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神秘長者，生于上世紀三十年代，是新中國的第一批大學生，也是新中國的第一批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此后便在一家農場度過了他一生最寶貴的二十年 ……

談胡適

胡適

如果胡適留在了大陸，五七年的整知識分子，當會拿胡適開刀的。章伯鈞、羅隆基等不夠格。

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適，其實許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人們把握不住胡適，也不清楚為什么批胡適。到1957年反“右派”時，一切都明白了。

其實，而今看來，胡適并沒有被批倒。發起者批胡適的目的并沒有達到。

胡適的兒子胡思杜死得太悲慘（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殺），太可惜。胡思杜當年太年輕。年輕人難免會干出一些糊涂事。

談李大釗

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中共黨史一直回避李大釗。這自然是不客觀的，也是不正常的。

李大釗與胡適一樣，都在尋求救國救民之路。不同的是，胡適傾心歐美，李大釗仿效蘇俄。

李大釗認為，只要能拯救中華民族，走什么樣的路并不重要。但在當時，他認為蘇俄的道路不錯。

談蔣經國

蔣經國目睹并親歷了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對獨裁統治的弊端及危害知之甚深。所以他決定放棄這種統治。

改變一種體制，是會觸犯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蔣經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在改制的過程中，沒有引發大的動亂。這是很不容易的。

談魯迅

魯迅

魯迅總是縱觀上下幾代人，特別是下一代；而當今的人們，只關注自己和兒子。

十九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清楚自己在整個歷史的進步中所處的地位，以及他們所謂的意義和價值，他們是一群歷史的殉道者，人群的素質由此提高。中國知識分子在十九世紀幾乎無所為，二十世紀初只有魯迅苦思冥想，尋求拯救中國民眾于水火的最佳方案，只有魯迅才是在歷史大進步中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一人而已，而且是閃電式地消失了。追隨魯迅的，大多是學其皮毛而已，只有胡風得其真傳。

談冰心

冰心一生都在倡導一個“愛”字。她的愛，是博大的，也是超越了時代超越了政治的，她本人也是這樣。在她的一生中，各個政府，都很尊重她，都沒有難為她。在人們的心目中，冰心是個好人，難為了她，便是和一個好人過不去，便是容不得一個好人。似乎是誰都不愿擔這個名聲。

談蕭紅

蕭紅的《呼蘭河傳》，真實地描述了當時的中國農村，真實地描述了當時的中國農民。當時的中國農民麻木、愚昧、貧窮，這些人，是承受不起拯救民族危亡的歷史重任的。

蕭紅是個人物，值得研究。她的命運，代表了整個民族的命運。隨著時光的流逝，蕭紅的形象將會越來越突出，而她身邊的那些男人，將會越來越黯淡。

《生死場》是蕭紅的一部長篇小說。其實，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不過是生與死的演練場。

談王實味

王實味

王實味終究活得不明白。他有理想主義色彩。

王實味作為個案，并不值得研究。之所以有人研究他，其著眼點也并不是這個人本身。

談胡風

胡風太天真，太善良，太富理想主義色彩。

談舒蕪

舒蕪大節有虧。

1955年，舒蕪把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緊接著，一場轟轟烈烈的整胡風運動就開始了。致使無數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令舒蕪感到痛心的是，并不是他把信交上去了害了那么多人，而是他沒有因此而得到想得到的東西。

舒蕪是2009年去世的，活了87歲。真不容易啊！

談郭沫若

郭沫若

不想談這個人，只說他幾件小事吧。

1958年，他出了本詩集——《百花齊放》，一種花一首詩，以配合黨中央提出的“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有位學生讀罷給他寫信說：“郭老郭老，詩多好的少。”他讀后，感到“后生可愛”，遂答道：“老郭不算老，詩多好的少；老少齊努力，學習毛主席！”

他有一首獻給毛澤東的詩——《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其中寫道：“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還有一首《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于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沖鋒，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不過，他也夠可憐的，兩個兒子都慘死在“文革”期間。面對兒子的死，竟不能施于援手。在晚年，他用毛筆，一遍一遍地抄他兒子的日記，其情可哀、可憫！

談陳寅恪

一般人遇到問題，尤其是歷史問題，輕易不敢開口。害怕說錯，害怕出丑，害怕徒留笑柄。陳寅恪則不同。陳寅恪隨便怎么說都不會錯，還總是給人一種舉重若輕的感覺，因為他對歷史很通透。這也是人們欽佩他的原因之一。

