，那是她人生最后一抹顏色。

她不再露面，不再會客，她在家整理字畫，偶爾寫些書法。《于立群遺墨》出版時，她沒出席，也沒回應媒體邀請。

1979年2月25日，她自縊身亡。

沒人相信，一個在戰(zhàn)火中都不倒的女人，會選擇這樣結束生命。有人說，是抑郁；有人說，是多年病痛折磨；也有人說，她只是再也找不到可以自我安放的位置。

她死前沒有留下遺書。

只留下一屋子郭沫若的文稿和自己寫的一疊顏體大字，掛在墻上，寫著“靜觀萬象”。

她活成了一個影子，四十年，她站在郭沫若身后，做筆、做燈、做門口的鐘。她不說話，不爭功，不索愛。

她陪他走完所有高光與低谷，送他歸去，最終悄無聲息地自盡。

她不是郭夫人，也不只是郭秘書，她曾是名門之后、電影明星、文藝青年、地下黨員，可最終，她只被記作“郭沫若的妻子”。

她的死亡沒有大規(guī)模報道，沒有公祭儀式，沒有進入主流敘事。

可她那一手字，依舊留在紙上，那一筆一畫，依舊有力，她沒有說話，但字說了。

也許有一天，我們會重新認識她。

不是作為某人的“夫人”。

而是作為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