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宗永(北京市方志館館長)
北師大陳垣像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摘要]本文從北京方志文獻記錄的角度全面考察著名學者、教育家陳垣先生在北京志書的基本情況,以期從一個獨特角度考察陳垣在北京歷史中的地位。同時,考察其在北京的8處住所及其主要活動,從微觀歷史的角度考察陳垣作為著名學者、教育家對北京歷史記憶的獨特貢獻。
[關鍵詞]北京歷史;陳垣
吾兄陳夫子,書城隱此身。
不知老將至,希古欲彌珍。
傲骨撐天地,奇文泣鬼神。
一編藏頌鼎,風雨感情深。
上面這首詩是著名學者沈兼士先生歌頌陳垣先生的詩作。
前排左三陳垣,右二沈兼士
作為著名愛國學者、教育家,陳垣先生經常利用畢業這一重要時機用題詞的形式寄語即將離校的青年才俊。
1938年畢業生題詞:“毋事浮囂,失禮于人,毋徒顧目前,毋見利忘義,永保汝令名。”
1940年畢業生題詞:“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今諸君畢業遠行,謹書此為贈。”
1941年畢業生題詞:“品行第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身體第二(父母唯其疾之憂),學問第三(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近來同學頗知問學,是好現象,但每輕重倒置,故以此告之。”
啟功在1980年的《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一陳垣先生誕生百年紀念》中寫道:
一九六三年,我有一篇發表過的舊論文,由于讀者反映較好,修改補充后,將由出版單位作專書出版,去請陳老師題簽。
老師非常高興,問我:“你曾有專書出版過嗎?”我說:“這是第一本。”又問了這冊的一些方面后,忽然問我:“你今年多大歲數了?”我說:“五十一歲。”
老師即歷數戴東原只五十四歲,全謝山五十歲,然后說:“你好好努力啊!”
我突然聽到這幾句上言不搭下語而又比擬不恰的話,立刻懵住了,稍微一想,幾乎掉下淚來。
老人這時竟像一個小孩,看到自己澆過水的一棵小草,結了籽粒,便喊人來看,說要結桃李了。
現在又過了十七年,我學無寸進,辜負了老師夸張性的鼓勵!
一、新編首輪《北京志》里記載陳垣的情況
陳垣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長期擔任私立輔仁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長期生活在北京城。
從1958年開始,歷時48載共計172部的新編首輪《北京志》是如何記載陳垣的?本文試圖從地方志的角度考察北京歷史記憶中的陳垣。
在全部172部《北京志》里搜索,可以看到如下20種志書里記載了陳垣先生:《大事記》《西城區志》《海淀區志》《東城區志》《石景山區志》《故宮志》《圖書館志》《檔案志》《民政志》《人民代表大會志》《文物志》《出版志》《博物館志》《期刊志》《對外經貿志》《北京宗教志》《著述志》《中央機構志》《共產黨志》《北京胡同志》。
共計出現了 63 次(表 1)
表1“陳垣”一詞在《北京志》各分志和區志中的出現情況
志書名 出現的次數 備注
1《人民代表大會志》 10
2《故宮志》 9 索引 1 次
3《出版志》 8 索引1次
4《宗教志》 8
5《西城區志》 4 實為3處
6《圖書館志》 4 包括索引1次,實記述3處
7《中央機構志》 3
8《期刊志》 2
9《檔案志》 2
10《東城區志》 2
11《著述志》 2
12《民政志》 1
13《海淀區志》 1
14《文物志》 1
15《石景山區志》 1
16《博物館志》 1
17《對外經貿志》 1
18《共產黨志》 1
19《大事記》 1
20《人物志》 1
共計:20 63
在《北京志》里,“陳垣”出現次數最多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志》,這個可能有點出乎一般人的意料。其實這正從一個角度證明了陳垣先生是新中國新政權建設的積極參與者。
陳垣先生在1949年8月任首屆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代表,至1954年8月任北京市第四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
市各界代表會議代表(1949年8-11月)332名,其他各界代表95名、愛國民主人士39名。
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1949年11月-1951年2月)425名。市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1951年2月-1952年8月)519名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工學生代表45名。