談張中行

張中行晚年風行一時。

張中行的《負暄瑣話》也風行一時。其后他又有了《負暄續話》、《負暄三話》等。張中行自己稱他的《負暄三話》是不三不四。不過，這幾本書依次讀來，是有點“一蟹不如一蟹”。

有人稱，張中行的“行文特點”是：有話則短，無話則長。該說的話，戛然而止，不說了。

張中行那些“沒用的”話，絮絮叨叨，但讀來并不覺得煩，而那些“有用的”話，到到了嘴邊，偏又不說了，但讀者也已“心知肚明”了。這就是高手作文，或者說是“高手作文”的手法之一。

談梁思成

新中國成立后，梁思成看到北京城被大片大片地拆掉了，不禁失聲痛哭。

在梁思成的構想里，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個新的北京。一老一新，狀似扁擔，“日月同輝”。但他的構想被否定了。

談老舍

老舍

老舍這人，很正直，也很正派。

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底層，對底層的人很了解，所以能寫出《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茶館》等優秀作品。

老舍有點曹雪芹的流風遺韻。

新中國成立后，老舍是真心高興，也是真心擁護。他開始用自己的筆來謳歌新社會，諸如《龍須溝》等。也試著去理解共產黨、歌頌共產黨，寫了一些作品，頗有圖解政治的味道，但不成功，諸如《西望長安》等。

老舍的思想轉折，是在反右之后。反右期間，老舍在國外，無緣參加，所以也就幸免罹難了。然而，他回國后，發現他的許多朋友、許多好人，全都成了“右派”，他和冰心一樣，想不通。這事對他觸動很大。自此他就不敢說話了，什么話也不敢說了。反右之后，老舍的創作漸漸回到了寫自身，開始寫起了自己的過去，諸如《正紅旗下》等，不再寫“時新”的“應酬”的東西了。

然而到了“文革”的時候，老舍終于受到了直接的沖擊。老舍的妻子，也因此受到牽連，總是抬不起頭來。在當時的那個氛圍下，他的家人對他產生些不滿乃至怨恨，恐怕也不是誰憑空捏造出來的。為什么這樣說呢？舍先生的凄然離世，自然是因為他受到了諸多不堪忍受的凌辱，但是，老舍先生不是從批斗現場直接去的太平湖，而是回到了家。到家后，不僅連口熱乎飯都沒有，甚至連口熱水都沒有，所看到的，只有白眼和冷漠，不由地感到這個世界委實沒有什么值得留戀或牽掛的東西了。這種幻滅感，可能痛徹心肺。于是才走出家門，去了太平湖。

老舍到了太平湖，也不是去了就跳的，而是在岸邊坐著。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后半夜。如果在此期間，他的家人若能找找他，或者有誰來勸勸他，和他聊幾句，也許他就不會死了。這樣的假設自然欠妥，但無論怎樣說，老舍死得并不決絕。老舍自殺妻子、兒女也有責任。

舒乙關于諾貝爾獎的最新講話在大陸文壇引起了更大的反感，有人譏諷他酸葡萄心理，有人為他與當局一唱一和嘆息，也有老一輩作家大談舒乙的歷史，說舒乙講這些話不足為奇，他本來就是這樣的人。

在北京文壇經歷過“文革”的老一輩的作家中，人盡皆知，老舍之死，其妻胡潔清和其子女也有部份責任。因為在老舍被斗被批，處境最困難、最險惡、最需要親人諒解扶持以熬過關的時候，他的妻兒也棄他不顧，與他劃清界限。一位老作家還記得看過胡潔清當時揭發老舍的一篇大字報，內容是提老舍與他過去一位紅顏知己趙清閣的舊事。趙清閣是一位女作家，抗戰時期老舍一度與她在重慶同居，在北平的胡潔清聞訊后跑到重慶找到老舍大鬧。后老舍雖與趙趙清閣閣中止往來，但胡潔清對此一直耿耿于懷。但大家想不到的是胡竟在老舍身處政治危境的時候，向老舍落井下石，算這一段感情舊賬。

