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15日，也就是農歷的六月初六，在天剛剛蒙蒙亮時，2男的秋瑾被押至紹興山陰縣軒亭口當街斬首，血濺三尺白練。據報載，遇難部的秋瑾“身穿白色汗衫，外穿原色生紗衫褲，腳穿皮鞋，釘有鐵鐐，兩手鏄”“行至軒亭口，秋瑾不做一聲，唯注視兩旁諸人一周，即俯首就刑。觀如堵”。

軒亭口一向是處死強盜的地方，按大清律例，女子犯罪一般用絞刑而不用斬首，在社會各界要求廢除殘酷肉刑的呼聲下，作為新學新女性代表的秘瑾被地方殘忍處死，引起了輿論的強烈反響。

因一女子改變人生

秋瑾，小名玉姑，別號競雄，祖籍浙江紹興，1875年生人。秋瑾的童年在廈門度過，17歲那年，父親官調湖南，秋瑾隨家人入。3年后，秋瑾和湘潭富紳之子王廷鈞成婚，次年生一子。1899年，王廷鈞捐了個戶部主事的京官，隨后秋瑾攜子赴京，1900年回湖南，次年再生一女1903年，后王廷鈞回北京復職，秋瑾隨同至京。

如果沒有與吳芝瑛做鄰居的話，秋瑾的人生或許與其他傳統婦女一樣在家相夫教子，于默默無聞中度過平凡的一生，但與吳芝瑛相遇后，秋瑾的命運被改變了。吳芝瑛的丈夫當時也在戶部任職，他們同住在繩匠胡同，兩位女子由此相遇，并成至交。

吳芝瑛比秋瑾大10歲，別號“萬柳夫人”。她的出生背景與秋瑾極為相似，其父曾任寧陽、禹域、蒲臺、武城等地知縣，其伯父、晚清名士吳汝獎是曾國藩的入室弟子，是當時知名的詩文大家并被譽為最后一個“桐城派。與秋瑾一樣，生于詩書之家的吳芝談也是一位工詩文、善書法的女才子，秋瑾相遇后，兩人一見如故，無話不談，并結為義姐妹。

盡管局在戶部為官，但吳芝瑛之夫與秋瑾的丈夫規相差甚大，吳芝瑛的丈夫善詩而有才名，其思想維新，曾在京開設文明書局，并與人合辦東文學社，頗有影響。秋瑾的丈夫王廷鈞則不同，雖然其出身富，亦不失為翩翩公子，但是個地道的紈绔子弟，與秋瑾成婚后，兩人“琴瑟異趣，伉儷不甚相得”。

在吳家接觸了許多新學書刊后，性格原本就豪爽的秋瑾眼界大開，膽識劇增。也就在這個時期，秋瑾的作風發生突變，她不愿再過這種飽食終日、碌碌無為的日子，而對婦女解放有著強烈的向往。

這期間，秋瑾改易男裝，并在公開場合露面，由此引發了與丈夫的尖銳矛盾。王廷鈞出去吃“花酒”應酬時，秋瑾也女扮男裝出去看京戲，最終夫妻反目。

1903年中秋節，秋瑾從家中出走。半年后，她不顧眾多家人的阻撓靠變賣首飾等物湊足了學費和路費，最終踏上前往日本留學的道路。離國之日，吳芝瑛邀集眾女友在陶然亭為秋瑾餞行，吳芝瑛于席間揮毫作聯：“駒隙光陰，聚無一載;風流云散，天各一方”，以志別緒。

盡管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但秋瑾最終選擇了“娜拉式”的道路，這在當時無疑是驚世駭俗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秋瑾在作出這個決定的同時，實際上也拋棄了過去那種傳統女性的身份，甚至不乏母性的丟失。留日期間秋瑾僅探視過一次子女，其目的還是向公公索款辦學。當朋友問起她的家庭時，秋瑾只是淡淡地說：“如隔世矣。”

