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身上表現出來的落后性和破壞性，本質上是清王朝專制之惡，與西方殖民主義之惡，在農民身上的反射。

筆者既不同意完美化義和團，也不同意妖魔化，完美化是縱容弱者的愚昧之惡，妖魔化是縱容強者的壓迫蠱惑之惡。義和團值得同情，但是不值得學習和弘揚，我們的這個民族只有告別對義和團的這兩種極端化認識，才能說我們已經成熟、睿智起來了。

這是一個純粹的歷史話題討論，不涉及對現實政治表達什么觀點的意思。筆者對現實問題的立場一貫是鮮明的：反對任何極端民族主義，反對妖魔化外國僑民，以及他們在中國法律允許范圍內的教育文化活動；主張中國與外部進行和平友好交往，以開放心態學習外來文明；支持國家和有關平臺對極端民族主義言論的打擊。只不過覺得當前人們對“義和團”一詞的使用過度泛化和扭曲化，特寫此文討論。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對義和團的評價經歷了兩個極端化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前，把義和團高度贊美化，說它是先進的反帝愛國運動，這時期義和團是不容任何批評的。改革開放以后，以李侃、李時岳、章鳴九、王致中等為起點，開始討論義和團過去為人所忽略的落后性和破壞性，從學術上來講是一個進步，豐富了對義和團運動研究。

不過到了新世紀后，大致以《冰點》刊登的中山大學某教授文章為起點，對義和團的討論越來越脫離學術范疇，一些義和團史或者中國近代史專業研究之外，并且很有輿論影響力的學者，主宰了義和團討論的話語權。他們出于社會思想啟蒙或者表達某些政治觀點的需要，對義和團歷史的選擇性剪輯重構，基本上全盤否定，乃至妖魔化義和團。義和團在社會語境中的含義越來越負面化，幾乎等同于暴民、愚昧、排外的代名詞。現在人們提起一個不好的事情，就會扣上“當代義和團”的帽子。

筆者完全贊同對義和團落后性和破壞性的討論，但是不同意把義和團妖魔化（以及間接美化義和團所反對的那一方）。一些學者把義和團說的一文不值，絞盡腦汁諷刺挖苦，在他們描述下義和團就是一群活該就是被洋人屠盡的愚昧暴民，實在脫離了學者應有的公允持中和人性溫情。今天妖魔化義和團，與當年完美化義和團一樣荒唐，本質都是用政治正確代替學術。

第一, 忽略了天災暴政下農民的極端艱難處境，造反起事全因是走投無路。義和團運動以山東、山西、河南、直隸為中心，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山河四省，這四省在19世紀末世災荒最嚴重的地區。1855年黃河改道，奪大清河入渤海，由于大清河岸堤較低，黃河山東段屢次決堤、災荒連綿、流民四起，為會黨和秘密宗教崛起提供了必備的社會基礎，所以，“義和團、起山東”，不是無緣無故的。

1887年黃河發生歷史上最嚴重決堤，被沖壞的堤壩到了1889年才被修好，據后來歷史學家推算，直接死難者就達150萬-700萬之間，導致了豫北和魯西的赤貧化。1898年黃河又發生大規模決堤，從東明到歷城黃河大堤8處崩潰，僅山東就有二十九州縣被淹。1899年和1900年華北又發生了嚴重旱災，山東91州縣受災，饑民數百萬，毓賢在奏折中說，“樹皮草根且盡”，“餓殍枕藉，倒斃在途”；河南濟源一個縣災民即有近12萬，“彌望千里，飛鳥盡絕，饑民百什成群饑民”，山西絳縣一地餓死人數就達3萬。所以，當時御史高熙韶奏折中所稱“山東平原教案初起之時，實因連歲欠收，貧民無所得食”。

（義和團活躍指數與災害指數密切成正比）

而晚清政權高度腐敗，官方不但救災不力，還不斷增加賦稅負擔。以山西為例，道光二十年攤派到農民頭上的田賦總額為不到200萬兩，而到了光緒二十四年已經超過400萬兩（宣統三年更達666萬兩），也就是說農民負擔增加了一倍多（這期間山西總人口因饑荒減少了400余萬）。山東省田賦定額為339萬兩，1895年后又加教案賠款90萬兩、“邊防經費”90萬兩，另外雜稅、雜捐開始泛濫，多數農戶都到了破產邊緣。中國人素來逆來順受，起來反抗必然是日子實在無法過得下去了，但凡還有半口飯吃，誰去鋌而走險？

第二，忽略了教會及國外勢力的對中國民眾的壓迫，忽略了教會的侵略性質。抨擊義和團的一方，其最根本的歷史依據是，外國教會在華總體上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教會舉辦了慈善、衛生、教育事業，促進中國社會進步，中國反洋教是因為對現代文明愚昧無知，是一種落后反動。所以，義和團運動主要原因是文化的沖突，是“文明與野蠻的沖突”