這位老作家說，當時有些人能活下來，就是全靠親人的支持。老舍在那種情況下眾叛親離，走投無路而被迫自殺是可想而知的。

使這些老作家反感舒乙母子其實還不是“文革”中他們與老舍劃清界限的這件往事，而是“文革”后的。他們說，“文革”過后舒乙母子寫了許多文章回憶老舍，從未表示過悔恨，胡潔清回憶老舍之死，完全不提她與老舍劃清界限、寫老舍大字報之事，字里行間還暗示她當時對老舍頗有情義。知情者看了胡的文章很好笑。“文革”后，老舍又紅起來，舒乙母子充分利用老舍的名人效應混飯吃。舒乙本是學化學的，現憑著“老舍之子”的頭銜己儼然成為中國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壇中吃老子飯的典型，知道舒家底細的人，有的直罵“無恥！”

談俞平伯

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明白如話，卻經得住反復咀嚼。

1954年對俞平伯的批判，聲勢浩大，當時好多人都不明就里，也跟著一起痛批，但隨著歷史迷霧的逐漸淡去，人們方有些如夢初醒，原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批“俞”是假，批胡適才是真。

談周揚

周揚在自己挨了整之后，才知道了挨整的滋味，才知道了懺悔。

丁玲之所以至死都不肯原諒周揚，就是周揚往死里整人家。

周揚是文藝界、理論界的太上皇、打手。

周揚與胡風的分歧，始自理論上的。周揚認為啟蒙與救亡是對立的，胡風則認為，啟蒙是長期的，救亡是暫時的。（因為有了日本入侵，所以才有“救亡”之急。）

周揚的懺悔，不僅僅是對個人行為的懺悔，而是對那個時代的懺悔。他意識到了那個時代是錯的。他是在否定那段歷史。這一點難能可貴。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義”和“異化”等等問題，也是長期反思的結果。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周揚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

談夏衍

夏衍整起人來，跟狼一樣。

反右時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長的身份來到中央美術學院，在全體師生大會上說：“中美院是什么？就是小臺灣。”這樣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懼。“小臺灣”什么意思啊？“小臺灣”的意思就是說中美院已經不是共產黨領導了，是一幫國民黨在統治，中美院已成國民黨的天下了。這是什么性質啊？是敵我矛盾啊。一時間人人自危。包括院領導。

當時中美院的領導班子，在批胡風、反右時，特別積極，整了許多人，他們沒有想到，螳螂撲蟬黃雀在后，后來被來了個一鍋端，全給燴了。

然而，“文革”一來，夏衍也開始被整了。被整的理由，說他是“電影藝術反黨黑綱領的炮制者”。其實這就跟他說中美院是“小臺灣”一樣，純屬捏造誣陷。夏衍開始被游街，大會批、小會斗、被侮辱，被毒打，后來又被投進了秦城監獄，長達8年7個月。在獄中，夏衍的右腿被踢折了，卻不給治療，以致造成終生殘疾。

談吳晗

吳晗

吳晗的最終命運，自然很悲慘，但他得勢時、在位時，整起人來卻是一點都不手軟，非常狠，幾近瘋狂。諸如“反右”期間，吳晗在民盟召開的對章伯鈞和羅隆基的批斗會上，做了題為“我憤恨！我控訴！”的發言，火力十足。

其實，吳晗當時的所作所為，不能歸結為“形勢所迫”，而是他一點廉恥都沒有。他不配稱作“知識分子”。

吳晗的死，自是悲劇，但也符合因果。

吳晗的寫作，“意向”太明顯，明眼人誰都清楚。

吳晗的《海瑞罷官》，本來是“遵命”之作，或說是“逢迎”之作，連他本人也沒有想到，他會因此獲罪。

談丁玲

曾經見過丁玲一面。是在1955年前后。當時的感覺，她長得很丑、又老，就像個河北農村的老娘兒們。

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憫之處，其實也“活該”。她在臺上時，整別人也同樣狠。諸如建國初她就起勁地批判沈從文，比郭沫若批得還厲害呢！憑她和沈從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該啊！！

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榮獲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但在當時，比《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更優秀的小說很多，但沒人向“斯大林”推薦啊。

