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樂府創辦人——涂涂，是一個做書的人，他住在大理和成都，“遇見那里的寫作者并把他們的作品變成書的過程”讓他覺得幸福。做過的書包括《詩人十四個》《秋園》《講了一百萬次的故事》《風落之光》《種子落在泥土里》等一百多種。

在2024年12月15日，TEDxChengdu在成都東郊記憶·東區超現場舉辦了2024年度大會，樂府文化創辦人涂涂作為主講人之一，聊了聊志業，道路，和真理。

大家好，我叫涂涂，是一個做書的人。小時候，我癡迷于書，現在，我是一個做了一百多種圖書的編輯，我人生的絕大部分時間，超過40年，都是和書伴隨在一起的。所以我不想用從事出版業這樣的詞匯來介紹自己，對我來說，做書，不僅僅是職業，它更是我作為一個人的志業。

我想用兩個記憶中的時刻，作為志業這個詞的注腳，它們都發生在我大概三四年級的時候，那時候我已經看過了不少書，但還不是很懂一本書到底意味著什么。我們家那時候住在棚戶區，家里有一個堆雜物的小閣樓，有一天我在小閣樓的一個抽屜里，翻到了幾本破破爛爛的書，我猜那是我爸爸青春時代的遺跡：一套毛選，一本電工手冊，還有一本民國作家蔣光慈的文集。這些書我都看不懂，但打開蔣光慈文集，第一篇小說的名字卻深深吸引了我，《少年漂泊者》，這幾個字給了我一種道路和遠方的感覺，并且從那天開始，就一直鐫刻在我的記憶里。另一個時刻，是我在四川少兒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書，是的，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就懂得書是由出版社出版的，而且每個出版社出的書很不一樣，我那時候很迷戀四川少兒出版社，因為它為孩子們出版了一套100多本的《小圖書館叢書》，我在里面的一本《中國古代筆記文選讀》里面遇到了一個句子，“朝聞道，夕死可矣”，小小的我被這句話擊中了，我至今都還記得當時那種渾身顫栗的感覺，從此我知道了世界上是存在著真理的，在生命的終點之前抵達真理，會是一種幸福。

圖片來源于《但是還有書籍2》

中年之后，我開始做書，做著做著，我開始意識到，那些最吸引我的書，都與道路和真理有關，我也開始明白，所謂志業，就是抵達真理的道路，而做書，就是我的那條道路。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我的作者，黃菊，她是學歷史地理的，她用了一句話來形容自己的志業，“沿路行走，直到自己成為道路”，我把她記錄道路的文字結集編成了一套書，就叫《沿路行走》，這些文字記錄了她問道的經歷，也是她成為她自己的旅程。我做了很多這樣的書，里面記錄的是每一位作者，通過自己的道路去抵達或者嘗試抵達真理的努力，或者說，“讓我成為我”的過程，這些過程完全不同，但也正因為不同，才會綻放出不僅僅屬于他們自己，也屬于一個更偉大恒久傳統的，人的力量。

我想把這些人，這些道路，這些力量，這些可能性，講給你們，也講給世界。

阿龍

第一個人叫阿龍，他住在大理，一個很破敗的老院子里。阿龍的職業是畫家，每天晚上，他踩著一雙拖鞋，在大理的街頭擺一個小攤，畫畫，一年四季都是如此。他畫街市，畫貓狗，畫村莊里的老人，畫院子里一顆小小的南瓜，畫萬物有靈，畫萬家燈火。上面這句話，是我為阿龍的書寫的腰封文案。在大理曾經有現在也有很多類似生活方式的人，被認為是某種嬉皮士，但阿龍是不同的，他不需要以嬉皮來彰顯自我，而是在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里，和萬物和人間，發生關系。他窮，但是安寧，在精神上又有那么巨大的富足和穩定，最奇妙的是，他對畫筆下的萬物有一種特別的溫柔，可能因為這溫柔，他的畫里面，有一種絕對的美。我為阿龍做了一本書，《每個晚上，我都在辦畫展》，希望在里面呈現出他的溫柔，安寧和自足。這本書被評上了當年中國“最美的書”，但這本書似乎并沒有給阿龍的生活帶來任何的變化，他依然那樣，簡單的安寧。“一簞食，一瓢羹，回也不改其志”，我覺得孔子說顏回的話，用在阿龍身上特別合適。如果用世俗的標準看，他作為畫家一點也不出名，有人可能會認為他是某種失敗者，但在一個更長的時間尺度里，我想，阿龍是和陶淵明，梵高或者懷斯這些人站在一起的。我相信人類歷史里肯定有無數的梵高，最終是否被看見和認同，那是命運的安排，但人走在自己的道路上，不需要命運。

何大草

第二個人叫何大草，他住在成都，是一位作家，純粹的作家。在作家的身份前面加上純粹兩個字，是因為他幾乎只和文學打交道，卻幾乎不和文學界打交道，這件事情并不容易。而更不容易的是，30年來，他不停地寫，幾乎每天都寫，寫了再放下，寫了再放下，為的是尋找一種，語言的極境。我相信他找到了一些東西，通過放棄。

