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費孝通指出，中國人的關系更加強調角色之間在關系當中的地位的差別。由親向疏、從近到遠排列這些角色身份，使之成為一個位差系統。

欺騙者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開始了對自己熟人關系的濫用。“殺熟”對象是，往往遵循是差序格局從疏到親的順序行為的這種倒差序格局性，從情感性來說是由欺騙者對于人際關系中親疏關系的心理梯度決定；從工具來說，由各種關系所具有的稀缺性程度和穩定性程度決定。

用大白話就是，專門宰熟悉的人甚至親密的人。利用的就是熟悉和親密會產生的信任感，這是人際關系中最壞的一種模式。那些深陷傳銷組織，或者賣保險的，往往會對身邊人下手，陌生人他們也沒本事騙。

到了網絡時代，殺熟有了新的內涵，也就是你越常用哪些網站和APP，網站和APP利用后臺大數據分析就越了解你的喜好，對價格是否敏感等信息，你用的越多同時也說明依賴性越強，于是對于常客來說，可能付出的價格反而要比新用戶更多——畢竟要用廉價來對新用戶產生粘性。

這種新時代的殺熟我們不陌生，已經討論了很久很久，當然也沒什么結論和結果。有時候價差也不大，懶惰的人如我就很容易忽略過去，畢竟用順手和習慣的app，也不可能說不用就不用，改變一個習慣是很難的。

因此雖然不斷有討論，基本都無疾而終。最近，關于殺熟的話題又來了。

近日，億歐創始人黃淵普在朋友圈喊話攜程聯合創始人梁建章，質疑攜程“大數據殺熟”的圖片在網上瘋傳。

為什么會瘋傳？還不是因為于大伙的心皆戚戚焉么。

攜程方面給出的解釋是，“機票價格都是航司根據需求隨時在變動的”，但這個理由無法讓黃淵普滿意。之后黃淵普搜索了幾趟國際航班，發現不少航班在攜程的價格都高于其他平臺。

因此，黃淵普產生了兩個疑問，一，攜程的最高會員購票不存在價格優勢？二，和其他平臺相比，攜程本身不具備價格優勢？

就此事，攜程方面對媒體表示，攜程不存在“殺熟”的情況，國際機票的價格會有波動，顯示價格不同可能是“對接的價格在緩存中”導致的。

這個答復太官方了，只有一個問題：有沒有看的時候是4000多，下單變成3000多，然后買完又變成4000多的例子？如果這種情況也有，那么緩存之說是符合邏輯的，如果這種情況從來沒出現過，難道緩存也有智慧，懂得先用廉價吸引人，付錢時候再漲價？

隨便搜了下，這種事太多了，從訂飛機票訂酒店到打車，甚至從外賣到聽音樂，大數據殺熟的劣跡斑斑。

不信我們一個個來，剛才是訂機票的，我們看看訂酒店有朋友發現的事：

不同的手機，同時打開一個網站，查找一家酒店的時候：

打車：

吃外賣：

甚至聽音樂：

連人民日報都對此發表過評論，講的也算中肯：

可惜講的問題都對，方法卻等于沒說。

一般能這樣做的平臺，都是有相當用戶積累的平臺，甚至就是市場上那頭部幾家，如果都這樣干，講真用戶可選擇余地并不大。

比如我也知道買機票去官網經常會更加優惠，但這就很不方便，得先用平臺去看看有哪些航班，挑好后再看是哪個航空公司，再去下航空公司的app，除非特別閑且特別有耐心的人，普通人很難真的做到貨比三家，大部分還是算了算了。

哪怕一些app口碑早就不咋的，還是得用。相信這些app的后臺們也清晰的知道這一點，于是更加得心應手肆無忌憚，加上有AI加持，更是不必用心，就可以源源不斷的獲取超額利潤。

關于第二條加強監管就更沒必要了，監管結果無非罰款，只要這個社會基礎和根源不解決，那些罰款還是會通過各種殺熟手段撈回去，因為按照經濟學原理，成本總是會讓最終消費者承受。而且，監管過度只會幫助監管者擴權導致尋租空間增大，并不能達到監管本身想要的效果。

那么是不是就沒辦法了，也有。個體不嫌麻煩，可以買個最便宜的手機下一堆類似app專門用來訂票訂餐打車。只是這種所謂的方式跟app大數據斗智斗勇太過卑微太過憋屈，而下面這位胡女士做的就很好，用法律武器控告。曾經有一個案子就是典型的殺熟，主角就是上述那家公司：

這個案子還獲獎了：

然而胡女士僅僅是取得了微小的勝利，因為最后的判決依照現行法律，也就是賠了三倍而已：

我們就計算打官司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收益相比，收益微不足道，對這些殺熟成性的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懲罰。所以下面就有人回復：

這是正確思路，只有每次打官司且打贏后，能獲得高額賠償，才能激勵更多的人出于利益而不是義憤拿起法律武器，利益的驅動要遠遠大于義憤的驅動，這也是市場規律的決定性作用。

除了這個途徑，應該沒有更好的路徑了。

在每個人拿起法律武器前，估計這次討論也會像以往那些殺熟的案例一樣，沉淀在人們的記憶中。

殺熟照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