談鄧力群

鄧力群有名的“左”，甚至被喚作“左王”。

其實，鄧力群在他的晚年，應該客觀、公正地看待一些問題了，但他不。一些被歷史證明明明是錯了的東西，他還堅持，這就有點像偽君子了。

特殊的人生經歷，形成了他寧“左”勿右的性格。

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

談曹禺

曹禺

多次見過曹禺，矮矮胖胖的，感覺不大像個作家，更像個商人。

曹禺的戲劇，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積而薄發的東西，其余的就乏善可陳了。而《雷雨》，似有剽竊之嫌。它脫胎于戲劇大師易卜生的名劇《群鬼》。

曹禺寫《雷雨》時，只有22歲，其天賦自然是有的。

曹禺和老舍一樣，建國后，也十分地緊跟政治，積極地投身建設，體驗生活，其結果則是，“收獲甚多，頭緒全無。”（曹禺語）周恩來讓他寫“民族大團結”，他便寫了《王昭君》，但《王昭君》實屬下品；周恩來讓他寫“巴黎公社”，他先是欣欣然地接受了，而后來痛苦萬分，無從下筆，最終竟交了白卷！

談巴金

對巴金的總體感覺是：一個本不該懺悔的人，卻在一個勁兒地懺悔；而最該懺悔的那些人，則總是裝聾作啞。

這，或可稱作是“巴金現象”。

巴金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思來想去，委實找不出哪個“政府”是好的，也不知道哪種類型的政府是好的。1921年春，巴金曾寫過這樣一句話：“妨礙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從有了政府后，我們的自由全然失去，一舉一動都要受政府的干涉。”英國哲學家戈德爾曾寫過另外一句話：“無論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惡，越少越好。”平心而論，這些話雖多少有些道理，卻也不乏偏激。

巴金晚年因為寫了《隨想錄》，而使他的整個人生升華了。

談韋君宜

韋君宜的《思痛錄》，很有價值。比季羨林的《牛棚雜憶》深刻。

談孫犁

孫犁晚年的短文很好。尤其是一些懷人之作，融進了他自己對塵世對人生的諸多感慨。

談流沙河

流沙河

流沙河不錯。人、文都不錯。

他的“右派”被改正后，所反思的，不是個人的苦難，而是民族的興亡。

流沙河的文字，往往從那些碎的撿不起來的小事寫起，讀的時候，也覺得那事兒是你不曾在意的。然而，讀著讀著，便恍然意識到，他寫得其實并不是小事。

這一點和沙葉新恰恰相反。沙葉新往往著眼于大事。但這兩個人，殊途同歸。

談張賢亮

經歷了“反右”，張賢亮被扭曲了。他認為誰都欠他的，他需要社會或他人為他補償。

若“反右”再晚幾年平反，可能就“沒有”張賢亮了。

在張賢亮的作品中，虛構了一個世界，但那個世界，非常骯臟。張賢亮無論是為人還是經商，所缺乏的，都是誠信。

張賢亮與“中國第一美婦”宮雪花的交往，則是真實的他。　

談曲波

曲波從不炫耀自己。

曲波的《林海雪原》，寫了能寫的，隱去了許多不能寫的，這和《紅巖》類似。《紅巖》里，只有甫志高一個叛徒，且地位極低，無足輕重，其實這與史實是不符的。真正的叛徒是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市委副書記冉益智。《紅巖》的作者卻不敢實話實說。《紅巖》的作者將烈士們生前強烈的要求、真誠的希望寫成八條意見，交給了黨組織，但也一直不愿公諸于世。

曲波曾帶一文工團去深山老林慰問軍墾戰士，去后，那些女團員就被搶了。

曲波個頭不高，身體瘦削，腿有殘疾（是戰爭時負傷所致），走路一拐一拐的。見到曲波的人都很納悶：這樣一個文弱書生，是如何在深山老林里剿匪的呢？

談浩然

浩然的一生，其實是場悲劇。

浩然晚年對此也有所悟，但他不愿承認也不敢承認。承認了，太痛苦，可是不承認，同樣痛苦。

浩然晚年稱：“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艷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后悔；相反，我為之驕傲。”其實這樣的話，聽來令人不由地想起某個死刑犯臨刑時說的一句話：“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是真瀟灑還是故作瀟灑？是真愚昧，還是真漢子？唯有他自己清楚，外人難以置喙。

