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云,1958年5月出生于河南新鄉延津縣,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一級作家、編劇、演員,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青聯委員,河南省文聯第九屆委員會主席。
文學與哲學的量子糾纏
所謂“量子糾纏”,指的是二者之間的穿越、交叉、混合。什么是文學?通俗的說法是:文學是生活的反映。確實有一些文學作品是生活的反映,但是如果文學僅僅是生活的反映,這樣的作品一定是三流的作品。所以,我經常說一個觀點,好的文學出現在生活停止的地方。生活在什么地方停止呢?同一件事、同一個人、同一個情緒、同一個思緒在生活中,我們沒有那么多的時間反復琢磨和思考,過去就過去了。但是文學,它有時間把同一件事、同一個人、同一個情緒、同一個思緒來分析和碼放。
我從來不承認這個世界上有誰聰明
我還有一個觀點就是,好的作家一定要嗜學。他一定要有足夠的知識和見識,知道孔子、柏拉圖、休謨、康德、薩特這些哲學家(這幾個人水平差不多)。知道他們,才能知道世界上什么人對這個世界進行了怎樣不同角度的思考,這是非常重要的。我經??匆恍┳髌?,開篇寫得很好,中間就不行了,到后面就塌方了。這是什么原因呢?還有一些作家,第一部作品寫得很好,第二部、第三部就不行了,為什么呢?
當然可以牽動很多原因,有人說缺乏生活,要體驗生活。我覺得生活不用體驗,生活永遠撲面而來,誰也沒有生活在另外一個星球上。今天我來北大不是生活嗎?有人說我參加綜藝節目。其實,這不也是體驗生活嗎?新形態的生活。
許多作家總會把自己說成是一個寫故事的人。很對,但是每個人寫作的出發點是非常不一樣的。寫故事的人,他遇到了一個有意思的人,遇到了一個有意思的故事,包括天上飄過的一朵云、一段情緒、一個私心、一縷炊煙都可能讓他寫東西。但我不是這樣的,我一定要找到一個支點,這個支點就像阿基米德說的,你有一個支點能夠把地球撬起來,能不能把地球撬起來,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起碼能夠把一個小說給撬起來。這非常重要。
作家寫到一定階段,你會發現語言對于小說的意義也不重要,通過專業的訓練形成語言風格沒有問題;故事感人也很容易達到;最難的是故事的結構和人物的結構——這最考量一個作家思辨的能力(文學和哲學的量子糾纏在他身上的體現),當然也包括他知識的廣度與格局。
思想和認識支撐著寫作。你有多大的見識、有多大的格局、有多大的知識儲備,決定著你的輸出。這個輸出甚至可能只占據你儲存的百分之一。如果你連古今中外那么多的聰明人,他們認識的角度和深度、廣度,以及他們的視野都不知道,僅憑自己的小聰明,是不可能寫出好作品的。我從來不承認這個世界上有誰聰明。
文學的底色一定是哲學
文學的底色一定是哲學。白居易《賣炭翁》里的兩句詩,“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這兩句詩好就好在充滿著哲學的思辨,一個賣炭翁,風雪天在街上叫賣,衣服很單薄,但盼著天氣更寒冷一些,為什么?因為炭好賣一些。
《琵琶行》中寫“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反映了一個哲學思辨,人和人之間的相知和時間的關系,每天在一起工作了幾十年的人,未必相知,第一次見面卻成了那么知心的朋友。他和她根本沒有說話,是怎么相知的呢?通過“大珠小珠落玉盤”。“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聽哭了,而且是青衫濕,不是衣袖濕。
李商隱有一首詩,“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君問歸期未有期”是過去現在時,過去沒有微信,也沒有手機,妻子一封信寄到這里;“巴山夜雨漲秋池”是現在時,“何當共剪西窗燭”是現在將來時,“卻話巴山夜雨時”是將來過去時。對于時空、對于命運的感觸,我覺得是相當了不起的。另外還有一種說法,他收到妻子這封信時,妻子已經去世了,詩中所寫是一種想象。如果是一種想象,這個詩的價值又翻了一倍。
凡是好的詩一定不單是情感和情愫的表達,一定有哲學的思辨。李白寫得最好的兩句詩,“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這兩句都是千古名句,就是我們見不著唐朝的月亮,但是這個月亮曾經照過唐朝的人。唐朝有個不是特別出名的詩人陳陶,他寫過“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無定河在陜北,當時的塞外,人已變成了白骨,而在洛陽或長安,一個人春回夢里,以為他還是活著,還會回來。真正可憐的是這“閨中人”。
2016年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很多人覺得評委瘋了。千萬別遷怒,先仔細想一想,仔細讀一讀鮑勃·迪倫、聽一聽鮑勃·迪倫。他去年出了一本書《現代歌詞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s)。他不是一般的流行歌手,他的詞寫得非常好,其中有一首《答案在風中飄揚》(Blowing in the wind):
一座山要佇立多少年,才能被沖刷入海;(快趕上李白了)
一些人要存在多少年,才能獲得自由;(快趕上曼德拉了)
一個人要回轉過多少次頭,才能假裝什么都沒看見;(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
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風中飄揚
答案在風中飄揚。
另外,這個世界上的好作家,不但作品寫得好,作品的名字也取得不同凡響。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紅》,我沒讀的時候,以為是寫一個凄美的愛情故事,像林黛玉和賈寶玉一樣的故事,但不是。他寫的這個“紅”是blood(鮮血),寫得驚心動魄。還有一個中國作家李洱,他的小說《石榴樹上結櫻桃》,這個作品名字也讓我非常震動,為什么石榴樹上能結櫻桃?
