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會昌五年（845），晚唐詩人李商隱在一個帝國日益衰殘、心情不佳的傍晚，登上了長安城內地勢最高的樂游原。

他站在制高點上，俯瞰著這座千年古都，寫下了日后廣為傳誦的《樂游原》：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作為一座從西周就開始定都的千年古城，此時，長安已經繁華了近兩千年的時光，但這座與洛陽并稱的雙子星城市，已開始星光黯淡。

此時，距離大唐和長安隕落，還有62年。

▲西安大唐芙蓉園。圖源：攝圖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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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各個統一王朝和各種地方勢力曾經建立過217處都城，但立都時間最久的還是長安，在宋代以前，先后有11個王朝、3位流亡皇帝和3位農民領袖在此建都立業，歷時長達1077年。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為龐大的國都，大唐長安城更是以87.27平方公里的面積，冠絕歷代：唐代長安城甚至比隋唐洛陽城大 1.8 倍，比明代南京城大 1.9 倍，比清代北京城大 1.4 倍。

而大唐長安城的直接起源，是隋代大興城。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有感于從漢代始建的舊長安城歷經八百年時光，城市狹小且久經戰亂，加上歷經八百年的人畜糞便等生活污染，“水皆咸鹵，不甚宜人”，于是，隋文帝楊堅指令建筑專家宇文愷作為總規劃師，召集百萬民工，僅僅花了九個月時間，就在漢代長安城的東南方向，建立起了一座超級新城，史稱隋代大興城，這也就是盛唐長安城的直接前身。

進入唐代，唐朝繼承大興城為都，并加建了大明宮等建筑，像李商隱一樣，詩人白居易（772-846）則在一個清晨，登上了長安城南的秦嶺五臺主峰觀音臺，回望這座規劃嚴整的雄偉京城：

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

遙認微微如朝火，一條星宿五門西。

那時，在各個詩人的回憶中，這是一座充滿了詩情畫意的國都與萬城之城，韓愈（768-824）就在《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中寫道：：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

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

詩人們對這座宏偉的都城充滿了自豪，初唐詩人駱賓王在《帝京篇》中寫道：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

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

然而，長安城在迎來近兩千年的輝煌后，即將在唐詩的絢麗中走向隕落的終點。實際上，在唐朝于公元907年滅亡以后，長安城徹底衰落，此后再也沒有成為統一王朝的正式國都，而追究歷史的淵源，一座興盛近兩千年之久的城市，為何在唐代滅亡以后急劇隕落？

▲西安大雁塔。圖源：攝圖網授權

說起來，這首先，源自大唐帝國人口的極盛與暗藏的危機。

西漢平帝元始二年（2），當時中國人口統計為5959萬人；歷經魏晉南北朝動蕩，到了隋朝大業五年（609），已經統一全國的隋朝統計帝國人口為4602萬人；進入唐朝后，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由于戰爭喪亂，加上人口逃亡，當時建國之初的大唐，政府能控制的人口僅為1235萬人。

經過一百多年發展，到了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當時官方統計全國人口為5291萬人，考慮到人口逃逸等問題，人口學家估算當時中國人口已達8000萬人，超過了漢朝的巔峰時期。

作為帝國京都，人口學家估算當時的長安城內更是聚集了超過百萬人口，而長安所在的關中平原，人口總數也超過了三百萬人。對于一個帝國而言，極盛的人口，也意味著對于物資供應的過度開采，即將進入一個嚴重失衡的狀態。

這首先，表現在關中地區森林資源的急劇銳減。

作為中國古籍最早記載的“天府之國”，長安所在的關中平原地區，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布的生態環境優美之地。

唐太宗李世民在《望終南山》中，就描寫了帝國長安城瀕臨渭水，周邊森林環繞的場景：

重巒俯渭水，碧嶂插遙天。

出紅抉嶺日，入翠貯巖煙。

晚唐詩人杜牧（803-852），也曾經在《過華清宮》中，回憶了長安城周邊森林植被茂密的情景：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盡管詩歌描述華美，但繼承隋代，重新進入大一統帝國的唐朝，伴隨著以長安以核心的關中地區人口逐漸膨脹，整個關中平原的森林資源正逐漸遭受毀滅性的破壞——當時，從大規模的城市營建到居民日常生活，加上歷經千年的農業開墾，已經使得關中平原周邊的原始森林變得面目全非。

