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皖劇團 證章”的由來

潘 英

　　安慶市黃梅戲劇院近日通過走訪調查、并結合文獻資料研究，對安徽中國黃梅戲博物館所陳列的展品——“安徽皖劇團證章”的由來，以及曾想將“黃梅戲”定名為“皖劇”的這一想法，進行了深入了解。

　　“安徽皖劇團證章”，曾被安慶市民彭保友先生收藏。彭先生于第四屆中國（安慶）黃梅戲藝術節（注：2006年）期間，將該證章送至安慶市博物館。現在，這枚證章陳列在安徽中國黃梅戲博物館。

　　在黃梅戲史上，將“黃梅戲”定名為“皖劇”的想法，曾先后產生過兩次。一次是在民國26年（即1937年）【注：是1926年，還是民國二十六年？】；一次是在1952年。

　　第一次定名“皖劇”的想法

　　民國26年（即1937年）【注：是1926年，還是民國二十六年？】，一群演唱“府調懷腔”的民間藝人在安慶市區有了固定的演出場所（租借了吳越街中興旅館二樓），分散活動的黃梅戲藝人得以集中起來登“臺”演唱。這是尚沒有正式劇種名稱的演唱形式進城后第一次在“舞臺”上與觀眾見面，也是它有史以來在鬧市中公開演唱。

　　然而，沒過幾天反動軍警就找上門來。正當演出《余老四反情》時，有幾個便衣警察抓住戲里幾句唱詞，說“有傷風化”， 逮捕了幾位主要演員，關進了看守所。熱心的觀眾對藝人們表示支持，他們到處奔走，爭取到法院公開審判。當時，一位知識分子觀眾捎信給演員們說：“法官要問你們唱的是什么戲？就說是‘皖劇’。人家的京劇、楚劇能唱，為什么我們的皖劇不能唱？”演員們得到支持，在法庭上進行了理直氣壯的辯論，旁聽席上的觀眾又給他們撐腰打氣，終于駁得法官啞口無言而宣布無罪釋放。

　　這些民間藝人被釋后即在原來的地方恢復演出。同時，他們還決定將自己所表演的藝術樣式定名為“皖劇”，并刻下了這枚“安徽皖劇團證章”。

　　不久，抗日戰爭爆發，這批進入安慶市區的民間藝人，又被迫回到了農村；第一次進城演出也被迫中斷；這個尚未有正式名稱的劇種也未能冠名為“皖劇”。

　　第二次定名“皖劇”的想法

　　1952年（注：11月），安徽代表團赴上海參加華東區小戲調演，演出的劇種有：黃梅戲、廬劇（倒七戲）、泗州戲（拉魂腔）等。黃梅戲帶去了兩臺劇目，有傳統小戲折子戲《打豬草》、《藍橋會》、《補背褡》、《路遇》，以及新編現代戲《柳樹井》和《新事新辦》等。

　　此次調演活動之前，華東軍政委員會發文給安徽省文化局，邀請安徽的地方劇種參加華東區小戲調演，并要求其以文件的形式申報參加調演的劇種及劇名等。

　　安徽省高度重視此次調演活動，組織成立了“赴華東調演領導小組”。時任安徽省文化局文化科（注：應為藝術科）科長余耘是小組成員之一。余科長召集了鄭立松等安慶黃梅戲專業人員，多次研討各劇種調演等相關事宜。后來，決定從安慶民眾劇院和安慶勝利劇院抽調安慶地方戲演員，組團赴上海參加調演活動。

　　安徽省向上海方面申報調演材料時，將“倒七戲”改名為“廬劇”、將“拉魂戲”改名為“泗州戲”；并且在這個時候，又再次產生了這種想法：即將當時稱謂眾多的安慶地方劇種定名為“皖劇”、成立“安徽皖劇團”。

　　但后來由于又有人指出：“‘皖’是指安徽的意思。這個地方草臺的小劇種的發展與流行均在安慶，而安慶已不是安徽的省會城市，怎么能組成‘皖劇團’呢？”最后，只能在眾多對這個劇種的稱謂中，選擇了“黃梅調”三字。

　　1952年，上海《大公報》對此次上海調演活動進行評論時，使用了“黃梅戲”三字。從此，“黃梅戲”正式見諸于官方文書及報刊之中。

　　就這樣，“安徽皖劇團證章”雖已刻好，但“皖劇”這一名稱最終卻并未得到使用！

　　賀綠汀（時任上海音樂學院院長）撰文

　　載1952年11月15日《大公報》

　　參考資料：

　　陸洪非《黃梅戲源流》，安徽文藝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原載《黃梅戲藝術》2016年第1期

　 2016年06月01日《安慶晚報》第B11版：月光城·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