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朱玉賢，1955年12月出生于富陽漁山的一個小山村，1989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獲得理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武漢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

朱玉賢院士（左）與他父親合影（許超/攝）

人說，父愛如山。確實，父親沉重而帶有明顯家國情懷的愛和期待，在我66年的人生旅程中有著類似于“畫龍點睛”般的作用。

到今年夏天，父親就滿90歲了，雖然耳朵已經聾了，眼睛也花了，但仍能下自留地，種了嫩玉米、西葫蘆、馬鈴薯，還播了莧菜和小白菜，老兩口平時吃的蔬菜主要產自他的菜園子。我弟弟不讓種，無奈他堅持下地，說自己這一輩子天天就是這么過來的！

我想在他即將成為“90后”之際（他出生于1931年7月），跟我的父老鄉親們說說存在于我腦子里的父親的形象，并以此來表達我對他的敬愛和祝福。無論是作為家里的長子（我有一個弟弟，三個妹妹），還是作為一個男人，我從來沒跟父（母）親說過這些心里話。同時，希望我的這些感受和體會能為家鄉成長中的莘莘學子提供一些精神食糧，成為他們不斷克服困難、勇往直前的動力。

家史

我爺爺朱祿年和他哥哥朱永年兄弟倆早年從里山鎮幸福村來到漁山三元沙頭自然村，靠給人家放牛、做佃農打短工過日子。除了父親朱根泉和姑姑朱秀珍，我還有兩個叔叔，大的叫朱慶泉，小的叫朱慶源。奶奶是1945年農歷正月初病亡的，當時我爸還不到14歲。

記得爺爺在世時曾跟我說，1944年冬，奶奶懷著第五個孩子，碰上日本鬼子來掃蕩，村里所有能走的人都跑上山躲起來了，奶奶挺著個大肚子，沒法走路，一家人只好躲到離家不遠的蘆葦蕩里。那天，鬼子兵不知怎么丟了一個包裹，一直在沙頭村折騰了大半天，直到天快黑了才離開。由于在水里泡的時間有點長，導致奶奶下身流血，從此臥病不起，沒過多少日子就跟她那個沒來得及出生的孩子一道與世長辭了。

奶奶走后，我的二叔、三叔相繼在那年春天因為出水痘不治而病故。爺爺曾跟我說，奶奶這么早過世，日本鬼子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爺爺讓我一定不要忘了這家仇國恨。

父親過了13歲，爺爺才有點余錢送他去私塾念書，可惜一共只念了三個月，奶奶就沒了，爺爺再也不能供他上學了。從此，他就在家幫爺爺侍弄莊稼，開始了他勤勞質樸的農民生涯。他在1957年3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小他幾歲的姑姑比他早入黨一年多。

有趣的是，1956年，漁山鄉三元、利明、五一三個村成立聯合黨支部，在各村設立黨小組，由尚未成為中共黨員的父親擔任三元村黨小組組長！毫無疑問，父親對黨的忠誠和對鄉村革命事業的熱愛程度得到了當時鄉里主要領導的肯定。

1958年，三元村單獨成立黨支部，父親是首任支部書記，直至1983年卸任（當時已改稱大隊書記）。1956—1983年，除去文化大革命期間停止履職1年，總共當了27年的村支書或村黨組織的實際負責人，其間還連續兼任中共漁山鄉黨委委員。

父親是一個頗有領導才能的村干部，在鄉里（至少在我家周圍那幾個村）一直享有很好的聲譽。村里人說他正直、大度，有愛心、肯吃虧、有擔當，辦事公道、不貪便宜。我小的時候，只要我父親在家，社員們家里家外但凡有什么長長短短、磕磕碰碰的事，就一定會過來跟他念叨念叨，看應該怎么解決。父親聽完后，往往三言兩語就能把問題說清楚，該怎么辦就怎么辦了！

父親這種幾乎無師自通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我一直都特別佩服的，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大半生。

朱玉賢父親朱根泉近照（記者 駱曉飛/攝）

我心中的父親

我是1955年農歷十一月份出生的。從我有記憶開始，父親永遠是忙碌的，白天晚上都忙。去縣里開會，去鄉里開會，去村里開會，再加上田里、地里和山上的各種農活都不能耽誤。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季節一到，該干的農活要是沒干，到秋天了該拿什么交公糧？一家人又靠什么度過漫長的冬季？

