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高端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于某論壇中進行了演講 。

樊綱認為， 現在的經濟形勢確實應該已經到了，或者接近到了谷底。 谷底之后還有一個在谷底爬行的階段，還會經歷一段困難的時期。 但是現在該暴的雷都暴了，政策也實行了一定的調整。

為什么出現這種情況？過去幾年我們都說了很多次，包括資本市場不夠發達、大量的財富都集中到了房地產市場，包括房地產市場內部都是商品房等等。

我們的住房自有率是世界上最高的，都集中到住房市場，導致我們的政策各種擰巴。因為不能保障低收入階層的住房，結果就不敢放開高端市場，讓市場去競爭，讓市場價格去調節供需關系。像新加坡那樣，保住了基本面，然后就敢于放開，有錢人可以買高價的房。

在這個階段，我們大概要經歷一段在低谷徘徊的過程。一個危機、一個波動不是一兩個月、一兩年就過去的，40年積累的問題大概需要一段時間進行修補。在這個過程中，很多企業雖然也會出現淘汰，企業內部實現重組。企業集中度怎么提高，大企業怎么發展，小企業怎么淘汰。好的時候沒有人愿意退出，沒有人愿意被兼并重組，只有在低谷當中可以兼并重組。

最經典的就是和日本1991年泡沫破裂以后30年以后的低靡的對比，昨天還有人說，今年是不是今后若干年最好的一年，經濟還要再低谷很長的時間。這個當然不能給出很確定的回答，都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們跟日本做一個對比。1991年的時候，日本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了接近80%，是一個成熟的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國家的水平。我們現在是65%，去年公布的是66.4%，距離完成城市化還很遠。你可以說日本那時候的老齡化問題，但是它是在城市化基本完成之后出現的老齡化，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事，我們還在城市化進程當中。

樊綱指出，最近終于看到了一點轉變，過去很長時間我們呼吁的城市化沒有什么效果，最近發了一個文件，提到要加快城市化進程，包括城市要吸收農民、常住人口進城市，城市要為這些新的常住人口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那才叫城市化。如果這個速度加快，中國經濟的結構會出現一些良性的調整。包括消費，包括對住房的需求。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經濟的潛力還在。從60%幾的城市化到80%的城市化，你想這個潛力有多少？要搞城市化，你必須面對城市化產生的各種問題，你說大城市要吸引人口，要鼓勵大城市的發展，但是大城市出現這些城市病你也要面對。

面對這些問題，面對加快城市化所可能帶來的新問題，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發展城市群。面對大城市的城市病，我們通過城市群的發展，在一個區域里面，通過便捷交通聯系起來的大中小城市區域，實現大中小城市的互補，使得這個區域可以吸收更多的人口，可以有更多的人口進入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帶動進一步的消費、帶動進一步的發展。

城市群為什么可以帶動互補呢？比如說在一小時的生活圈之內，大中小城市可以實現共同增長，實現互補，中小城市為大城市提供空間的互補，大城市為中小城市提供公共服務的互補。比如說醫療，你住到中小城市，需要有醫療，也需要有教育，再加上公共交通等等，這里面就有很多的空間可以容納更多的人口。而公共服務的增長又會帶動公共消費的增長，公共消費也是人們消費總量當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們有時候往往看到的是私人消費，我們看世界各國，經濟越發展，公共服務在服務業當中所占的比重就會越高。為什么需要一些公共機構來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作用，就是因為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公共品，這個公共品提供者是政府機構還是其他機構不重要，包括美聯儲不是國家機構，但是它是公共機構，它發揮作用，它很重要，道理是一樣的。

我們需要通過公共服務的發展來帶動其他的消費，帶動整個城市化的進程。老有人說政府投那么多資，還有沒有地方可以投資？我說你想想我們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還缺多少，我們的公共基礎設施，特別是學校、醫院，我們的醫院現在仍然是人滿為患，我們其他的公共服務仍然有發展的余地，仍然有投資的余地。

所以我們有一個概念，叫做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是多少。如何把潛在的能力發揮出來，這是我們的問題。

中國的潛在增長率還不是很低，研究團隊的分析認為，當然不會再是過去的7%左右，但是5%仍然是有可能的。當然全球大變局、美國對我們的遏制、全球化受阻等等，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因素。大家也有好多觀點認為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到不了那么高是現實增長率。

如果我們的政策都是適當的，如果政策都是努力把這些潛在的能力發揮出來，包括通過體制改革、通過進一步的高水平開放，努力去做我們該做的事情，努力去做我們在世界上能夠做的各種事情，把我們的潛力發揮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