其實這是脫離事實的一種想象化歷史解釋。外國教會不可否認的產生了積極作用，但是這有時間和空間的巨大差異。從時間上來講，一戰結束非殖民化浪潮后，教會越來越溫和，越來越多的精力放在慈善公益事業，而時間越早侵略性越強；從空間來講，英美新教教會在其管轄教區內積極作用大，而天主教會在其教區內的活動侵略性強。

首先說西方教會傳教士中，抱有很強政治目的的殖民主義者很多，他們來華的驅使動力，本來就不是傳播福音，而是進行文化擴張或殖民掠奪。馬勇先生曾經指出，相當一部分傳教士并不安心于本職，“顯然是以宗教外衣從事政治活動”，像德國安治泰、法國傳教士樊國梁、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等，“都曾向其故國竭力鼓吹過瓜分中國，要求其政府動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

其次教會藉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獲得了治外法權，并且 將治外法權延伸到教民。這方面尤其是天主教會最為突出，因為天主教在本國即強烈干涉政府司法權，他們把這種觀念又帶到中國。而天主教會為了急于擴張，吸收的教民流氓無賴不在少數，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來山東旅行的時候，濟南地區主教直言：“ 在接納新教徒方面，原則有些放松，那些新受洗的人，大半不是好基督徒” ，恭親王也曾經說，那些入教的人往往品行比較惡劣，是“中國人中的垃圾”。

（所以，我們發現教案幾乎所有都跟天主教有關，比如1895年至1899年山東上報到總理衙門的59起教案中，有47起是關于天主教教會的，涉及新教教會的只有12起。山東巡撫李秉衡給總理衙門的咨文中說，德國天主教教會傳教士 “陰險謬疾，貪詐兇橫”，而新教教會的美國教士“頗知禮儀，安分少事，絕不與民競爭，百姓亦禮貌有加”。）

很多傳教士和教民借著治外法權橫行鄉里、逃避賦稅、欺壓平民，所謂“仗教”、“吃教”的人不在少數，美國學者 周錫瑞的《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對此有詳細分析。而清朝地方官在民教發生沖突時，幾乎清一色偏袒教會，以求息事寧人。義和團運動中斗爭矛頭指向教民，也并非完全像一些學者所譏笑的那樣，這是濫殺無辜、撿軟柿子捏，蓋因很多教徒絕非善類，仗勢欺人也是司空見慣。

因此，中國民眾與教會之間的沖突，絕非僅僅是文化沖突，主要還是現實利益沖突。我們以臺灣學者 陳銀昆先生對1860年至1899年之間的990起教案產生原因的分析為例，因文化沖突引發的案件只占6%，而社會秩序原因占39%，經濟利益糾紛原因占22.5%。正像雷頤先生所說，外國教會與中國民眾有文化沖突，更有嚴重的利益沖突。

教會及其所屬的國家，更是接著教案去勒索地方政府，這些巨額賠款又最終落到當地老百姓頭上，所以當地老百姓自然是怨恨有加。比如德國圣言會借著巨野教案，向中國政府勒索賠款19.8萬兩了，還要求當地政府撥付2.4萬兩白銀在巨野、菏澤、鄆城等7處，為教士各建住房1所，可謂造價非常昂貴，要知道那時候北京一個三進四合院售價不過3000兩白銀。德國并且以此為借口霸占膠州灣，將山東劃定為勢力范圍。

比較而言，義和團事發之前，中國境內以德國殖民侵略最為急迫，以德國教會傳教最為粗暴，這是山東教案最密集，反洋教情緒最高漲。所以，義和團產生絕非是用“盲目排外”，或“野蠻對抗文明”可以完全解釋的通的，上述行為給老百姓的直接觀感就是侵略壓迫，有何“文明”而言？

第三，污名化義和團的那些人，以描述義和團運動中的封建迷信和暴力為樂，以義和團斗爭手段之落后性，而否認其反抗之合理性。筆者認為這是不妥的，就像不能以一個人正當防衛措施是否得當，而否認其有防衛權利。防衛不當不值得鼓勵贊揚，過失行為也必須接受法律制裁，但是不能因此就剝奪別人防衛權，說你不該防衛。

更重要的是，農民之愚昧、暴力又來自于哪里呢？還不還是清政府的愚民政策？農民自然只能以宗教迷信為號召進行反抗，民眾只能對外部世界有偏差性認識。還不是因為清朝的專制恐怖政策？最后逼得農民只能激烈的反抗手段來表達意愿，以恐怖對恐怖。

總體來說， 義和團身上表現出來的落后性和破壞性，本質上是清政府專制之惡，與西方殖民主義之惡，在農民身上的反射。就像我們討論孩子教育上所經常講的，孩子行為是家長行為的反射，一個有暴力傾向的孩子，大概率背后有個有暴力行為的家長。 在庚子之亂中的各種荒唐非理性，始作俑者或根源不在于走投無路的農民，農民只不過是罪惡傳遞鏈條的最后承受者，施惡者造什么樣的孽，最后農民就會以什么樣的惡爆發出來。

