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達）馬蹄聲如雷，一隊武裝到牙齒的人馬呼嘯著沖進了柴河鎮。周家的兩個少年，仿佛驚弓之鳥，驚慌失措地向西邊的大河奔去。他們跳入冰冷的河水，手牽手，一步步向河心深處走去。河水漸漸淹沒了他們的身軀，只留下兩個稚嫩的脖頸在水面上若隱若現。

（牡丹江市柴河鎮）

　　這兩個孩子，正是柴河鎮“中央胡子”周放之的兒子們。他們的父親，雖然已被蘇軍捕獲并帶入蘇聯，但周放之生前與土匪結下了深仇大恨，又欠下了人民無數的血債。小哥倆的逃亡，不僅是為了自己的生命，更是為了周家血脈的延續，一旦他們遭遇不測，周家便將面臨滅門之災……

從抗日英雄到囚徒

　　再說兩個孩子的父親周放之。他原名周憲，1911年出生于遼寧省輝南縣中央堡村。1928年，他隨父親遷至黑龍江省虎林縣青和鄉，開始了務農的生活。1930年春，周憲加入了邢占清領導的東北軍26旅675團3營9連，擔任二等兵。他不僅文化水平高，而且善于交際，很快便被上級選送到吉林軍事教導隊深造。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吉林城迅速淪陷。周憲不愿成為亡國奴，便與一群愛國同學一起逃離了吉林城，歷經千辛萬苦回到了原部隊。此時，部隊已經重組為抗日部隊——吉林自衛軍。憑借在軍校的經歷，周憲在675團歷任準尉司務長、少尉排長，并最終加入了李華堂領導的“中國自衛軍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隊”。

（民國時期的東北軍士兵）

　　1934年5月8日，周憲從牡丹江乘車去梨樹溝執行任務途中，因出手闊綽、舉止不凡被漢奸認出。在代馬溝，一群日本士兵登車將其逮捕，并直接押送至哈爾濱高等法院涉外庭受審。最終，他被判處三年六個月的有期徒刑。

　　1938年5月21日，周憲刑滿釋放。經人介紹，他前往牡丹江市木材商大島洋行柴河出張所工作。由于他曾是抗日分子，日本人對他的監控從未放松。然而，周憲厭倦了日本探子的嚴密監視，加之發了一筆橫財，他于1944年1月20日辭去工作，回家務農。他購置了三間草房和14坰旱田，從此，周憲更名為周放之，過上了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逍遙日子。

　　抗戰勝利后，社會形勢復雜，秩序混亂，多種勢力各自為政。前偽滿佛塔密村長孟喜祥發起組織了柴河地方治安維持會，自任會長。周放之，這位曾經的軍人，被柴河民眾推舉為維持會武裝代表人。并在9月上旬組建了由任大隊長的柴河義勇保安隊，下設三個中隊，兵力約400人。

（電視劇中的土匪頭目李德林）

　　這支隊伍在維持社會治安、保全地方財產、提供蘇軍糧食供給、組織群眾生產自救等方面，曾一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周放之與匪幫背叛

　　1945年10月末，周放之利用欺騙的手段取得了我軍的信任。在牡丹江省軍區李荊璞司令員的同意下，柴河義勇保安隊被收編為牡丹江地方自治軍第三游擊隊，周放之依舊擔任隊長，表面上看似歸順，實則心懷二心。

　　不久之后，牡丹江省軍分區26團在團長楊德山的帶領下進駐柴河。26團人員構成復雜，楊德山因是李荊璞的前岳父而行事獨斷、霸氣十足，加之楊的副官后來是國民黨濱綏圖佳地下先遣軍第二旅旅長的李德林從中挑唆，使得外來部隊與當地民團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

　　26團對柴河民眾的征稅征糧過于苛刻且頻繁，甚至沒有給周放之留下一絲情面。流言蜚語中，李德林散布著楊團長要鏟除周放之的消息，而周放之也在夜里多次被楊團長斬首的噩夢驚醒，這讓他心中對26團暗生殺機，且開始秘密尋找新的靠山。

　　在這種緊張的氣氛中，周放之與長期盤踞在五虎林等地的張德振、高永安等匪幫秘密結盟，達成了守望相助的協議。他還私下接受了土匪頭子謝文東的委任，將自己編入“國民黨先遣軍第十一師第二十四別動隊”，這支部隊實際上成為了敵人手中的武裝力量，是名副其實的“明八路、暗中央”的胡子匪隊。

　　1945年12月，隨著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發起了猛烈的進攻，牡丹江市周邊的“雜牌軍”在國民黨的“加官進爵”誘惑下，紛紛撕下了偽裝進步的假面具。他們搖身一變，成為了國民黨的“先遣軍”、“挺進軍”、“保安軍”等，調轉槍口，叛變投敵，甘當內戰的炮灰。他們圍攻了以牡丹江省軍區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企圖摧毀我軍的堅強堡壘。

（向日本鬼子投降的謝文東）

　　繼牡丹江軍分區26團一部叛變投敵后。緊接著，周放之的匪部也露出了反革命的真面目。他趁著26團團長楊德山離開柴河處理公務之際，逮捕了26團的政委彭懂等人，這一行動無疑是對革命力量的公然挑釁。

　　在這危急時刻，黨的地下工作者、柴河鐵路工人牛玉昆，立即通過電話向軍區報告了這一情況。李荊璞司令員機智地以軍區司令部開會為名，派車前往柴河，意圖接彭懂和周放之來牡丹江。然而，老奸巨猾的周放之識破了這一計謀，他不僅扣押了人，連車也一并扣下，進一步暴露了他的叛變行徑。

　　面對周放之的囂張氣焰，軍區司令部果斷命令14團前往柴河剿匪。1946年1月12日，嚴冬季節滴水成冰，周放之匪部利用柴河鎮圍墻和西南山嶺的險要地勢，在正南門、炮臺上布置了老炮手和慣匪，負隅頑抗。我軍14團的戰士雖然英勇，但多為新兵，缺乏實戰經驗，在匪徒們借助有利地勢的瘋狂射擊下，我軍無法靠近，剿匪行動最終無功而返……

　　該股土匪將我軍被俘的14名戰士身上的棉衣扒光，兇狠地采取燒紅的烙鐵燙、子彈尖“查”肋條、棍棒拷打等方式，慘無人道地進行反革命報復。更有數名戰士被強行塞入牡丹江的冰窟窿中，而壯烈犧牲。罪行累累的周放之匪部死心塌地與人民為敵。

悍匪頭子的窮途末路

　　1946年1月18日，一名蘇聯紅軍戰士在柴河附近拆除鐵路電話銅線時，被這伙叛匪打死。第二天，蘇聯紅軍司令部迅速反應，派兵對柴河進行了重重包圍，對匪魁周放之進行了誘捕。幾個月后，周放之被蘇軍押送到西伯利亞進行勞動改造。

(東北的蘇聯紅軍)

　　1950年8月5日，兩個截然不同命運的人物——周放之和末代皇帝溥儀同坐一列火車回國，他們終于結束了身在異國的流放生涯。回到國內這之后，他們即將面對新中國的法律和人民的裁決。

　　9月11日，柴河鎮的空氣里彌漫著嚴肅的氣氛，那個曾經在柴河鎮攪動風云的土匪頭子周放之，被帶到了人民的審判臺。審判過程中，周放之的反革命罪行被一一揭露，那些背叛、破壞和殘害等惡行為，成了他無法逃避的罪證。面對著如山鐵證，他的任何狡辯都顯得蒼白無力。

　　最終，周放之因犯下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隨著正義的槍聲響起，周放之罪惡的一生就此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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