市第四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1952年8月-1954年8月)555名,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工學生代表45 名。
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審查委員會名單23人。
第四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審查委員會名單19人。
第四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二次會議主席團名單69人。
第四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四次會議主席團名單68人。
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由45人組成。
市第四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由69 人組成。
陳垣先生不僅是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還是北京市政協副主席,這是他作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校長的政治活動兼職。
1964年4月3日北京師大選舉北京市海淀區人民代表, 陳垣投票
陳垣先生還是一位博物館專家或者說收藏家。
《北京志·博物館志·館藏文物精品》:“清朝皇帝溥儀的《退位詔書》,1912年2月12日,紙質,毛筆書寫。縱21.5厘米、橫53厘米。武昌起義后,清政府起用袁世凱鎮壓革命。袁世凱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逼迫革命黨人妥協,最終雙方達成了革命黨人同意讓出政府,袁世凱則宣布同意‘共和’并逼清帝退位的協議。在袁世凱的逼宮下,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接受優待條件頒發了退位詔書。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結束。退位詔書由張謇擬稿,經南京臨時參議院付由袁世凱轉交清廷公布。此《退位詔書》由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陳垣購得。1975年,北京師范大學撥交中國革命博物館。”
四詔之一
陳垣對故宮的貢獻巨大。“清室善后委員會(1924年11月20日-1926年4月5日)。委員長:李煜瀛。14委員:陳垣為委員。
“故宮博物院臨時理事會章程,本理事會執行全院事務,以理事9人組成之。第一任理事是李煜瀛、黃郛、鹿鐘麟、易培基、陳垣、張繼、馬衡、沈兼士、袁同禮。李煜瀛被推舉為理事長。
“點查清宮物品。1924年12月20日召開第一次委員會。這時由于政局發生變化,在11月10日,張作霖調軍人關。這次會議議決3點,制定(點查清宮物件規則》18條,從登記、編號,到物件挪動都作了嚴密規定。定于12月22日下午在神武門城樓上召開點查預備會。23日正式開始點查清宮物品。李煜瀛以善后會委員長名義宣布他簽發的一封信。信中說:委員長所兼任的常務委員,請陳垣代理。委員長不在故宮時,由陳垣代理委員長職務。”
1926年7月14日,內閣決定結束故宮博物院維持員的工作,成立故宮保管委員會,聘委員21人,設干事及辦事員若干人。原任董事中只保留了汪大燮、莊蘊寬兩人。故宮保管委員會于7月27日在中南海居仁堂開會宣告成立推舉趙爾巽、孫寶琦為正副委員長。
7月23日下午,全體善后會委員開會商量對策,決定在交接時堅持3條原則:一是請政府明確宣布三件事:故宮不發還溥儀,不變賣故宮,不毀滅故宮。二是由院組織移交委員會,由保管會組織接收委員會逐項點交、接收以清手續。三是發起監督同志會辦理交接監督事宜。
8月2日,趙爾巽、孫寶琦率隨員到故宮博物院就職。第二天下午,兩人出面在清史館設宴招待善后會代表陳垣、江瀚、吳瀛和俞同奎,商談交接手續。
宴會后,陳垣以善后會代委員長身份提出7月23日善后會議決的交接手續3條。新保管委員當即反對,提出一切從簡,先接管,不必辦點交。
陳垣重申善后會主張,說:“萬萬不可。必須點完一處,移交一處,再由新會加封加鎖,即由新會負責。未點以前,所有各處舊封條一律不動,仍由舊會負責。”
新會人員說:“這一來豈不要曠日持久,費事費時。”
陳垣反駁說:“本院同人認為點交為最重要關節,如此才可清手續、明責任。如果保管會不同意點交,就該登報聲明自愿承擔一切責任。此后故宮文物、圖書、珍寶、陳設如有損失,概與舊人無干。”