筆者最認同 戴玄之先生（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南洋大學歷史系主任）的分析：“義和團的大起，因素復雜巧湊。倘沒有列強要瓜分中國的刺激，人民也不會仇外；縱有仇外之心，若無教士教民的欺凌，也不會產生群起排外的事件；縱有仇外之心,排外之事，若無天災頻仍，人民也不會有那樣瘋狂的行動；縱然人民瘋狂反外，若無慈禧的獎勵，也不會促成千古未有的奇變”。他特別強調慈禧為首的滿清反動政府應該負有主要責任，外國侵略者負有次要責任，而“拳民是無辜的”。

（戴玄之先生的代表作《義和團研究》）

某些學者 一味去批評義和團，實質是批評了一個罪惡，而忽略了更大的罪惡以及罪惡的來源。忽略了清政府愚民的事實，專制壓迫的事實，忽略了西方殖民者欺凌中國平民的事實，忽略了人民被強加的不堪忍受的災難，而 把主要精力用在嘲笑造反者的姿勢不夠優雅，豈不可笑？這不僅喪失了歷史學家應有的人性關懷，更是一種將價值觀凌駕于事實至上的歷史虛無。

第四，西方中心史觀影響及雙重標準的問題。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無不以宗教迷信為號召，無不伴隨著暴力，單就距離義和團最近的太平天國運動來說，同樣是以民間宗教為紐帶，帶來至少一億人口的死亡，是庚子之難的百倍以上。就破壞性而言，義和團導致的死亡人數（估計50萬至100萬之間）遠遠不及白蓮教、捻軍、西北回民起義、云南杜文秀起義，奈何國內一些學者最痛恨義和團？奈何義和團被罵的最慘？

還是因為西方對義和團評價左右的因素。由于其他農民起義不以排外為目的，所以外國人并對他們的研究并沒有太多意識形態色彩，并且太平天國借用了若干西方宗教元素，西方甚至對它一度很有好感，而義和團以外國人為斗爭目標，所以在這場運動開始的時候，西方就以“野蠻對抗文明”來構建這種敘事，“黃禍”及傅滿洲這些對中國人丑化符合之大流行，蓋源于義和團。這種敘事一直影響西方史學界對義和團歷史的研究，改革開放后又被部分中國學者所接受。

這些學者提醒要慎用民族主義，處理好與西方的關系這點是非常有價值的。但是因為義和團排外，就對義和團格外貶低，體現了西方中心論下，對農民起義研究的一種雙重標準：對農民起義好壞的評價，不以中國人損失為標準，而以西方的好惡為標準，我們死一些人算不了什么，最可怕與西方搞壞關系。

總之，就義和團的性質而言，首先我們應該肯定它是底層對暴政和非正義的反抗行為，才可以進一步討論它的陰暗面。就它的歷史作用而言，義和團既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也起到了客觀產生了積極作用。毫無疑問，義和團給腐朽的清王朝最后一擊，庚子11年后清政府統治結束；義和團也表達了中國人民反抗殖民的決心，迫使西方放棄了瓜分中國的企圖。

所以，無論是當時親眼目睹義和團運動的人，還是后來學界對義和團的研究，還是不同程度肯定的居多，而全盤否定的為少。肯定義和團的不僅僅包括民族主義者，還有很多外國人或者有長期在海外經歷、主張西化的人。比如從小生長于美國的容閎，與友人論時局時也說：“汝以為義和團為亂民乎，此中國之民氣也。民無氣則死，民有氣則動，動為生氣，從此中國可免瓜分之局。”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說：“我就是義和團。我祝他們勝利。”孫中山在晚年仍舊堅信肯定義和團的立場，他說：“義和團的人格，與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賣國的奸賊比較起來，真是天淵之隔，可怪他們還笑義和團野蠻。義和團若是野蠻，他們連猴子也趕不上”。今天的中國言論場，如果你為義和團客觀說幾句公道話，就被扣上“與狹隘民族主義共情”的帽子也是不正常的。

當下很多人把義和團與納粹主義或當代網絡極端民族主義劃等號，筆者也是不贊同的。義和團的主張和行為與現代國家的右翼極端民族主義，具有一定的巧合性，但是有本質不同。 義和團仍屬于弱者的底層反壓迫行為，它的直接產生動因是受到外來侵害。而西方以法西斯為代表極右翼民族主義，是倚強凌弱，否認弱小民族生存合法性，對別人實施種族滅絕或侵略土地，二者本質不一樣。

當代網絡極端民族主義，具有嚴重排外傾向，但是這種傾向既有中國因遭受國際打壓而產生的天然的民族義憤，也來源于信息失真、信息與現實的錯位，而不是直接來自于受到在華外國人的壓迫、侵害。它的斗爭對象是“假想敵”，而義和團的反抗對象是現實中直接給他們帶來傷害的人。所以，筆者非常討厭把當下的排外言論行為說成是“當代義和團”，這是對義和團的污名化，也是對義和團歷史的歪曲。

總之， 筆者既不同意完美化義和團，也不同意妖魔化，完美化是縱容弱者的愚昧、暴戾之惡，妖魔化是縱容強者的壓迫、蠱惑之惡。義和團值得同情，但是不值得學習和弘揚，我們的這個民族只有告別對義和團的這兩種極端化認識，才能說我們已經成熟、睿智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