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像：李鴻章（1823—1901），晚清重臣，中國洋務運動領袖。

關于李鴻章，生前即有紛紜議論，其死后議論仍未休止，罪之功之皆有，且評價時有反復。過去罪李鴻章者把他看作是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劊子手、出賣中國權益的賣國賊，后來功李鴻章者則認為他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是捍衛儒家正統文明，無可厚非，而他辦洋務，主張對外開放，引進現代工業，功大于過。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李鴻章搞洋務辦工業，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舊式統治，沒有任何進步意義，所辦的工業，由于其本身具有的壟斷性和腐朽性，實際上又阻礙了現代工業在中國的發展。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這是因為李鴻章所處的那個時代，正是一個劇烈變化的時代，而他是一個在做具體事情的人，怎么做都會有人罪之、有人功之。這個時代直到現在還沒有結束，每過一段時間，過去的一個時代主題就會被人重新提出來。比如，是優先發展國有企業，還是走市場化道路？經常爭論不休。當人們講到國有企業的好處時，李鴻章所主導的洋務運動就會受人肯定，當從市場化觀點來看問題時，李鴻章搞國有壟斷企業的方法就會遭到批判。同樣，當一個國家處于閉關鎖國的狀態之時，李鴻章搞洋務搞外交的行為，就會被看作是賣國行徑，而當國家處于改革開放狀態下之時，李鴻章就成了一個時代的先知先覺者。

任何一個人的行為和后果，都是和時代潮流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李鴻章所處的那種時代潮流還沒有過去，我們后人也生活在那種時代潮流中，更確切的說，是還在沿著某個既定的、舊的河道前進，有時還會出現河水旋回的情況，所謂旋回，就是過去又回來了，所以，對李鴻章的議論也就不會停止。

今天，當我們再次提起李鴻章時，總會有一種重提故人，或者遇見故人的感覺，他不是舊人，也不是另一個時代的人，而是我們身邊的一個老朋友，而我們，其實也是這個時代紛紜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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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一生主要做了以下三件事：

1、辦淮軍，鎮壓太平天國運動；

2、搞洋務運動，辦工廠，辦學堂，建北洋水師；

3、搞東南互保。

這三件事情，看起來涉及到內政、軍事和外交等各方面，但實際上卻是一件事情。我們也只有把這三件事情理解成一件事情，才能理解李鴻章為什么會做這三件事，以及這三件事為什么會做成這樣。

這是由他穩定的人格結構導致的。

他的穩定的人格結構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忠君，封侯。

那么，李鴻章這種穩定人格結構是怎么形成的呢？

其一是天生的；

其二就是他聰明，會讀書，考中了進士，進入到了一個官僚體系里面；

其三是歷史文化環境造成的，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當時的環境就是皇帝制度，讀書人讀書的最高理想就是“學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然后出將入相。李鴻章受的就是這種教育，這形成了他穩定的思想觀念，他曾寫過一首明志詩，名叫《入都》：

“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于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意思很明白：就是我要在青史留名，青史留名的標志就是封侯。我給國家打仗立功，就能拜將封侯。李鴻章所處的朝代是清代，他的這種理想本來很難實現，因為他是漢族人，滿清搞民族壓迫，比如朝堂之上，看起來滿漢官員平級，但實際上漢族官員沒有實權，決策權掌握在滿族官員手里，漢人只能聽其指示做事。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這樣的漢族官員本來是沒有機會實現拜將封侯的理想的。

但是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給了他機會。太平天國造反那時候，清政府正值內憂外患，外有英美聯軍火燒圓明園，內則是滿族八旗軍已經很腐敗，打不了仗了。到了太平天國中后期，咸豐死了，慈禧太后當政。慈禧太后當政后是怎么鎮壓太平天國的？當時，太平天國在南方十多個省已經很有影響力了，特別是江蘇、浙江、湖北、湖南這四個省，太平天國已經基本占了。在北方，太平天國也已經打到了天津，快到北京了，滿清的半壁江山等于快沒了。這個時候清政府沒有辦法，只能重用漢族官員，但漢人組成的綠營軍也沒有戰斗力，這些官員就開始招兵，辦團練。曾國藩建起了湘軍，李鴻章系曾國藩門生，在曾國藩的授意之下，組建了淮軍。他們終于等來了拜將封侯的機會，至于所謂的“保衛儒教”，反對洪秀全宣揚的“耶教”，只是曾國藩的一個借口而已，實則是只有鎮壓太平天國，他們才能出人頭地。

如何才能把太平天國鎮壓下去呢？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從協助清軍作戰的“洋槍隊”身上看到了洋槍洋炮的威力，于是，引進西方先進武器，就成為了必須。同時，洋槍洋炮，是要維修保養的，于是，便建立了維修廠，辦起了洋務運動，最早的安慶軍械所，就是這么建立起來的。清政府與太平天國作戰，經常要打水仗，江上的小漁船沒有戰斗力，于是就需要建立水軍，就要辦水師學堂。要著重強調的是，洋務運動中，建立的是北洋水師，而不是現代海軍，水師是平內亂的，海軍是捍衛國家海洋權益的，如果李鴻章建立的是現代海軍的話，那說明他還是有點現代海洋意識的，有海洋意識就意味著有世界意識，但從后來北洋水師的覆沒來看，他恰恰沒有這種現代海洋意識，他建立的只是“水師”，和鄱陽湖上、長江上與太平天國作戰的湘勇水師是一脈相承的。