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時與同仁在養心殿門前合影
由于陳垣堅持點交,趙、孫兩人十分惱火。第二天去見代總理杜錫珪,想得到杜的支持,不料杜認為理應分設移交、接收兩委員會,才有利于交接。趙、孫此舉未達到目的,憤而辭職。趙、孫二人雖辭職,依附于趙、孫的人卻遷怒于陳垣。
他們暗地里通過軍閥張宗昌,指使憲兵司令王琦在8月8日清晨派憲兵逮捕了陳垣,意在報復,也想通過壓力迫使莊蘊寬盡快辦理移交。陳垣被捕后,拘留于憲兵司令部,經莊蘊寬設法營救,當天中午被釋放;但陳垣不肯離開,要憲兵司令說清為什么要逮捕他。
釋放以后,又被軟禁在西安門大街家中。兩名憲兵住進他家,監視他將近一個月之久。陳垣被軟禁期間,國務院秘書長孫潤寧多次催促莊蘊寬交接,由于莊蘊寬堅持點交,趙爾巽等始終未曾出面,交接工作遂拖了下來。
直到9月22日杜錫珪辭職,內閣解體,以趙爾巽、孫寶琦為首的故宮保管委員會也隨之消失。
“到1926年12月1日,又發生了憲兵司令王琦奉張宗昌之命,派副官率憲兵到大院胡同圍困莊蘊寬住宅,欲加逮捕的事件。這是趙爾巽任故宮保管委員會委員長接管故宮博物院,陳垣堅持點交被軟禁之后,莊蘊寬又堅持點交,對此耿耿于懷。趙爾巽在張宗昌家談起了對莊蘊寬的不滿,于是張宗昌命王琦逮捕莊蘊寬。王琦的副官圍困莊宅到深夜一點,京畿衛戍司令于珍和警察總監陳興亞奉顧維鈞和張作霖之命前來解圍,帶走王琦的副官,這件事才了結。維持會發起人在12月9日,再次在歐美同學會集會,通過暫行簡章,推選江瀚為會長,莊蘊寬、王寵惠為副會長,繼續主持故宮博物院院務。正、副會長于12月17日到院就職,指定王式通、陳興亞、吳瀛、李宗侗、馬衡、陳垣等15人為常務委員。”
“1928年10月國民政府任命故宮博物院理事27人。復由理事會推舉理事10人:陳垣為理事。”以上為《北京志·博物館志》之記載。
(編者注:故宮1926年部分,與故宮研究所章宏偉記載的時間不一致,有可能是農歷和公歷沒有注明)
其他各分志記載的陳垣事跡,主要是記載其學術成就。
《宗教志·佛教·文化藝術·佛學著述》:“北京佛教歷史上重要佛學著述依朝代次序有:民國陳垣著《釋氏疑年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清初僧諍記》《明季滇黔佛教考》等。"
《道教·著作綜錄》:“北京學術界對道教文化的關注,開始于新中國成立前北京幾所高等學府的學者對道教的初步研究。北平師范大學教授陳垣等。他們著重在道教經典、人物和思想上作了研究。……陳垣著《記許纘曾輯刻太上感應篇圖說》李志常之卒年》。……這一時期,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對道教亦展開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如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陳垣教授出版《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四卷,陳垣著,1941年輔仁大學排印。《李志常之卒年》,陳垣著,《輔仁學志》1943年12月第12卷第1~2期。”
《期刊志》:“《歷史研究》,雙月刊,創刊時,由歷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輯,中國科學院出版,后改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陳垣、陳寅恪、夏鼐、嵇文甫、湯用彤、劉大年、翦伯贊等國內著名史學家組成。”
《東城區志》:“北平地區組織文物維持會,陳垣等負責。”
《著述志》:“《北京抗日群英譜》,吳家林主編,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該書共收入了吉鴻昌、佟麟閣、趙登禹、包森、白乙化、楊秀峰、陳垣、齊白石、梅蘭芳等30余位抗日英雄、模范和著名人士、群體,記述其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業績。”
1942年4月陳垣在輔仁大學返校節運動會上演講《孔子開運動會》的故事
“《元典章》,原名《大元圣政國朝典章》,元官修,清末沈家本有刊本。中華書局1957年重印出版。該書正集共60卷,分詔令、圣政、朝綱、臺綱、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10門,下分373類,每類又各分條格。記元世祖即位(1260年)至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間的典章制度。另附新集,不分卷,續記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后有陳垣著《沈刻(元典章)校補》10卷和《元典章校補釋例》6卷.”