當時，整個關中地區“高山絕壑，耒耜亦滿……田盡而地”。到了唐朝最鼎盛的唐玄宗時期，整個長安城周圍，已經沒有巨木可以供應采伐，以致伐木工人要從陜西，長途跋涉到嵐州（今山西嵐縣北）、勝州（今內蒙古準格爾旗東北）等地，才能取得營建宮室所用的巨木。

對此，唐朝詩人杜牧，曾經在諷刺秦朝的《阿房宮賦》中，指古，也是話今地揭露出：

“蜀山兀，阿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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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經兩千年的毀滅性開發破壞后，關中地區森林植被日益銳減，而失去了森林的涵養，與之相伴，則是曾經水資源豐沛、號稱“八水繞長安”的景象逐漸消失。

先秦時期，關中地區由于河流、湖泊眾多，因此水源豐富，而長安周邊，更是有渭、涇、灃、澇、潏、滈、浐、灞八水環繞，在水資源的滋潤下，關中地區農田灌溉便利，“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

對于關中地區“秦川八水長繚繞”的自然環境，唐中宗李顯（656-710）就在《登驪山高頂寓目》中寫道：

四郊秦漢國，八水帝王都。

閶闔雄里閈，城闕壯規模。

中唐時期詩人邵偃也在《賦得春風扇微和》中寫道：

微風扇和氣，韶景共芳晨。

始見郊原綠，旋過御苑春。

三條開廣陌，八水泛通津。

煙動花閫葉，香流馬上人。

然而，在歷經從西周到唐代近兩千年的森林砍伐破壞后，失去了森林涵養的關中地區，水資源已不斷銳減消退。到了唐代末年，涇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來越小，龍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繼干涸；進入北宋后，“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淌水過河的地步。

據統計，從唐宋開始，關中地區有關水清、涸竭、斷流的記載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雍正六年（1728）的45年間，作為滋潤長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記載的斷流，更是達六次之多。

在“八水繞長安”日漸消逝的同時，隨著森林的砍伐，關中地區的水土流失也越發嚴重，這就使得關中地區的自然災害頻率增大：有雨則洪水泛濫，無雨則干旱成災。

▲八水繞長安。圖源：錦繡人文地理

據統計，自唐朝武德七年（624）至開元二十九年（741）的100多年里，長安周邊的京畿地區，共發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災害。其中有10次旱災，7次水災，以及3次蝗災。

陜西省氣象局根據史料記載進行統計發現，從公元前2世紀的秦朝開始，關中地區的水災和旱災，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八世紀，竟然發生了37次旱災，平均每2.7年就發生一次。

關中地區這種由森林濫砍濫發引發的水源枯竭和次生自然災害，也使得長安城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

據統計，在整個唐帝國289年歷史中，共有240個年頭發生水、旱、蝗等各種災害。在帝國政治清平、軍事強盛時，長安城和唐帝國尚可對付，然而當安史之亂后唐帝國的實力江河日下時，這種頻發的災害，就逐漸成為摧毀帝國的致命因素。

在此情況下，長安的危機，越來越迫切。

3

在森林大規模砍伐，導致“八水繞長安”逐漸消逝的同時，失去森林涵養的關中地區“有雨則洪水泛濫，無雨則干旱成災”的局面日益加劇，這其中就表現在唐代時黃河的正式形成。

實際上，在先秦以及秦、西漢初期，古人對于“黃河”都稱為“河”，因為當時黃河水質清澈，并不存在大規模攜帶泥沙的問題，《詩經·伐檀》就寫道：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

