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委聯合下發：確保零就業家庭“動態清零”。看到這個詞的時候，過去的記憶在鞭撻著我，令人汗流浹背，事是好事，一個家庭整體零就業收入就沒保障。各地要落實“兩優惠、三補貼”，一通組合拳對付零就業，大家感動不。

總感覺似乎是在救誰，又似乎對就業情況難以容忍。歷史上似乎有種延續的態度：需要民眾的角度，比如生育、比如創造和生產，總有一種牧羊的感覺，但是不需要的方面，比如社會撫養和社保、其他保障，民眾需要對自己負責，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視角——人作為一個群體，你是有用的，但你最好自己負擔自己，別添麻煩。

隨著第一批定向家政預備隊即將從高校畢業，年紀輕輕就可以少走幾十年彎路，學了這么多年，干得是不限專業但拼心態的活兒。而對35歲、40歲的“畢業生”們而言，打工半生，歸來仍是少年的工資水平，但你養老金交的多，社保繳費基數一般是高于最低工資標準的，我的是我的，你的早晚也是大家的。

分配是個技術活，分配不精準就導致大水漫灌，但仍然旱的旱死、澇的澇死；所以適度寬松是需要配套策略的。如果說現在是政府主導借錢的時代，直接分配到福利端，比如發錢、補貼收入會比較難，那么以前呢？收入增長的時候，分配受稅收、房價等因素影響，主要是有盈余的一方（私人部門）來補貼需要大基建的一方（政府主導），那么如今盈余的不多，能不能反過來，這個其實比較難。

因為財政是基于稅收、非稅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來的，財政主打的就是分配，宏觀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財政不擅長直接分配，而是間接達成。例如投資拉動、福利統籌，鼓勵特定領域。說白了，政府并不創造財富，而是承擔了維持良好運行環境的責任，當需要救濟的民眾多起來的時候，沒有辦法通過吃大戶來等待財政救濟。財政不是大戶、國家也不是，只是個抽象的概念。

如果孩子亂花錢總是父母負債填窟窿，一來孩子容易屢教不改，反正下回還有人幫著收拾爛攤子，二來父母變得拮據，沒有花錢的能力，攢點錢都給孩子了，這時候不能怪父母節衣縮食。

再舉個例子，好比造車新勢力，市場化的資本都在追逐，造成了有人融資拿去中飽私囊，投資的成了冤大頭，最終新勢力的某些企業融的錢花完了，企業和職工沒收益，但決策者發了財，那這樣的投資、負債就不是好負債，但問題出在對決策的監督上，一句干就完了，但是給誰干的呢？

執行具體職責的是人，人就會有利益區分，所以執行層面會比抽象的更抽象，最常見的問題是效率低。比如放水、降息的過程中，會持續產生不賺錢的投入，這些投入所需的負債以及利息實打實要還的，這會讓負債變得更加危險。注意，對個人來說，缺不缺錢更多是一種主觀判斷，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但宏觀債務是個客觀因素，政府債并不是某一個“其他組織”的負債，它不過是我們所有人的收入為擔保，借錢的主體雖然抽象，但并不獨立，政府要還債無非加稅、債務滾動兩種方式。

你看現在，美元雖然在降息周期，人民幣和美元的長期國債利差仍然在增大，這就是債務承擔水平的問題。國債對應市場投資者來說，是一種選擇，維持國債高收益+高利率，實際上增加市場上消費、投資的成本，如果這種情況下人們仍然選擇投資和消費，意味著有利可圖，或者成本可以負擔得起，收入預期較好。這部分我放到大號的下一篇文章里去寫社融話題。

你不保資產價格，我就去杠桿，這是民間財富的自我保護機制，所以適度寬松貨幣，是應對民間財富效應衰退的反制措施——在增收和賬面資產價格之間，選擇后者。舉個小例子，民企包工頭做項目，發包方可以給你結款，也可以少結款，但再給你一個項目做，民企的財務應收款上去了，但經營性現金流沒有變化，甚至還需要墊資，繼續加杠桿，直到結款這件事發生才能閉環。

如果轉一圈收入要被稅收、社保、還貸拿走，那么可以選擇少花點，少拿點。你可能覺得少花錢如何拉動經濟，換個角度看，政府不一定非得長期承擔拉動經濟的角色，也不一定是最終借款人角色，不是說政府不能舉債，是你公共開支之外的責任越大，就是決策權力越大，就是對分配干預越大，但無法改變的是全民要為債務買單。

既然還錢的人一定是民眾，那如果借的錢不是給我們用的，那就別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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