但是,我說文學的底色是哲學,并不是說要把文學寫成哲學。我的另外一句話是:哲學停止的地方,文學出現了。文學的底色是哲學,但哲學停止的地方,文學出現了,這也是一個量子糾纏。
哲學在什么地方會停止呢?哲學力圖要把這個世界說明白,不管是《論語》,還是《道德經》,都力圖把世界深處的道理說明白。哲學說不清的事是哪些事呢?比如人的內心、人的情緒、人的情感、人的私心、人的思考和人的靈魂,都是哲學永遠說不清楚的。哲學說不清這些事誰來說?文學。赫拉克利特有一句話說得特別好,你永遠找不到靈魂的邊界,即使你找遍所有道路,也是如此。因為它的原因隱藏得非常之深。
文學中的“目光”:介入者與出走者
另外,文學中是有“目光”的。比如魯迅先生,他跟他同時代的作家有很多區別,特別是和他同時代的鄉土文學作家——當然他們也寫得非常好,但他們寫的就是鄉土文學,而魯迅先生寫鄉土寫出來的是世界性的作品。區別是什么呢?區別并不是魯迅先生對農村的生活比那些作家更熟悉,而是魯迅先生作品中的目光和其他鄉土作家的目光是不一樣的。其他鄉土作家是從一個村來看世界,魯迅先生是從世界來看一個村莊,所以他就寫出了像阿Q、祥林嫂、孔乙己這樣的人物。
就我自己而言,寫到《一句頂一萬》的時候,感覺稍微開竅了一點?!兑痪漤斠蝗f》寫的是一些不愛說話的人,比如與賣豆腐的、殺豬的、剃頭的、染布的、破竹子的,還有傳教的。我們村的人都不大愛說話,包括我也不愛說話,因為他說話不占地方,他說話也沒有人聽,他把對話變成了自言自語,久而久之在尷尬和自嘲的情形下,他也就不說話了。
但不愛說話并不是說他沒有話。那他的話哪里去了?他的話被咽進去了。過去有一句話說“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打碎了的話也在往肚子里咽”。不愛說話到了肚子里就變成了心事,那么多不愛說話的人都在大街上走,萬千心事匯成萬千洪流,改變著生活,決定著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這是一個哲學的辯證思考。
《一句頂一萬句》里我寫了傳教士老詹的故事。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確實有很多傳教士來到了中國。其中一個傳教士來到了河南延津,他是意大利米蘭人。意大利人的名字都特別長,延津人嫌麻煩,叫他老詹。老詹來的時候眼睛是藍的,黃河水喝多了,就變黃了;來的時候,鼻子是高的,但老在河南吃羊肉燴面,就變成了一個面團。四十年過去了,老詹在街上走,背著手,和一個賣蔥的老頭沒有任何區別。他來到我們延津四十年就發展了八個信徒。
他在黃河邊遇到了一個殺豬匠老曾,就說,老曾你信主啊。
老曾說,信主有什么好處?(這是中國人的思考習慣)
老詹說,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老曾說,不信我也知道,我是老曾,從曾家莊來,到各村去殺豬。
老詹說,你說得也對,那你總不能說,你心里沒憂愁吧。有憂愁你不找主找誰呢?主馬上告訴你你是個罪人。
老曾又急了,我跟他一袋煙的交情也沒有,咋知道錯就在我呢?
老詹的教堂后來被縣長征走了,他就住在一所破廟里,每天給菩薩上炷香:菩薩,保佑我再發展一個教徒。他心中的教義無處訴說,每天晚上用意大利文寫信,寫給遠在米蘭的他妹妹的孫子。正因為他在延津把主的福音說出來了,所以他對教義的理解非常深刻。這些深刻和獨到的理解,漂洋過?;氐矫滋m,進入一個八歲孩子的世界。八歲孩子覺得老詹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傳教士,他的信徒有幾千萬,他的教堂一定像米蘭大教堂一樣雄偉。老詹去世了,那些殺豬的、磨豆腐的、剃頭的去給他辦喪事,發現一張圖紙,就像米蘭大教堂一樣宏偉的延津第二教堂的圖紙。這時候,圖紙活了,塔頂上的大鐘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
老詹確實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傳教士,他傳教沒傳給別人,但傳給了他自己。什么地方最適合傳教,在不信教的地方。這個地方,有老詹的介入和沒有老詹的介入是非常不同的。
《一句頂一萬句》出法文版的時候,我去法國一個書店交流。一個法國女士站起來說,你知道我們老詹他妹妹的孫子現在干什么?我說不知道,因為他在書里就是一個收信的小孩。那位女士說,他現在就是米蘭大教堂的大主教。聽了之后我特別震撼,也特別自責,覺得《一句頂一萬句》沒有寫好——哲學和文學的量子糾纏在我這里出現了。如果我當時能知道有這樣的人物結構、知道八歲小孩未來成為了米蘭大教堂的大主教,如果我當時有這樣的視野和格局,《一句頂一萬句》又不一樣了。
所以孔子有一句話說得很對,“吾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對的,“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對的——但確實存在著不同的“道”。當你寫這個作品的時候,你肯定是想把它寫好,但是你回頭看也會有很多遺憾。當然缺點并不是壞事,失敗也不是壞事,它是寫下一部最大的動力。(本文摘自作家劉震云在北京大學“小說家講堂”發表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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