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西根大學宣布終止與上海交大的合作，意味著美國開始關閉中美教育交流最后一個“旁門”——中外合作辦學。

美國全面關閉中美科技人才交流的大門，我們怎么辦？

當地時間1月10日，美國密西根大學在官網上宣布，終止與上海交通大學持續了20年的合作，而原因則是國家安全。

而此前，佐治亞理工也宣布，停止在深圳的佐治亞理工學院的運行，而原因也是政治。佐治亞理工深圳學院的合作方天津大學2020年被列入美國實體名單，佐治亞理工表示因為這一原因導致該校深圳項目無法繼續運行。

據媒體報道，伯克利加州大學也終止了與國內相關大學的合作項目。

為什么？密西根說的很直白，國家安全原因。什么安全原因？人才與技術。

上海交大密西根學院一直是我國高校中外合作辦學的楷模，無論是合作院校層次，還是雙方深度融合的人才培養模式上，都堪稱典范。目前合作的學科專業主要集中在信息科技類，而這類學科人才正是美國打壓的重點與核心。

顯然，美國也開始對中美之間僅存的一點合作——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下手了。當然，主要重點還是科技人才的交流與合作。

早在2018年美國就開始關閉赴美學習科技的大門。

2016年特朗普上臺，大家注意到了貿易戰和科技戰，但不了解的是，特朗普同步推進的還有更重要的人才遏制戰略。貿易戰，美國是很難打贏中國的，尤其是有科技加持的話。因此他同步推進科技戰，打壓華為，進行芯片封鎖就是其中一例。

與此同時，為了全面切斷中國的科技進步，特朗普政府全面推進了人才遏制戰略。因為只要有優秀的科技人才，尤其是拔尖的科技人才，技術的突破是遲早的事情。

在美國重重打壓圍堵下，我們的大模型DeepSeek再次震驚了西方科技界，原因就是有優秀的人才。DeepSeek的成本只有西方著名大模型的10%，讓美國的圍堵大打折扣。

事實上，因為西方在科技與教育上的長期領先，出國留學成為我國拔尖科技人才重要成長通道之一。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就率先重啟赴美留學，我國拔尖科技人才多數都有海外留學背景。2023年新當選的科學院院士中約76.3%都有海外學習經歷。

在某種程度上講，中美博弈勝負手，就是高水平拔尖的科技人才之爭。因此，美國徹底拋棄了曾經高喊的“教育無國界”、“科技無國界”的口號，對中國拔尖科技人才培養下手。

2018年美國政府開始對我赴美留學人員簽證進行全面限制，核心焦點主要集中在兩項，一個是高層次，即博士與訪問學者，第二就是所謂“敏感專業”。與此同時，美國推出“中國行動計劃”，對與中國有科技、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美國科學家發起調查，起訴，抓捕。在發起調查的案例中，90%是華裔科學家，其中就有著名的MIT陳剛教授案。

寒蟬效應下，中美科技交流已經全部歸零，而中美的教育交流，也開始全面萎縮，大量中國赴美學習理工科專業的留學生被拒簽，即便已經赴美的留學生，也往往在外出參加學術交流或者探親后，在返回美國時被直接取消簽證，無法繼續學業。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著名理工科高校本科生出國率一度腰斬，國防七子高校甚至跌去2/3。

拜登政府上臺后，全面繼承了特朗普的做法，唯一的區別是，特朗普只是以美國之力圍堵中國，但拜登卻是團結了整個西方陣營圍堵中國。

去年10月，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更新了其安全審查政策，對來自特定中國高校的申請者實施更為嚴格的審查程序，針對中國多所高校實施嚴格審查。說直白一點，拒絕招收中國學生學習相關理工科專業！不僅僅是瑞士，德國、荷蘭等西方陣營的一些學校也紛紛宣布對來自中國的學生進行專業限制與背景調查。

伴隨時間的推移，進行背景調查的專業逐漸擴展至所有理工科專業。而培養層次上，也逐漸下探至碩士，甚至本科。最近一兩年，美國著名大學理工科專業幾乎不再錄取來自中國的本科生。

去年6月的一次智庫會議上，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公開聲稱：歡迎中國留學生赴美留學，但只能學習文科，不能學習理工科。當有人質疑限制中國留學生，會導致美國缺乏足夠多的理工科人才，對美國科技進步形成制約時，坎貝爾直白地回應：多招印度學生代替。

坎貝爾把過去這些年美國只做不說的事情，赤裸裸擺到了桌面上。去年11月美國發布的門戶開放報告顯示，印度赴美留學生人數再次大幅增長23.3%，全面超過中國，達到了33萬人，占全球赴美留學生的29.4%，位居第一，比中國高出近5個百分點。這也是自2009/2010學年中國首次成為美國第一生源國后，第一次被印度超越。此前，受美國的圍堵打壓，中國赴美留學生人數已經連續下降4年。

密西根大學的聲明表明，除了直接封殺赴美留學后，美國對中外合作辦學這種間接模式也開始“斬盡殺絕”，尤其是高層次科技人才的合作上。

截至目前，我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2657個，數量不少，其中本科及以上的機構和項目1501個，但是高層次，高水平的合作項目并不多，尤其是和美國頂尖高校合作的理工科項目相對較少。

面對這一嚴峻的形勢，怎么辦？

毫無疑問，首先是自強！這也就是黨的二十大提出的提高和加強自主培養人才質量和能力的問題。

同時，我們要在教育交流上加強開放力度，更開放！一是尋找新的方向，第二，盡可能放開高層次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合作的限制。

中美博弈，人家不讓我們去了，我們也管不了，對于僅存的各種交流項目，尤其是和高水平大學合作的項目，我們就不要再自我設限了，盡快放開各種限制，比如對相關教師出國交流苛刻的時間與國別限制，充分發揮高校的優勢，校友的優勢，以及各種學會協會等民間交流的優勢，為中美之間高等教育的交流，保留必要的火種！

同時，我們也需要及時利用特朗普政府上臺的機會，在西方分裂的陣營中爭取一切的可能與機會，以更廣泛的教育開放合作破解這種圍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