一個小文人，突然得到了他不該得到的東西，或者說他突然得到的東西超出了他的預期，難免會發昏。

浩然在北京作協時，對一些老作家極不尊重，譬如對老舍就極不尊重。

談王蒙

就個人而言，不喜歡王蒙。

王蒙談《紅樓夢》的文字，沒有扎實的考證，學術價值不高，王蒙算不得學者。

王蒙的人品也差些，不如從維熙，不如鄧友梅，甚至還不如張賢亮。

王蒙的經歷，成就了他的文學。他的小說政治氣味很濃。

讀王蒙的文字，確實能感覺到他世事洞明，人情練達。

談黃永玉

黃永玉

黃永玉聰明，但多是小聰明，他筆下的許多文字、故事，多是從古代筆記小說里脫胎出來的，稍加留意，便能看出出處來。

沈從文落難時，黃永玉并沒有看望過沈先生，也不對誰說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但沈從文的聲名得到普遍認可后，他便一有機會，便稱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仿佛他是沈先生唯一的、最近的親人。

談黃苗子

黃苗子的字很好，很有特色。

至于他的“人品”，如當“臥底”的“告密”之類，不便多說什么。在當時那種大的形勢下，他可能也有著他的無奈，具體情況不清楚，很難置喙。

談徐悲鴻

中央美術學院是徐悲鴻親手建起來的。

新中國成立后，中美院的許多領導，都是從延安來的。

延安來的人，對所謂淪陷區的舊人，很是不屑，也不尊重，即便對徐悲鴻也如此。

談江豐

建國初期，江豐主持中央美術學院的工作，任院長。

江豐為人很好，很和藹，但很左，不過，不如周揚，周揚更左。可這兩個老“左”，偏又合不來。一次，周恩來把江豐叫到了中南海，臨進門時，江豐脫掉大衣，用胳膊挎著。周恩來見江豐進來，站起身對江豐說：“坐吧坐吧，這次請你來，是想解決你和周揚的問題。”江豐一聽，立時就火了，他對周恩來說：“我有嘛問題！”說罷，掉頭便往外走，周恩來很尷尬，也很生氣，周恩來將此事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周恩來不能不匯報。毛澤東十分看重江豐，曾對江豐說：“我就把新中國的琴棋書畫交給你了。”聽了周恩來的匯報，毛澤東也很生氣，他對周恩來說：“你去問問他，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其實毛澤東能不知道江豐是共產黨嗎？

后來，即1957年，江豐等一批從解放區來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談張光年

張光年

張光年（筆名“光未然”）等人，是從解放區（延安）出來的，終日都是一副救世主的神色。

1984年，幾個中國作家隨張光年先生出訪日本。當游覽到日本箱根的地下溫泉時，面對冒著熱氣、翻著浪花的溫泉，張光年突然對從維熙耳語說：“維熙，這就是你，還有王蒙、劉紹棠……終于從地層下邊，涌動到地面上來了。”

從維熙回憶說：“難以想象，張光年會在這兒突發這種奇想，把我們五七年蒙難的一代作家，比作為奔涌而出的地泉。”

接下來的話就更牽動從維熙的中樞神經了，張光年說：“當年，我雖然沒有直接處理過你們的劃右問題，但作為一個負責文學工作的老文化人，我有一定的責任——因而在歡迎你們歸來的同時，我常常有一種內疚和負罪之感。”

其實，張光年反右時是沒有“直接處理”過從維熙，可他處理別的“右派”，非常狠。

談吳冠中

吳冠中總是說：“筆墨等于零。”可是，如果沒有筆墨，吳冠中的所有畫作，不都等于零了。吳冠中的筆墨，其實很到位，也十分講究。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吳冠中的畫，都是些小品，將他奉為大師，難以服眾。從美術史的角度看，也很難說他有什么值得記住的作品。吳冠中原是搞油畫的，沒搞出名堂，就改畫國畫了。

吳冠中的一些小文章，寫得確實不錯。

談華君武

華君武太滑。

談顧準

顧準

顧準非常了不起。他把人們在地上建天堂的思想，徹底地顛覆了，或者說，從根本上給扭過來了。

可惜他活的時間太短。假如能多活二十年，哪怕十年，其影響可能會更大。這一點，顧準本人更清楚，他在臨終時說：感覺眼前，全是金燦燦的麥子，等著收割呢，只是沒機會了。

顧準死時很凄苦：妻子已先他離世（自殺）了，孩子們又不認他，想見一面的愿望都得不到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