赴日后，秋瑾變了一個人

在日本期間的秋瑾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生，1904-1905年，秋瑾至少參加了光復會、同盟會，1905年春，秋瑾又一度回國并先后拜訪了蔡元華、徐錫麟，由此最終走上革命的道路。1905年7月，秋瑾再次來到日本并被推為同盟會浙江主盟人。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此時的秋瑾無疑是特立獨行的她已完全褪去了女性的。她衣著而政穿日本和服、腰佩倭刀，并改名為“競雄”。

日本女子教育家服部繁子的回憶，秋瑾與之初次相見時，“高高的個頭，蓮務的黑發梳成西洋式發型，藍色的鴨舌帽蓋住了半只耳朵，藍色的舊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體。這個裝扮，讓服部赟子完全不辨雌雄，而秋瓘的話更是讓她感到震撼：“我之所為，并非載人之事，是為天下女子。我要讓男子屈服。我要做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1905年，日本頒布《清留學生取締規則》，留日學生大嘩，陳天華海自盡。追悼會上，據說周樹人、許壽裳等人主張繼續留在日本讀書，而秋瑾力主回國，以示抗議。

之后，秋瑾踐守諾言，返回國內。她開始到浙江吳興潯溪女校任教(校長為其好友徐自華)。兩個月后，秋瑾赴上海設“銳進學社”，作為光復會聯絡點。

1906年冬光復會領袖徐錫麟派王金發找到秋瑾，請她主持紹興大通學堂事務，實則舉義準備力量。為掩人耳目，秋瑾主持大通學堂時以“新學”相號召，紹興知府貴福也為之迷惑，并曾前來參觀并送對聯：“竟爭世界，雄冠全球”，賓主雙方還在校內攝影留念。

暗地里，大通學堂實為聯絡站，但徐錫麟于1907年7月6日倉促起事后，兩人通信被貴福發現，浙江巡撫張曾揚急電紹興知府貴福派兵查封大通學堂并拘捕同黨。

7月13日，貴福會同山陰縣知縣李鐘岳、會稽縣知縣李瑞年(紹興為府治所在地，同時又是山陰、會稽兩縣的縣治所在地，大通學堂屬山陰縣管轄)，并由常備軍第一標第一營管帶徐方詔督率一營之兵圍提大通學堂，當場抓獲秋瑾、程毅等 13 人，另有 10 余人逃散。

秋瑾等“人犯”隨后被押至府署，由知府貴福與李瑞年、李鐘岳連夜“會審”，但當晚的審訊毫無結果，之后貴福又命山陰知縣李鐘岳繼續審訊。

李鐘岳為科舉中人，為人寬厚，不忍心對一女子施用酷刑，而秋瑾只以“秋雨秋風愁煞人”七字相答。貴福聞之大怒、隨后氣勢洶洶地責間李鐘岳：“為不用刑訊，反而待若上賓？”李以“均系讀書人，且秋遵又系一女子，證不足，礙難用刑”回稟。

秋瑾因“徐錫麟案”牽連而起，但后者系刺殺恩銘，情況極其重大，“秋瑾案”被波及也在所難免，但是并沒有直接證據證明秋瑾與刺殺案有關，但是貴福或為邀功心切，或為洗脫與秋瑾與曾經交往的嫌疑(或兩者兼備，殺人滅口)，竟親赴杭州面見浙江巡撫張曾揚并報告案情，以除之而后快。張曾揚聽了貴福的話后，即下手諭：“就地正法。”

當天深夜，貴福趕回紹興府署并立即召見李鐘岳，令其立即處死秋瑾因案未結，李鐘岳抗辯曰：“供證兩無，安能殺人？”貴福出示張曾揚的手諭并厲聲道：“此系巡撫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殺，在君；宥，亦在君請好自為之!”