戰國以前的先秦時期，當時黃河流域仍然存在著廣袤的原始森林，因此先人在此砍伐檀樹等大型喬木，“河水”的清澈水質更是成為古人詩歌的歌頌對象，然而到了戰國后期，隨著人類開墾、戰爭破壞的影響，黃河中游的森林開始經歷了第一次大規模破壞。

以黃河的支流涇河為例，涇河到了戰國后期的含沙量已經很高，隨著秦漢定都關中，日趨繁盛的人口活動和關中地區經營需要，使得大規模的毀林造田不斷出現，于是，到了西漢中期，涇河更加渾濁，出現了“涇水一石，其泥數斗”的特點。

到了戰國后期，黃河開始被稱為“濁河”；到了唐朝，隨著帝國人口的飆漲，和整個黃河流域森林砍伐日益嚴重、水土流失、泥沙裹挾，“黃河”的名稱開始固定下來。 這也就是李白的《將進酒》中所寫的：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回。

隨著森林砍伐的加劇，黃河在唐代時的泛濫也日益加劇。據統計，在兩漢的 400 多年間，黃河只決溢了9次 , 平均每40年1次 ；而在唐代290年的歷史中（618-907），黃河共決溢24次 , 平均每12年1次，頻率大大提高。

▲黃河壺口瀑布。圖源：攝圖網授權

由于黃河經常泛濫成災，加上泥沙淤泥影響漕運，這就使得需要依靠黃河進行漕運的長安和關中地區，受到了致命影響。

由于人口日益膨脹，唐代時的長安，已必須以漕運為生命線。

西漢時，長安城的人口只有25萬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時期，長安城在巔峰時期，人口高達百萬之巨，而整個關中地區的人口，更是達到了300萬人之眾。

但與嗷嗷待哺、日益膨脹的人口相對，關中地區的可耕地卻越來越少。

當時，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嚴重、土地鹽堿化、肥力減退等原因，關中地區的灌溉農田，從西漢時期的4.45萬頃，銳減到了唐代宗大歷年間（766-779）的0.62萬頃。

也就是說，相比西漢，人口膨脹高達400%的唐代長安城，周邊的土地灌溉面積，卻同比減少了3.83萬頃，衰減率高達86.1%。

民以食為天，沒有地，沒有糧，定都關中長安的隋唐帝國愈發困窘。

618年唐朝建立后，盡管帝國新生，但缺糧的魔咒卻時時困擾著唐朝歷代皇帝，隨著唐朝逐漸進入盛世，關中地區人口不斷膨脹，而糧食的缺口也愈加扶搖直上，唐朝初年，長安城每年的糧食缺口約為20萬石（每石42公斤，約合840萬公斤），最高峰時期，缺口達400萬石（約合1.68億公斤），后來雖然有所回落，但長安城每年的糧食缺口，仍然高達100萬石（約合4200萬公斤）。

當時，從中唐時期開始，中國的經濟中心逐漸從黃河流域，向江淮地區轉移，這就使得大唐帝國的核心區關中平原，必須仰賴江淮地區的糧米和財賦供應，才能維持運轉，但當時江淮地區供應長安的糧食和財賦，要經由黃河進入渭水，再通過漕運供應到長安，而黃河三門峽段非常兇險，“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嘗（常）十（之）七八。”

由于物資供應艱難，在此情況下，即使是在“年谷豐登”的豐收年份，唐代長安城也仍然糧食緊缺“人食尚寡”，一旦發生水旱蝗等自然災害，皇帝就不得不東遷到靠近黃河、方便漕運的洛陽就食。

以唐高宗為例，他在位共34年（649-683），其中就有11年5個月是住在洛陽，其中史書有三次明確提到是因為長安缺糧遷到洛陽“就食”；而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后，隨后掌權的武則天在683-705年間，22年間更是有19年住在洛陽，其主要也是因為洛陽更加靠近江淮地區等糧食主產地，沒有漕運之苦。