那時新中國成立沒多久，美國人又強加給我們一場朝鮮戰爭，使整個國家陷入困難境地，即使位于魚米之鄉的江南農家，一日三餐也很少有白米干飯。過年時雖然也打點年糕，但媽媽總要添加很多玉米粉，吃起來有很粗糙的感覺，我不喜歡，但沒辦法，不吃會餓死的。

我小的時候，除了掰著手指頭算還有多少天過年（到那時就有好吃的，能吃飽了）之外，就是盼著我爸回家。他回來了，中午晚上就會有干飯。在那個糧食匱乏的年代，我媽要保證養家糊口的男勞動力能吃飽，下地干活掙工分。孩子們當然也很重要，和爺爺一道放在第二順位。最艱苦的是媽媽自己，我直到現在都還有點不敢相信，她究竟是怎么熬過那些艱難歲月的。如果爸爸回來了，不光有白米飯吃，他還往往會給我們帶點小零食回家。

父親后來跟我們說，早年參加區、縣甚至省里組織的會議，每天會發幾分或一兩毛錢的津貼，他就全部攢起來，給我們兄妹幾人買些糕點。最常見的是兩分錢一塊的“雪餅”（面餅烤干了上面直接灑點糖霜），兩毛錢一筒，12個，既便宜又耐饑頂事，我們都特別喜歡。

父親是個好農民，干什么農活都得心應手。無論是下水捻河泥、上山砍柴火，還是耕田、耙地、播稻種，統統舉重若輕，不在話下。他是當年生產隊里少數幾個插秧高手之一，插得又快又直，特別拉風。我1973年高中畢業后在家務農兩年，有不少跟他一起在地里干活的經歷。那時，盡管生產隊里已經認定我是十分勞力（干一天記最高檔的十個工分），但無論是插秧、割稻子或是用腳踏打稻機打稻谷，我都遠不如他。

那時，我會不時悄悄地望著父親那黝黑而又有點帥氣的方臉龐，心中不免有一點點的自卑。父親也一直擔心我身體不夠強壯，成不了合格的農民。

父親有一雙特別巧的手，這是我小時候非常深刻的印象。不管家里什么日常用具壞了，無論木工、篾匠還是泥水匠的活兒，他都能上手。經他一捯飭，不一定修得多完美，但肯定能發揮原來的功能。我的手笨，在這方面完全沒有得到他的遺傳。出乎意料的是，我媽并不認這個賬，她常常抱怨說父親就會糊弄事兒，無論什么東西，只考慮如何應付過去，跟美觀不搭邊。

這使我想起若干年前的一件軼事：麥道飛機公司的總設計師周末在家請客，燒BBQ，孩子在前院玩兒童車，不知怎么就出了故障，夫人找他幫兒子修車，結果他弄了半天也沒把車修好，而后院的肉卻烤焦了。所以，無論木工、泥瓦匠、設計師還是學者，術業有專攻，跨行業有風險。

在我的記憶中，作為大隊書記的老爹，從來沒有以權謀私，暗地里撈點好處回家。但可能有一件事例外。在我逐漸長大的那些年（1974年以前），生產隊里采收的頭茶、二茶全部都要賣給國家（不知道是因為生產隊里缺錢還是因為國家有規定的額度，或者兩個原因都有），分給農戶家里喝的只是茶末、簸尖（風選時飛得特別遠的、采收時混雜的大葉片）和最后采摘的三茶。我爺爺會炒茶，因此爺爺、父親連帶我都喜歡喝茶。每年春茶開采時，爺爺就住在生產隊的茶場里，直到頭茶、二茶全部加工出售了才回家。

頭茶生產期間，父親一定會找個機會去茶場看看，用一個小信封裝上能泡兩三杯茶的新茶葉回家。他總會把這信封給我并對我說，兒子啊，嘗嘗今年的新茶吧！不知怎么的，那幾天，我念書、干活的積極性特別高。直到現在，我有時候似乎還能聞到那些信封里帶著淡淡油墨味兒的“一級炒青”的茶香味，那是我舌尖上的家鄉！謝謝父親那點小小的私心，更感謝他博大的父愛！

朱玉賢（左）帶著父母出游（資料圖）

父親留給我的“財富”

有人可能會說，朱玉賢，你那老農民父親能對你有什么樣的幫助啊？要是這樣想，你就大錯特錯了。父親這輩子可能沒在知識和學問等方面有助于我，因為他自己就上了3個月的私塾，他認識的那幾大籮筐字主要還是當村支書后自學的。但是，父親的品行、操守、智慧和高屋建瓴的眼光，確實是我漫長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財富。

