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

《小說寫作完全手冊》

《作家文摘》編輯部 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丹尼斯·勒翰: 所有權的榮耀

和許多作家一樣,丹尼斯·勒翰的寫作也是從短篇小說開始的。他想寫雷蒙德·卡佛式的極簡主義小說,但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達到這個標準,所以一篇也沒有發表。1990年,大學畢業兩年后,25歲的勒翰決定嘗試寫一部長篇犯罪小說。三周之后,初稿就寫好了。此后經過反復修改,直到他獲得藝術碩士學位,這部名為《戰前酒》的小說才在1994年出版,并一舉斬獲美國推理界夏姆斯最佳小說獎。

勒翰塑造了兩個明星偵探——帕特里克·肯齊和安吉·熱納羅,他們來自多切斯特,波士頓的一個低收入工人社區,勒翰就在那里長大。在第一本書里,他們是發小,后來成為搭檔,在《圣潔之罪》、《黑暗,帶我走》、《再見寶貝,再見》、《雨的祈禱》和《一月光里的距離》等小說中精誠合作。勒翰并非一般的犯罪小說作家,正如肯齊和熱納羅也不是一般的偵探一樣。與許多虛構小說作家不同,在勒翰的諸多小說里,主角因為目睹或實施過暴力,內心都帶有一些創傷。

寫完這五本系列小說后,勒翰在2001年完成了《神秘河》,這是一個復雜的故事,講述了三個男人在經歷了一件令人不安的童年事件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在這本書中,勒翰突破了犯罪小說的邊界——今天的謀殺案是過去犯罪種下的果。它于2001年出版后,很快就登上了暢銷書排行榜,并被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翻拍成同名電影,還獲得了奧斯卡獎。

勒翰此后的大部分作品都包含類似的犯罪成分,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犯罪小說。他的小說《禁閉島》探索了一名陷入困境的美國聯邦執法官的心理,挖掘出了他內心的惡魔。《給定的一天》是一部龐大的歷史小說,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介紹了一個新的家族——考克林家族,內容涉及1918年的大流感、1919年的波士頓警察罷工,以及歐洲無政府主義者和貝比·魯斯。

這個家族的傳奇在獲得埃德加獎的作品《夜色人生》中得以延續,小說講述了托馬斯·考克林的小兒子喬的故事,他是黑幫老大手下的一個多情的罪犯。在勒翰的第12本小說《世界消失》中,喬成了一個頗有名望的富商,其新生活卻受到了來自過往的事件的威脅。

從用《神秘河》一書打破類型小說的邊界,到為斯科塞斯執導的《禁閉島》衍生劇撰寫劇本,丹尼斯·勒翰的成功讓他越走越遠,但波士頓永遠是他的家鄉——在他的內心和書頁上。

本文配圖：電影《直到世界盡頭》

問:你的第一本小說是怎么寫出來的?

答:最重要的是,那年夏天我真的破產了,走不出財務危機。所以我決定嘗試一下犯罪小說,因為我一直很喜歡這一類型。這讓我有點吃驚,因為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短篇小說作家,然而寫短篇小說緩慢得讓人痛苦。所以那是讓我成為作家的覺醒時刻。

我把它寄給我的朋友斯特林·沃森,一位住在坦帕市的作家,他說這本小說寫得很糟糕,但結構很堅固。他建議我重寫它,我也的確重寫了好幾稿,每一稿都寫得更深、更好。他替我將小說寄給了一個他認識的代理人,大約六個月后,她打來電話要求做我的代理人。兩年里,它不斷被投稿,被拒絕,就在我完成研究生學業的時候,它被哈考特出版公司接受了。

這本書被拒絕過多次,一些出版商只想出平裝本,我說不行。有些人說:“如果你將女主角修改成一個受虐待的主婦,我就出版這本書。”我也說不行。讓我如此堅持的原因有二:其一,我有個出色的代理人,她相信我;其二,我長期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誰也不能讓我更貧窮。