死前提出三點要求

受逼之下，李鐘岳將秋瑾提至山陰縣署大堂并宣布巡撫手諭。之后，他頗為無奈地說：“余位卑言輕，愧無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諒之也。”對此結果，秋瑾表現還算鎮定，她只提出了三個要求：“一：準寫家書訣別;二：勿梟首;三：我系女子，勿剝我衣服。”

秋瑾遇難后，輿論一片大嘩，當時各報刊都做了連篇累牘的報道，而其中最大的質疑在于，秋瑾不過是回國辦報辦學的新女性，此案沒有確供即行殺戮，實為“冤獄”。

8月13日，《申報》登出貴福等人偽造的《紹獄供詞匯錄》，以聲援此案。在輿論的攻擊下，貴福也有些慌了手腳，他命山陰縣令李鐘岳前去秋瑾家搜查軍火，但一無所獲。之后，貴福又對被捕的大通學堂學生及教員程毅等6人嚴刑拷打，但還是未能從他們口中獲得秋瑾“竄通”的確證。

當時各報之所以否定“秋瑾案”，道理其實很簡單，秋瑾雖然加入了光復會、同盟會但其“革命”尚處于秘密狀態而沒有公開發動。在大眾的眼里，秋瑾是敢于打破舊傳統的新女性代表，其公開身份是留學生，而且是從事新教育的知識女性，其“無滿受戮”自然激起了奧論強烈反抗。

對此，歷史學者李細珠曾有如下評論：“歷史曾經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在秋瑾被浙江官府以謀亂或通匪罪處死時，當時的一般輿論并不認為秋瑾是革命黨人，并為此與官府展開了激烈的抗爭。”在其看來，歷史人物研究有一種近似于“馬太效應”的現象，因某些歷史因素的機緣際會，某個歷史人物被重點關注與研究，其形象也隨之被放大，而秋瑾有幸成為其中的一個典型。

離奇的“十葬”

更為離奇的是秋瑾的身后“十葬”。秋瑾遇難后，其親屬害怕株連而不敢前去收尸，之后遺骨由紹興同善局草草成殮，葬于紹興府城外臥龍山西北麓；兩個月后，秋瑾長兄秋譽章秘密雇人將秋瑾遺體挖出，放入棺木后暫安于紹興常禧門外嚴家潭殯舍，殯舍主人得知這是“女匪”尸首而迫使其移至附近一荒地，僅以草扇覆蓋。這是秋瑾的“二葬”。

秋瑾死后，其生前結拜姐妹吳芝瑛、徐自華為之哀傷不已，后按秋瑾遍愿，“卜地西湖西泠橋畔，筑石葬之”。1908年2月，秋瑾棺落葬于杭州冷橋西側，吳芝瑛親書墓碑“鑒湖女俠秋瑾之墓”。”此為“三葬”。

1908年10月，秋瑾葬于西湖之事被人告發，浙江強令秋瑾墓遷葬。當年12月，秋瑾家人將西湖畔的棺梓遷回紹興城外嚴家潭暫放。翌年秋，夫家出面將棺骨運至湖南湘潭與秋瑾丈夫王廷鈞合葬。這是秋瑾的“五葬”。

1911年后，長沙岳麓山建烈士陵園，黃興、蔡鍔等相繼落葬，秋瑾墓也隨后遷葬于此，此為“六葬”。1913 年秋，在秋瑾結義姐妹徐自華的要求下，秋瑾棺骨仍還葬于西湖西泠橋原葬處，并在墓邊修有風雨亭和秋瑾祠堂。此為“七葬”

本以為秋瑾將會就此安息，但人算不如天算，50多年后，有人提出“不能再讓死人占據美麗的西湖”，于是西湖邊的那些“死人”墓，便被遷到了西湖的“邊陲”雞籠山，秋瑾、徐錫麟墓均在此處。

不知何故，有關部門在次年又悄悄把秋瑾墓恢復，但在隨后的混亂中，秋瑾墓再次被踏平。20世紀80年代，重建秋瑾墓的呼聲再起，但雞籠山腳下的陵園已種了莊稼、樹木，遺骨無存。后來，文管部門在一株柏樹旁挖出一個陶罐，經有關部門鑒定，該遺骨屬秋瑾。于是秋瑾墓再次被遷回西湖之畔，此為“十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