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有一位著名畫家，跟蘇東坡齊名的畫家，他就姓米（米芾）。我們要注意，米這個姓在唐代，更不要說是在北朝了，肯定就是波斯人。他必定就是伊朗人或者外伊朗人的后代，弄不好還有很重的白人血統。

但是等到宋代他跟蘇東坡交往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很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了，是文人畫的代表。他的祖先在唐代或者五代初期如果還會畫畫的話，肯定不是畫文人畫，肯定是畫宋徽宗和李思訓喜歡的那種金碧輝煌的、用巴達克山染料或者昂貴的西域材料之類的寫實畫。

寫實畫變成寫意畫，首先就是材料的退化，就像是協和醫院變成了屠呦呦一樣。協和醫院是什么呢？是洋鬼子傳教士的醫院，用的都是西洋藥品。

而屠呦呦只有用貓idea去試驗無數種中草藥，好不容易從中草藥當中找出一種能夠治瘧疾的藥，那逼格就不是以道里計了。

文人畫就是水墨畫，水墨畫的特點是什么？它只需要用墨就行了，墨是很便宜的，本地就可以產。而寫實畫呢，像李思訓那種金碧輝煌的畫，在唐朝是非常流行的畫，那是要用全世界各地、西域來的各種昂貴的進口顏料，像協和醫院的青霉素一樣貴。

為什么從便宜的材料變成了赤腳醫生的材料？當然就是因為西域交通線斷絕了。等到宋代的時候，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已經只能用便宜的土材料，就好像屠呦呦那個時代普通的醫生也只能用中草藥了。

但是宋徽宗和錨一樣，他是皇帝。老百姓再窮，士大夫再閉塞，皇帝總可以花高價到和田去進口一些玉石和顏料來。所以，北宋全國就只有宋徽宗他老人家能夠自由自在地像唐代的普通士大夫一樣用昂貴的西域顏料。

像米家這種，照現在的話說，祖先是哈爾濱的猶太人或者是澳門的葡萄牙混血兒，本來應該是拉攏對象的，但是幾代人下來，拉攏價值消失了，也就變成普通士大夫了，也只有能夠乖乖地、可憐巴巴地用士大夫的普通水墨顏料了。材料不足怎么辦呢？就只有用心理素質和藝術素質來湊。

水墨畫本身的材料是很便宜的，也畫不出什么彩來，先天限制了你的境界。所以，你要是講境界的話，那你就只有講你私人的意境。意境是不用花錢的，主要靠你的開腦洞。通過意境來標榜自己的逼格，是普通文人都能夠做得到的，這就不再需要材料和技術上有什么進步了。

事實上，宋代南宗興起北宗退化，材料和技術是不斷退化的。這本身就是一個瓦房店化，跟殷商青銅器到了西周和東周不斷退化是一個道理，歸根結底的原因還是西域交通線的斷絕。

當然，米家是一個伊朗大族，他們在很多地方都有分支，不僅僅是在揚州，但是揚州的米家的人口是非常多的。像《太平廣記》這類的小說就曾經描繪過米家的小姑娘之類的故事。他們漸漸就被同化了，被同化的原因是什么？他們和他們祖先的生命之根切斷了聯系，然后他們就變成李卓吾（李贄）這樣的人了。

李卓吾是誰呢？他的祖先是阿拉伯商人，在沿海一帶做買賣，有自己的像工部局一樣的租界地。然后蒙古人來的時候他就叛宋降元，很威風了一陣子。

明太祖搞鎖國政策的時候把他們的出路給搞絕了，他們再也做不成生意發不成財了，所以就只有像普通的讀書人一樣當士大夫，于是就產生出了李卓吾這種人。你單看他的名字，你不知道他的祖先其實是波斯人或者阿拉伯人。這就是瓦房店化和退化，文化意義上的漢化和技術意義上的瓦房店化是同步展開的。

揚州本來是國際化城市，對于中古時代的話，洋人就是波斯人和印度人，就像是近代的洋人是英國人和法國人一樣，洋人比本地人還要多。

后來南唐歸宋以后，雖然富余的殘余還沒有消失，就像是今天 統治下的上海雖然已經切斷了英國人那條生命的根，但是因為有英國人建設了那么多年的根基，上海還是比南京和蘇州要稍微富裕一點，但是已經進入吃老本的階段了。他們最精華的那批人，什么猶太鋼琴家那些人，早已經走了。

剩下來的人，像張愛玲他們家那樣留在上海的人，就漸漸被同化了，漸漸變成普通的小市民了，漸漸變得跟蘇州人和常州人沒有什么區別了。再過幾十年，它也就是蘇州和常州；蘇州和常州再過幾百年，如果帝國不解體的話，它也就是駐馬店那個德行。駐馬店在孔子那個時代也是當時的上海。整個發展脈絡就是一個生態性的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