問:你曾說起,犯罪小說的復興要從1978年詹姆斯 · 克拉姆利的《最后之吻》開始。

答:這是一部杰出的文學作品,它相當有深度,是20世紀70年代最偉大的小說之一。將一本書歸為純文學小說出版,并不意味著它是文學;將一本書作為類型小說出版,也并不意味著它不是文學。我在讀克拉姆利時,有這種感覺;讀詹姆斯·艾爾羅伊的 《洛杉磯四重奏》時,有這種感覺;讀詹姆斯·李·伯克時,也有這種感覺。我最后讀到理查德·普賴斯的 《黑街追緝令》時,內心也是如此,然而這本小說在當時并未得到文壇的認可。如果那年出版的最重要的書不受尊重,理由僅僅是它是一部以警察為中心的城市小說,那么整個文壇就完蛋了。就是在那個時候,我說: “也許我應該放手寫自己的類型小說了。”

問:你會按計劃表來寫作嗎?

答:我現在有個計劃表,因為我還得勻出時間去照顧兩個孩子,但我以前從來沒有制定過計劃表。我現在認為,堅持每天寫作非常重要。每天必須要寫一個小時,不然寫作能力就會衰退。

問:你開始寫一本小說時,知道故事結局嗎?

答:對于一本小說,我通常知道三點,其中就包括故事結局。我知道故事的開端、經過、結局,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當我開始寫作,常態是往前走一步,又退回兩步。所以我寫一本書總會花很長時間。

問:在《神秘河》里,你采用了第三人稱,并通過不同人物的視角來敘述。然而,一直到這本書的300多頁,涉嫌謀殺的戴夫·博伊爾才透露自己是清白的。

答:一旦我們知道了這些,就會覺得全書沒有什么懸念了。《神秘河》里的懸念本來就少。“誰殺了凱蒂?”這算懸念嗎? 我不覺得。我會把答案飛快地扔出來。它對我并不重要,如果有人能解開這個懸念,那很好。然后呢? “那天晚上戴夫遇到了什么事?”“為什么戴夫身上有血?”這些都是書里的懸念。那么,我該如何向讀者描述戴夫受到過的心理傷害,讓他們相信他最終會承認自己沒有犯下的罪行?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地隱瞞重要信息。因為戴夫小時候曾被猥褻,內心有陰影,所以拒絕說出很多隱私。我的確有點擔心這樣寫不好,結果它奏效了。

原則是你必須公平對待每個人物。我一直這么做。我經常遇到一些人說:“我讀到 《神秘河》前40頁時,就知道是誰殺死了那個女孩。”這本書里的事件,其實有點像石頭落到湖面,會產生許多漣漪。至于漣漪會波及多遠,會影響到誰,我們并不知道。

問:你曾與遭受身體虐待和性虐待的孩子一起工作過……

答:我在波士頓和佛羅里達州做過治療顧問,通常是在團體之家。在我工作時間最長的地方,我們會從少管所的孩子里挑選那些尚未成為施暴者的受害者。我們要在他們成為施暴者之前拯救他們,因為情況通常是這樣的:若一個人總是被暴打,那么他最終會成為一個施暴者……和那些孩子一起工作的經歷直接啟發了《神秘河》的創作。

問:《再見寶貝,再見》也涉及了兒童虐待。

答:這本書源于一個問題:兒童虐待最壞的表現形式是怎樣的? 我想,我們都認為是性虐待。但事情可能未必如此清晰。難道身體上受虐待就比被孤立、被忽視更嚴重嗎? 所以 《再見寶貝,再見》著眼于各個方面……

這就是阿曼達所代表的東西。她的快樂被剝奪了。

問:在阿曼達被綁架后,她的舅媽向肯齊和熱納羅求救,她和他們一樣,都是多切斯特人。這似乎是波士頓工人階級鄰里之間獨有的義氣。

答:哦,是的,這是一種盲目的義氣。它常常帶有極大的破壞性。與此同時,我來自一個重視諾言的地方。重視諾言和職業道德是一個人最重要的兩種品質,分別體現了諾言的價值和工作的價值。我曾被問到,鄰里是否會因為我寫他們而生氣,我說: “不會,他們不介意,只要你既寫他們的缺點,也寫優點——但你不會像某些外人那樣有失偏頗地評判他們。”