到了唐玄宗在位時期（712-756），李隆基就有五次由于關中地區缺糧，而遷到洛陽“就食”。

唐玄宗后期，京兆尹裴耀卿主持改革，將通過大運河的漕運從全程通航變為分段通航，例如在黃河三門峽段開鑿18里山路，通過陸運以避開三門峽的黃河天險，然后再繼續船運。

在漕運改革的基礎上，此后一直到安史之亂前，通過大運河加陸運的方式，每年江淮流域進入關中地區的糧食，都能達到200多萬石的水平，基本滿足了關中地區的糧食需求，從而使得地窄人稠糧少的關中地區得以糧食充裕，唐玄宗終于不用再為了“就食”東遷洛陽。

而在解決了關中地區吃飯問題的基礎上，大唐帝國逐漸進入了開元盛世的最高峰，為此，詩人杜甫在《憶昔》中寫道：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尤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唐]《明皇幸蜀圖》。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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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黃河流域的頻繁泛濫和泥沙淤泥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在政治清平時，唐朝政府還有能力組織對漕運的樞紐、大運河進行疏浚，隨著755年安史之亂的爆發，對于黃河和大運河的治理工作開始荒廢下來，這就使得維持長安城生存的漕運血脈，受到了嚴重威脅。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在河北起兵叛唐，“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此后，唐朝歷經八年時間才平定叛亂，但藩鎮割據隨之而來，使得唐朝中央的控制能力急轉直下，對于大運河的清淤工作也逐漸廢弛。

實際上，早在唐朝初期，由于關中地區森林濫砍濫伐，水土流失嚴重，因此黃河和渭水，泥沙積屯就非常嚴重，行船很是艱難。

唐朝中葉以后，從渭水到長安的一些漕運水渠，甚至經常因為泥沙堵塞航運，不得不邊挖沙、邊行船。

▲圖中紅色為隋唐宋運河，綠色為京杭大運河。圖源：錦繡人文地理

隨著安史之亂以后唐朝中央財力和控制力的減弱，加上關中地區水資源日益衰竭，關中地區水流泥沙不斷淤泥，因此到了唐朝末年，運輸船經由渭水和漕渠行駛進入長安的記載，越來越少，幾乎完全消失。

而杜甫曾經在《后出塞》中所寫的“云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的漕運情景，也逐漸消失。

自身生產不足，依靠黃河和大運河的漕運又日益艱難，這就使得長安和整個關中地區賴以為生的漕運血脈，日益淤積不通。

對此，詩人杜甫在《逃難》中哀嘆說：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

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

由于漕運日益艱難，加上安史之亂以后跋扈的藩鎮經常阻斷大運河，這就使得長安城在安史之亂以后，更加陷入了物資供應的窘境。唐德宗貞元二年（786），由于向長安運輸糧食的漕運道路被藩鎮阻隔，整個長安城都陷入缺糧境地，以致禁軍發生騷動。這時，剛好有3萬斛米運到了長安周邊，唐德宗聽到消息后，幾乎流下眼淚跟太子說：

“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

5

在關中地區生態日益惡化的同時，整個黃河流域的自然災害也不斷發生。

作為砍伐森林、水土流失導致的次生災害，據統計，在整個唐帝國289年歷史中，共有240個年頭發生水、旱、蝗等各種災害。由于黃河等水患嚴重，加上旱災頻繁，因此實際上早在唐太宗時期，經常伴隨水旱災害相生的蝗災，就開始頻繁侵襲整個大唐帝國，以貞觀二年到貞觀四年（628-630）為例，當時整整三年間，整個大唐帝國都處于嚴重的蝗災襲擾下，此后，小蝗災每隔幾年，大蝗災每隔幾十年就爆發一次，貫穿了整個唐朝的歷史進程。

當時，從西漢的董仲舒開始，就習慣將蝗災作為“天譴”來警示君王，鑒于蝗災的超級破壞力，到了唐朝時，各個社會階層甚至將蝗蟲敬拜為神蟲或蟲王，認為蝗蟲不是人力可以戰勝的，統治者應該“修德禳災”。