二、陳垣北京寓所變遷初探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陳垣以監生資格到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因文章不合八股程式,落榜而歸。這是17歲的陳垣初次到京城。從1913年來京工作定居至1971年去世,陳垣在北京生活了58年,他一直租賃房子,這58年中,他一共換過8處住所(見表2),平均7年多搬一次家,這也反映了那個兵荒馬亂的動蕩的時代。其中最短的住了僅10個月。
第一所為宣武門內象來街(1913一1921年),居住8年;第二所為西安門大街(1921-1927年),居住6年;第三所為翊教寺(今育教胡同)(1927-1930年),居住3年;第四所為豐盛胡同(1930-1932年),居住2年;第五所為米糧庫(1932-1937年7月),居住5年;與胡適做了多年鄰居。
抗戰爆發后,第六所為南官坊口(1937年7月一1938年),居住1年2個月;第七所為李廣橋西街(今名柳蔭街)(1938一1939年),居住10個月。
第八所為陳垣故居,是他北京居住時間最長的院落,個人名下房產,在北京市西城區興華胡同13號(原為興化寺街5號),是一座典型的老北京的四合院。1939年7月16日入住,從此才安定下來,整整住了32年,直到去世,是他一生住得最長的地方。他在這里度過了生命最后三分之一的時光。興華胡同位于德勝門內大街南部路東,離什剎海很近。胡同名字因為歷史上的興化寺而得名。
以上這8處地點,見證了陳垣先生的生活和工作,留下了陳垣先生的豐富情感和記憶,也是陳氏后人的重要寄托。
這8處地名,也因為陳垣先生或長或短地住過而具有了豐富的歷史記憶。
表2 陳垣北京寓所和故居變遷情況
序號 位置 時 間 主要活動和成果
1 宣武門內象來街 1913-1921年
1913年3月,在國會會堂附象來街賃屋,定居北京。
1917年春,因搜集和研究明末清初基督教史籍結識英斂之,發表處女作《元也里可溫教考》。此文得自輔仁社課題,馬相伯序、英斂之跋。
1918年開始,美國長老會在交道口129號開展傳教工作。除舉辦查經班、平民夜校、英文班、國語講習所外,還舉行宗教、學術、時事演講會,講員有馮玉祥、王正廷、胡適、陶孟和、陳垣、周作人、司徒雷登、福開森等學者名家。
1920年,創辦北京孤兒工讀園和北京平民中學。請英斂之為書齋勵耘書屋題寫匾額。
1921年,創建北京平民中學(今北京第四十一中學)。
2 西安門大街路南 1921-1927年
1921年12月,出任教育部次長,兼京師圖書館館長。
1922年,歷史博物館留存的部分內閣大庫檔案計62 箱又1502麻袋,經教育部次長陳垣的積極支持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努力奔走,國民政府批準北京大學研究國學門加以整理。這些檔案大部分于1953年由故宮博物院檔案館接收剩余的少部分檔案仍由歷史博物館保存。新中國建立后這部分檔案保存在中國歷史博物館。
1922年5月,辭去教育部次長。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
1923年9月 30 日,研究所國學門師生在城南龍樹寺抱冰堂舉行首屆懇親會。先生言:“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1923年10月9日,完成《元西城人華化考)8 卷29章,由北京大學(國學車刊》和燕京大學(《燕京學報)刊行。同年,完成《二十史朔閏表》。
1924年12月,受清室善后委員會李煜瀛委員長委托代理委員長職務。1925年9月29日,辦理清室善后委員會制訂通過《故宮博物院臨時組織大綱》,設臨時董事會。李煜瀛為董事兼理事長,易培基任古物館館長,陳垣任圖書館館長。館址設在外西路的壽安宮。
陳垣曾師從英斂之。陳的第一篇史學論文《元也里可溫教考》得到他的贊賞,幫助刊印傳世。
1926年1月,英斂之去世,輔仁社的校務由陳垣繼任負責,并積極籌劃建立大學事務。根據當時教育部《私立學校條例》,新的大學定名為輔仁大學。奧圖爾任校長,陳垣任副校長。1927年6月,學校報呈教育部批準立案試辦,輔仁大學正式成立,美國本篤會教士奧圖爾任校長、陳垣任副校長。
1926年8月,故宮博物院同人開會應對趙、孫之議,陳垣被捕。
3 西四翊教寺(今育教胡同) 1927-1930 年
1927年,致許世英公函,將清軍機處檔案和楊守敬觀海堂藏書移交故宮。
1928年,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1929年,任北平師范大學史學系主任、教授,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委員長。
1929年6月,任輔仁大學校長,奧圖爾改任校務長。
1929 年冬,宗教、學術、時事演講會又在鼓樓西重新開始,繼續請吳雷川、趙紫宸、李榮芳、劉廷芳、許地山、陳垣等人為講員。