我是自己人,所以我能說,是的,那里有很多種族歧視、很多宗派、很多暴力,而且暴力和犯罪是代代相傳的。但那里也有非常珍貴的友善、和睦,不知用什么詞語來描述,還是稱之為義氣和真誠吧。我從來不會對自己的出身加以掩飾,因為在那里長大是我的幸運。我真不知道假如自己是在伊利諾伊州的奧羅拉長大的,又會成為什么樣的作家。

問:為了寫《給定的一天》,你回到了波士頓。你知道這部小說會寫成三部曲嗎?

答:我知道這部小說的長度會超出我的預期。所以我一開始就寫了很多人物,以便在后文中可以使用。現在這個傳奇故事已經結束了。但也許某一天,我又會回去,用其中某個人物另寫一本書。

問:是什么啟發你將貝比·魯斯寫進小說里的?

答:他是自然而然走進小說里的。他是個偉大的人物,而且特別風趣。小說里寫到的1918年9月到1919年9月,是美國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時期之一,貝比·魯斯正處于其職業黃金期。從那時候起,現代名人開始出現。我想在小說里度過那難以置信的一年。我在給學生上課時常說,有時候寫某些東西,不為別的,就因為它很酷,就因為你喜歡它,就因為你在其中樂而忘返,就因為你會想,既然如此開心,為什么不這樣寫呢。

在嚴謹的寫作方式中,我們往往會迷失方向。所以,不如遵從內心,如果你寫得很興奮,你猜怎么著? 讀者也會感到興奮。

問:你會為寫作而去做大量研究工作嗎?

答:我做了很多。我為寫《給定的一天》花了一年時間做研究。這完全是浪費時間。從這本書開始,當我在寫作過程中需要某個事實時,比如 “1921年一包香煙的價格是多少”,我就臨時去查一下。我會根據需要進行研究,再也不做預先研究了。我知道很多關于1918年的信息,如果不是寫《危險邊緣》恰好用到了這些信息,它們將對我毫無用處。

問:你的作品能讓人想到某些地方,比如佛羅里達州充滿惡臭的沼澤,波士頓潮濕的酒吧。

答:如果讓我住在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地方,就像其他人受到天氣影響一樣,我會陷入抑郁。我并不太關心天氣,但如果待在不喜歡的地方,我很快就會變得非常沮喪,即使只待了幾天。我對我所處的物質世界有非常強烈的反應。我不喜歡描寫環境,除非那里有某些令人興奮的東西可以寫。我喜歡火車,所以你可以在《給定的一天》里看到盧瑟的火車之旅。

是的,我通常會寫一些能引發共鳴的地方。

問:你曾經為電視劇 《火線》和 《大西洋帝國》寫過劇本。電視劇中的人物是別人設定好的,長度和節奏也是固定的,與寫小說時面對的空白文檔相比,你會覺得寫劇本受限制嗎?

答:寫劇本的感覺很棒。但說到底,你不能擁有劇本所有權。我真的很自豪能和《火線》聯系在一起,但戴維·西蒙和埃德·伯恩斯才擁有所有權。我只是房間的粉刷匠。但這是一種美妙的感覺,而且很輕松,因為這不是你的電視劇。寫《大西洋帝國》十分有趣,這種樂趣和擁有所有權的榮耀不一樣。

我寫劇本,但不知道屏幕上會出現什么。當你寫一本書時,你和編輯一起仔細審查校樣,一年后圖書出版了,你不可能認不出來這是你的作品。但在寫劇本時,這種情況就會發生。當然,寫電影劇本會更好一些,電影基本上都呈現了我原有的想法。我寫過電視劇劇本,雖然得到了報酬,但最后的成品和我所寫的大相徑庭。有一回,理查德·普賴斯對我說:“我不在乎你寫過什么劇本,你又不會把它放在書架上。”的確是這樣,你看,《黑街通緝令》在我的書架上,《流浪者》也在書架上。我看著這些書,會說:“這才是我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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