何大草用衰年變法，來形容自己六十歲前后的創作，這之前的作品，當然也還是愛和珍惜著的，但它們終歸已經是身后的路。而身前的路是怎樣的呢，何大草的小說《隱武者》里有一個句子：“麥子和炭火的味道，讓入冬的空氣新鮮、暖和。何炯焮咬著一管葉子煙，雙手揉面，似在微笑。他眼角已帶了風霜，臉頰有褶皺，不過，還算是一個年輕的鍋盔匠。”我喜歡這個句子，麥子、炭火、煙、鍋盔，共同構建出了一個溫暖的小世界，冬天、風霜、褶皺，又暗示著暮年。生命的暮年也好，文明的暮年也罷，那些風霜和褶皺很重要，但又不重要，重要的是正因為這些風霜，人們不再年輕，不重要的事，衰年依然可以變法，一個人，依然可以“還算是年輕”。何大草喜歡寫歷史小說，他寫了荊軻，李廣，寫了王維，李清照，最近又寫了唐代的畫圣吳道子，他寫了他們臨終的時刻，這些臨終的時刻，構成了某種文明盛世寂滅的氣息，然后，吳道子在一個賣肉夾饃的老頭身上，看到了至圣先師孔子的樣子，他據此創作了孔子的標準像，并一直流傳到現在。我想，對何大草來說，這是來自時間的，微暗的火，因為這火，我們在冬天依然可以有微小的暖意，這火一直亮著，他是這一程的護火者。

我做了何大草四本書，《春山》《拳》《隱武者》《刀子和刀子》，還有四本書即將出版，《金桃》《大慈寺》《印紅》《如夢令》，對于一個只和文學打交道的作家，做書人的責任，是讓他的作品和讀者發生關系，我相信，對于孤身探索文學極境的寫作者來說，這同樣也是一點小小的支持。

阿包

第三個人叫阿包，她住在貴州，是一個文盲。阿包是苗族人，在大山里長大，作為女孩子，她從小就不被允許讀書。12歲那年，她自己上山采茶炒茶葉，賣得了兩塊錢，給自己交了一年的學費，讀了小學一年級，但第二年開始，她賺的錢就需要貼補家用，不能再去上學了。阿包是80年代開始進城務工的初代農民工中的一員，是和我們社會進步甚至騰飛完全同時代的底層窮人中的一員，她因為超生被抄了家，出去找工作結果被拐賣到了河北農村，逃出來后又經歷了收容遣送，她說自己在收容所最害怕的，是寫不好自己的名字，可能就失去了回家的機會。這樣一個可以說是在最底層的女性，通過做家政，做護工，讓自己的兩個女兒都讀了大學，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夙愿。阿包的故事和樂府最著名的一本書，《秋園》有相似的地方，但《秋園》的作者楊本芬是一個天生的作家，阿包不是，她更像一個講故事的人，要把自己作為故事，把那些悲苦和超越，講給孩子們聽，講給全世界聽。所以，她用微信里面的語音轉文字功能，一段一段把自己的人生講出來，再把那些文字抄錄在筆記本上，用這種方法，寫出了一本獨一無二的書，就和她獨一無二的生命一樣。阿包的書名，就叫《阿包》，書的開頭是苗族民歌，《傷心的歌》，阿包說，象我們這樣卑微的生命，也許本來就不應該來到這個世上。但她既然來了，就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哪怕是遍體鱗傷的荊棘路，也可以走得高貴，有尊嚴。

阿包的書是挑戰傳統出版規則的，也的確曾經被出版社拒絕過，但我在讀到書稿的第一天就覺得，這本書必須被出版。你們知道嗎，從閏土到福貴，大地上的普通人始終是被看被寫的，哪怕是被魯迅這樣的偉大作家書寫。而阿包，她自己寫了自己，這是一種當事者主權，這種主權，需要被尊重。

圖片來源于《但是還有書籍2》

八年的做書生涯里，我做了40多位不同作者的第一本書，也就遇到了40多種不同的人生，40多條通往真理的道路。不知道是不是偶然，這里面的大部分作者，集中在大理和成都兩個地方，而且，絕大部分在大理的作者，他們的道路是自己一個人走，有如僧侶，比如在雪山和雪山之間的喬陽，比如把愛情作為修行的寬寬；而在成都，更多作者的道路，似乎更具有社會性，有如火炬，比如在童年美術館里為孩子們賦權的李杰，比如在老年照護和藝術療愈領域實踐著的全科醫生胡冰霜。我想，一個人走也好，與眾人同行也罷，通往真理的道路不同，但生命之光，是一樣的。

2024做書市集《我是外公外婆帶大的孩子》展覽

三年前，我初到成都，和作者吳為見面討論她的書《我是外公外婆帶大的孩子》。吳為是攝影藝術家，那時候剛剛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對于人生何去何從還沒有答案。但是她拒絕了一所大學給出的教職，我問她，你是想當一個藝術家嗎？吳為說不，“我只是想成為一個人”。我是一個做書的人，對我來說，做書的過程，讓我有成為一個人的感覺，我也希望，我做出的那些書，對于一個人的獨立和完整，能有一點小小的幫助。不久前，我做了一本我認為至關重要的書，叫做《學會關心》，這是一本反對標準化教育的書，我在這本書的腰封上寫了兩句話：在冷漠和對抗的時代，我們需要重新學會關心。學會關心，就是學會和這個世界發生鏈接。說到底，成為一個人，就是在既茫然又溫暖的世界里，找到自己那個微茫又堅定的錨點。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