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法規和有關部門，是兩樣神奇的東西，前者代表了一種早已公認確定的且可以應付一切事情的執行規范，而后者則是執行該規范的權力承載。在社會中，這兩樣東西結合起來，就變成一把模糊又確切的尚方寶劍，可以終結一切的糾紛，無論如何向前追溯原因，只要到此，仿佛就遇到了一堵墻，讓人無話可說。

人活于世，如果想說點什么，做點什么的話，必須有個對象，否則什么也說不出，也做不出來。比如抬頭望向天空，就可以對太陽說點什么，可以說太陽東升西落，也可以說太陽西升東落。那么肯定不是所有的說法都是對的，這時，就需要有個判斷對錯的準則。

為什么要判斷對錯，也許太陽升起落下的判斷并不太影響說話的人，但如果無法判斷老虎是猛獸還是朋友，那就是一件性命攸關的事情了。那這個對錯又從哪兒來？

最初這些都來自于經驗，當人們看到自己的同伴被猛虎撲倒喪命，自然就會的出見了老虎要跑的結論。但人的能力并不僅限于此，經過長期的經驗觀察，人們開始從研究中得出一些知識，確定了老虎的習性特點，并將其歸類，這樣就有了一套可以判斷對錯的標準。

而這套標準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可以將其稱為“自然”，人如果說一些關于自然的事情，那么對的情況就是要合乎自然的道理。無論太陽東升西落、猛虎撲食還是萬有引力、能量守恒。

自然就像一座法庭，隨時可以根據其道理來判斷對錯。但其合法性就來自于自然之物的對錯原因都蘊含在自然的世界當中，自然作為一切的理由，就可以充分的判決一切。

然而當涉及到人的一些決定的時候，自然的法則就進入了一個尷尬的境地。因為人的行為，不僅僅遵從了自然的法則，更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的意志。人可以在不受脅迫的情況下決定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這并不是由自然導致的，而完全由人自身所得出結論。

所以，如何判斷一個人的行為的對錯，就成了個難題。

古往今來，人們能得出的最好結論，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明確的來說，就是遵從理性的判斷。比如我不希望別人傷害我，那么我也不應該去傷害別人。由此，對人的行為的判斷，就可以借助于理性，也就是說“合理”成為一種判斷的前提。

有句俗話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理性往往會陷入一種困境，或者悖論，即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往往能夠得到一些矛盾的結論，無論從哪一邊看，似乎都是對的，然后放在一起卻無法自洽。

也就是說，這個人的理性，無法像自然那樣穩定且統一，就算我不想傷害自己，也不愿意去傷害別人，但無法保證有個人天生的就想要去傷害別人，這時的“理”就失去了效率。在這樣的環境中，注定會導致人人自危，互相猜忌，無法共存。

為此，人們必須要模仿自然，創造出一套具有絕對權威的“理性”，讓聚集在一起的眾人，可以充分知曉，并絕對服從。用什么來保證這個權威呢？就出現了立法和執法。

為了彼此能夠順利、安全的生活在一起，人們運用理性，制訂了行為的準則，做什么是對的，什么是不被允許的，然后將這些定義為“法”，人們做事就要“合法”，否則就要受到懲罰，在這樣的威懾下，人們得以獲得一個共同生存的基礎。

但問題在于，這種“合法”的要求，并不像自然一般牢不可破，對照著自然可以看成一個整體，其原因匯集在一個不由人改變的外部世界。但“法”本身的“合理性”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每個人的頭腦中。

也就是人賦予了“法”的“合法性”。當人們選擇遵從一種“法”的時候，則將這種法作為自己行為的準則，或者說一些事情的能做或不能做的原因。但人們同樣可以選擇不遵從“法”，因為并沒有一個強制的東西，能夠讓人一定要去認同。

所謂“法”或“權”，也并不是像太陽一般永遠的閃耀，當法僭越于理，權凌駕于人時，合法性就顯露出危機，那些曾經締約，共同遵守法律的善良之人，同樣也可以罷黜那些莫名其妙的規則，或掀翻看似牢固的牌桌。如果一條法，無人認可，也無人遵循，它本身是沒有任何能力的，它需要權的強制性輔助。而權再大也不可能大過絕大多數人的意愿。

合法性的危機，不是突然顯現，就像巨石上的裂紋，堤岸上的蟻穴，開始并不顯露，人心的判別，最初并不會影響行為。一旦到達某個閾值，當人們匯集在一起，交流著彼此心中標準，發現曾經的合法已經不再合法，人們就推行一個新的規則，即便最初會受到阻力，甚至是權的威脅，一旦這些規則傳遍每一個人，那么黑色玄武巖上的法典就自然崩裂，一切堅固的終將煙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