到了唐玄宗開元三年至四年（715-716），唐帝國再次爆發了大規模蝗災，對于當時有人主張應該滅蝗，當時甚至連宰相盧懷慎都認為，蝗是天災，大規模瘞埋會“殺蟲太多，有傷和氣”。

對此，甚至連后來的大詩人白居易也天真地寫詩道：

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饑人重勞費。

一蟲雖死百蟲來，豈將人力競天災。

當時，民間普遍建立有八蠟廟和蟲王廟祭祀蝗神，在山東大蝗的情況下，民眾甚至“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面對這種從上到下的迂腐習氣，宰相姚崇怒斥說：

“庸儒執文，不識通變！”

姚崇說，如果蝗災不除，勢必導致“苗稼總盡，人至相食”，為此，姚崇堅決向唐玄宗請求滅蝗，他說，如果因為“救人殺蟲，因緣致禍”，那么我姚崇就請求獨自承受上蒼的懲罰，“義不仰關”。在姚崇的力請下，唐玄宗最終下令滅蝗，“由是連歲蝗災 ，不至大饑”，“蝗因此亦漸止息”，從而為開元盛世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但大唐帝國在政治清平時，治理蝗災尚且爭議重重，一旦發生動亂，則政治執行力立即下降。

安史之亂（755-763）后，唐朝的蝗災明顯加劇，其中公元783-785年連續三年大蝗，836-841年連續六年大蝗，862-869年連續八年大蝗，875-878年連續四年大蝗。

▲蝗蟲。圖源：攝圖網授權

就在這種藩鎮割據、政治治理失控、蝗災四起的背景下，唐朝咸通九年（868），由于唐朝政府財政拮據、克扣兵士薪水，長期在桂林戍守的徐州、泗州兵八百人因為超過役期卻不能返鄉，隨后發動兵變，并擁護龐勛為首領北歸，這支叛變的軍隊在抵達淮北地區時，剛好碰上江淮流域連續多年蝗災，加上當時再次水災，“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

由于水旱蝗災并起，無數失去生存依托的災民紛紛投靠龐勛的部隊，使得龐勛的軍隊迅速擴張到了二十萬人，盡管遭遇唐朝和各路藩鎮的強力鎮壓最終失敗，但龐勛領導的桂林戍卒起義，也在水旱蝗災的助力下迅速擴散。

龐勛失敗后，唐朝境內的蝗災繼續蔓延，到了乾符二年（875），唐朝境內的蝗災更是“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面對這種遍布整個帝國北部的大蝗災，唐朝的官僚群體卻忽悠唐僖宗說，蝗蟲全部自己絕食，“皆抱荊棘而死”了，為此，當時幾位宰相還向唐僖宗祝賀說這是上蒼有靈。

面對大規模旱災和蝗災蔓延的局勢，當時有百姓向唐朝的陜州觀察使崔蕘哭訴旱災、蝗災之巨，沒想到崔蕘卻指著官署里的樹葉說：“此尚有葉，何旱之有？”然后將請求賑災的百姓暴打一頓了事。

在這種大規模旱災、蝗災相繼侵襲，唐朝整個官僚集團卻從上到下不聞不問的情況下，“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于是，整個唐帝國內部，人民開始“相聚為盜，所在蜂起”。

就在蝗災肆虐的乾符二年（875），王仙芝在蝗災最為嚴重的濮州（今山東鄄城）領導發起了一場為時三年之久的大規模農民起義，王仙芝在878年被殺后，他的余部又繼續投靠黃巢，而黃巢大規模起事的這一年（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正是唐僖宗時期蝗災最為嚴重的一年。

對此，唐京西都統鄭畋在其討伐黃巢的檄文中就寫道：“近歲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雖加討逐，猶肆猖狂。”明確指出旱災和蝗災相繼侵襲，正是直接激發王仙芝、黃巢起事的重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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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僖宗中和三年（883），黃巢率軍攻破長安，不久唐朝官軍又反攻入城，隨后黃巢又再次反攻進入長安。在這種反復的爭奪中，先是唐朝官軍在長安城中大肆搶掠，然后惱怒長安居民幫助官軍的黃巢，又指使軍隊對長安進行了屠城，“（黃巢）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當時，黃巢軍隊共“縱擊殺八萬人，血流于路可涉也”。