著《史諱舉例》,由北平燕京大學燕京學報編輯會于1928年刊行。該校出版的書籍有《輔仁學志》《華裔學志》《名理探》《邏輯學》《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中西交通史料匯編》《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吳漁山先生年譜》等。《輔仁學志》編輯委員會委員長由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擔任。1929年6月遷往北平北海公園內。該所主要出版著作有劉復、李家瑞著《宋元以來俗字譜》、陳垣編《敦煌劫余錄》。
4 西城豐盛胡同 1930-1932年8月
1930 年,任北大名譽教授。
1931年,任哈佛燕京學社研究員。
5 地安門內米糧庫 1932年8月-1937年7月
1932年,陳垣在北平輔仁社夏令營的講稿《佛教能傳布中國的原因》(葉德祿記錄)刊行。
1932年8月21日,遷居米糧庫1號。
1933年,為故宮購人兩江總督端方電報檔案(包括蘇報案檔)。
1933年,在東四牌樓清真寺禮拜殿南側興建一幢二層小樓,并于同年月成立福德圖書館籌備委員會。學術界知名人士徐炳昶、顧頡剛、馮友蘭、蔡元培、姚從吾、李書華、陳垣、李麟玉、孫曜等人為籌備委員。
1935年,當選“中央研究院”評議員。
1936年,輔仁大學購恭王府為女校舍,請單士元撰《恭王府沿革考》,為改稿。
6 恭王府東側南官坊口20號 1937年7月-1938年,14個月
日本侵占北平后,陳垣堅持反日愛國。
日偽讓陳垣出任“東亞文化協議會”副會長,月薪幾千元。陳垣回答說:“不用說幾千元,就是幾萬元我也不干。陳垣一直拒絕在日偽機構中任職。
1938年5月19日,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拒絕日偽當局要學校懸掛日偽旗及所謂“慶祝”徐州被日本侵占的命令。輔仁大學就是不掛日本國旗不讓學生參加“慶祝”游行。日偽人員質問陳垣,陳垣說:“自己國土喪失,只感到悲痛,要我們‘慶祝’,辦不到!”
7 李廣橋西街(今柳蔭街) 1938-1939年,10個月
利用每年出版的年刊,在“校長題詞”中傳達告誡和期望,勸同學不要和社會上的敗類交友,要潔身自好,勸同學不要失足,不要顧眼前利益為敵人出力,要有遠大眼光,待國家勝利,告誡同學雖身陷敵區,但做人要正直,要政治上不從敵,愛祖國,這一點做不到,有身體、學問何用?在犬獸橫行社會,要慎交游圖振作以待來年。
8 西城區廠橋興化寺街5號(興華胡同13號) 1939年7月-1971年
著《明季滇黔佛教考》,由北京輔仁大學于1940年8月刊行。
北平和平解放前,國民黨當局3次派人接他去南京。第三次是1949年1月9日,次日《世界日報》報道陳垣已乘機去南京,其實陳垣仍在北平。
各校地下黨組織通過進步教授給尚對時局抱觀望態度的教授和講師做工作。選派學習成績好、教授熟悉或信任的黨員、盟員學生登門拜訪師長,宣傳解放戰爭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希望這些知名學者和教授能夠留下來,投身新中國的教育事業。經過北平地下黨深入細致的工作,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著名畫家徐悲鴻,輔仁大學校長、著名歷史學家陳垣,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等決心留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陳垣在學生陪伴下步行到西直門站在便道上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人城。
至1952年,任輔仁大學校長。
1952-1971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1952 年院系調整,輔仁大學的哲學、經濟、社會系和西語系部分師生分別并人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學院、北京外語學院,其他均并人北京師范大學。
1959年4月18日,在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作題為《希望大批優秀青年投到教育戰線上來》的大會發言。
1961年9月7日,參觀北京工讀學校。
1960年起,在香港《大公報·藝林周刊》發表《書大德南海志殘本后》《談北京雙塔寺海云碑》等文章。
1962年3月,參觀廣濟寺舍利閣所藏佛牙,撰成《法獻佛牙隱現記》。
北京寺廟停靈和舉辦喪事的約有30余家,其中最著名者為嘉興寺,是北京寺廟喪事活動最多的地方,平均每天均有三五家辦事。此處曾舉辦過攝政王載灃、畫家齊白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京劇名演員梅蘭芳等的喪事。
根據陳垣遺囑,其藏書5萬余冊捐獻給國家。
陳垣先生作為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桃李滿天下,具有廣泛的社會知名度,以其豐富的政治活動、社會活動、學術成果豐富了北京歷史記憶,為后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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