1973年1月，我從富陽中學高中畢業回鄉務農。當年的高中生，盡管處于文革期間并沒念多少書，但在鄉下仍勉強算得上是人才。我記得那兩年至少有一次招干、兩次招工的機會，都被父親讓出去了。招干那次跟他爭的是個鄉干部，雖然鄉黨委討論建議讓我填寫招干表，父親卻最終把表格讓給了那個鄉干部的兒子，理由是領導內部要團結。后面兩次招工，第一次讓給了隔壁村一個農民的兒子，因為那人的老爹病亡，母親改嫁，生活困難，那個村的支書跟他商量，他就同意了；第二次縣里又來招工，讓給了跟我同村的一個年輕人，其父原在生產隊的貨船上跑運輸，突遇臺風翻船被淹死，是工傷，招工表就給他了。

兩年時間內，三次送走“跳出農門”的機會，我表面上沒說什么，心里直犯嘀咕，覺得父親沒把兒子的前程當回事。不過，我那向來寸土必爭的母親在這件事上也沒二話，使我感到郁悶。現在看來，似乎父母當年就已經認定這個兒子的“穹頂”可能要更高些？

到了1974年冬天，我經體檢合格，應征入伍，成為一名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臨行前某一天，我跟父親在園子里侍弄過冬蔬菜，父親問我：“兒子，你去了部隊有什么打算啊？”意氣風發的我不假思索就告訴他，參軍走了，沒有10—15年，沒有穿上四個口袋（那時只有尉官及以上軍官才能穿四個口袋，士兵裝都只有兩個口袋）的軍裝，我不會回來的！他看著我停下了手中的活計，語重心長地說：“你有這個決心當然好，但什么事都會有例外，如果你發現部隊不合適你的發展，早點退伍也沒關系。”

入伍不到兩年，我就當了班長。遇上南京步校來招生，連隊有意保送我上學（回來就是軍官），但此時團長來基層考察，私下評價我說：五班長背弓弓的（小時候趴在課桌上背書背的）。他這句話使我感覺到作為一個軍人，我可能缺乏一些行伍氣質，在部隊前途有限。正好有消息說國家即將恢復高考，結合父親在我臨行前的囑咐，我毅然選擇退伍，回鄉參加高考。沒有父親那句睿智的話墊底，我可能真不好意思食言而肥，當兵三年多一點就退伍。

1982年7月，我在浙江農業大學農學系本科畢業并留校任教。一個鄉下長大的農村孩子，突然發現自己留在杭州城里當大學老師，自我感覺那叫一個爽，有點飄飄然。沒過多久，我回老家看望父母，父親跟我說：“兒子啊，你現在大學畢業留校當老師了，什么時候當教授啊？”我嚇了一跳，趕緊跟他說：“大學本科畢業到當上教授，萬里長征可能都還沒邁出第一步呢！”這件事給我敲了一大警鐘，讓我意識到自己還得繼續努力拼搏，實現父親的愿望。

朱玉賢父母在北京大學西門合影（資料圖）

現在回想起來，很多事情，只要警醒了就會有辦法，所以要居安思危。若是沒有父親“叮囑”我的這些點點滴滴，很難想象，我的一生究竟會走到哪一步。

希望越來越多中國老人

都成為人瑞

孝道是美德，百善孝為先。贍養老人、尊敬長輩是每個公民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實際上，讓老人們過上愉快的晚年生活，也完全符合我們自己的生物學需求。

因為健康長壽的父母可以成為我們人生的定心丸。父母給予我們生命，而長壽的父母也暗示了長壽的下一代。

女作家畢淑敏在《孝心無價》一文中說：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父母去人生只剩歸途。真有點異曲同工的感應啊！有一首歌名字叫《最浪漫的事》，歌中唱道：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老！歌里說的當然是情侶、夫妻之間的感情。但仔細想想，到了我們這個年紀，如果父母還在的話，和他們一起慢慢變老，也不失為一件很浪漫的事。

人生七十古來稀。因此，中國民間把七十歲的老人稱為古稀，八十杖朝，九十鮐背，100歲是期頤，又稱人瑞。真心希望父親能成為人瑞，更希望越來越多的中國老人都成為人瑞，因為我們趕上了一個偉大的時代！

朱玉賢父親朱根泉近照（記者 駱曉飛/攝）

朱玉賢/文

來源：富陽日報 駱曉飛 許超/攝 胡紅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