經過這場血腥的反復爭奪，長安城遭到了大規模的破壞，對此，親身經歷此事的晚唐詩人韋莊，在他的著名長詩《秦婦吟》中寫：

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聲動地。

六軍門外倚僵尸，七寨營中填餓殍。

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

采樵斫盡杏園花，修寨誅殘御溝柳。

華軒繡轂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荊棘滿。

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凄涼無故物。

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在這場公元883年的黃巢之亂中，當時，長安城“宮室、居市、閭里，十焚六七”，昔日輝煌壯麗的大明宮，更是燒得只剩下了含元殿。

黃巢之亂平定后，從883年到904年，短短21年間，長安城又先后經歷了三次動亂：其中885年宦官田令孜在挾持唐僖宗退出長安時，下令在長安城全城放火，以致整個帝國首都“宮闕蕭條，鞠為茂草”，“唯昭陽、蓬萊三宮僅存”。

盡管長安城此后有所修復，但到了唐昭宗乾寧三年（896），軍閥李茂貞又從岐州（今陜西鳳翔）攻入長安，并在城內到處殺人放火。至此，整個長安城“宮室廛閭，鞠為灰燼，自中和以來葺構之功，掃地盡矣”。

而長安城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毀滅性打擊，則是來自朱溫。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軍閥朱溫強迫唐昭宗遷都洛陽，據《舊唐書·昭宗紀》記載，朱溫命令長安全城軍民：

“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木）材，浮渭（水）沿（黃）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

這座千古名城，最終被軍閥朱溫下令徹底拆毀，以營建洛陽宮室。于是，在從881年至904年的四次動亂中，歷經多次動蕩的大唐長安城，最終在一次次的戰火和人為破壞下走向毀滅，并墮入隕落深淵。

三年后，907年，朱溫又強迫唐哀帝“禪位”，隨后朱溫即皇帝位，滅大唐，改國號為大梁。

▲朱溫。圖源：網絡

唐代長安城，至此徹底覆滅。

盡管長安城在唐代以前屢屢被毀、又多次復興，但從唐朝末年的黃巢之亂開始，一直到朱溫下令拆毀長安城，至此，長安城再未崛起。

而追究根源，除了政治動蕩外，其根本原因，則在于以長安為核心的關中地區，在濫砍濫伐森林、水土流失、可耕地面積銳減、自然災害頻發、無法自給自足的情況下，其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已無法支撐作為帝國首都的重負。

進入五代十國后，長安周邊又戰亂不斷。

到后漢乾祐元年（948），趙思綰奪取長安后，與后漢軍隊進行對峙，當時，整個長安城已經從盛唐時期的百萬人口，減少到了只有十萬人。經歷后漢這場戰爭后，長安城的人口，最終銳減到了一萬多人，相比巔峰時期，長安城人口銳減達99%。

北宋時，宋人由于用兵西北，以致長安一帶長期動蕩。南宋時，長安一帶又成了宋人與金人、蒙古人爭戰的前線。可以說，從883年的黃巢之亂開始，一直到1279年南宋滅亡的近四百年間，整個長安及關中地區，一直處于不間斷的政治和軍事動蕩中。

長安的這個動蕩周期，甚至超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從此，長安王氣喪盡。

此后，在整個五代十國及兩宋期間，長安周邊“畜產蕩盡……十室九空”。關中地區，在宋代時，最終淪落成為“壤地瘠薄”、“土曠人稀”的“惡地”。

后來，南宋時人李獻甫在《長安行》中寫下了，那個業已衰落不堪的長安和關中平原：

長安大道無行人，黃塵不起生荊棘。

高山有峰不復險，大河有浪亦已平。

在破碎的時空里，那座唐詩里輝煌壯麗的長安城，再也回不來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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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云輝：《戰爭與古代中國城市衰落的歷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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