再來看東南互保，所謂東南互保是指慈禧太后向列強宣戰后，東南一些省份宣布仍然與列強保持友好關系，主要人物有李鴻章、張之洞等人。此舉首先是保自己，李鴻章對當時形勢有他的判斷，知道清政府打不過列強，但太后想打，他又不敢直接反對，就搞了這么一個“東南互保”出來；其次他的目的還是保太后、保大清。在此期間，孫中山曾找過李鴻章，鼓動他起來推翻清政府，李鴻章猶豫了，等到后來慈禧太后一回鑾，他馬上前去效忠，替她去簽訂不平等條約，這說明他終究是忠于慈禧太后的。

忠君、當官才能青史留名，這就是中國舊的文化體制給人的唯一路徑，這種價值觀里，沒有國家概念，沒有世界概念，甚至也沒有漢代人的“天下”概念，只有忠君概念，忠于它就能拜將封侯。太平天國快要平定的時候，王闿運曾勸曾國藩抓住機遇，自己做皇帝算了，曾國藩不說話，只是把“狂妄”兩字連續寫了好多遍。太平天國平定后，曾國藩本以為自己能被封個異姓王什么的，但最后也就封了個侯，他也就認了。這就是這些人當時的觀念和整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這套體系決定了他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你不能當皇帝，那是壞人做的事情；你不能造反，那是流寇做的事情。你要做個能臣干吏，就只能忠君，忠君就是忠于歷史。這也就是我們為什么說李鴻章做了以上三件事是一件事的原因。

當然曾國藩和李鴻章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他們遇到的慈禧太后還算是個“明君”，不僅能用他們，而且還用得很好，讓他們得到了鎮壓太平天國的機會，得到了過去漢族官員前所未有的地位，自此之后，漢族官員在朝廷決策上有了很大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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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李鴻章之所以要鎮壓太平天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忠于現存秩序，他們是現存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相比而言，洪秀全則是現存體制里的失敗者，現在這個失敗者要來破壞這種秩序，當然得下狠手鎮壓。

這里有必要談一下后人對歷史的看法問題。比如拿曾國藩來說，毛澤東年輕時很崇拜曾國藩，認為他打仗很有一套，等到他干革命以后，對曾國藩的評價就變了，曾國藩就成了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改革開放后，對曾國藩的評價又有變化，他的著作和言論開始流行起來，他被當作是一個捍衛主流文化的正面人物備受推崇。曾國藩還是曾國藩，但對他的評價卻出現了多次反復，這是由于評價歷史的人發生了變化，人們的地位、立場決定了其評價歷史的方式。

太平天國運動能被鎮壓下去，有以下兩點原因：

第一是洪秀全實在太差了，從智力品質到道德品質都太差。洪秀全確實反體制、反孔，但是他不反封建，實際上他更封建，當了皇帝之后照樣開科取士，照樣三宮六院，而且搞權力獨裁，在天下還沒有打下來之時，就搞殘酷的內斗。

洪秀全很愛搞封建迷信活動，他是靠迷信鼓動人造反的，到死還靠迷信念咒什么的這套東西來保佑自己，他領導的天平天國運動還是舊式的農民起義。洪秀全打著“耶教”的口號，可他并不是真信基督教，而僅僅是以此為障眼法來引導人民起來造反，和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本質上是一回事兒。同樣，真正的基督教徒也不認他，因為他胡說八道，他宣揚的是什么天父、天兄、還有下凡附體之類的東西，和真正的基督教義完全不是一回事兒，反倒和曾國藩捍衛的儒教是一樣的：你要有皇帝，我也有皇帝，只不過你是在捍衛皇帝，老子自己當皇帝而已。所以說洪秀全不但不先進，他反而更落后，比慈禧太后還落后，比如，他收稅比慈禧太后還高，對農民進行壓榨比慈禧太后還厲害，又比如他搞家天下制度，洪姓王封了數百個，甚至很多親王還都是什么事情都不懂的小孩。在人格上，洪秀全是存在著缺陷的，像張獻忠那樣，喜怒無常，想殺誰就殺誰，內部搞得四分五裂。

第二是李鴻章等人引進了外國的先進武器。前面說了，洪秀全信奉的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所以他雖然認“洋兄弟”，但并沒有真正與海外勢力建立起來聯系，相反，慈禧領導下的清政府，是外國人認的正規政府，愿意與之合作，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清政府盡量避免和列強開戰，而更加注重發展平穩的外交關系，由此，不但可以從列強買槍買炮，還可以直接雇傭外國軍隊來作戰，更腐朽更落后更野蠻又沒有更多先進武器的太平天國就這樣被鎮壓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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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等人之所以要辦洋務，最直接的目的有兩個：

第一是鎮壓內亂，頂用。比如左宗棠在創辦福州船政局之前，就曾說要“仿制輪船，出洋捕盜”。福州船政局剛造出兩只輪船，適逢1870年浙江海面發生海盜案件，一只輪船即刻就被派去鎮壓海盜。1867年，江蘇藩司丁日昌在提議創建北洋、中洋和南洋三路輪船水師的條陳中，闡述各水師輪船主要功能是“無事運漕，有事捕盜”。江南制造局后來造出的輪船，主要也是用來緝盜。1891年，在長江沿岸地區比如上海、蕪湖等地的民眾與外國教會發生沖突時，清政府甚至還調用了北洋購買的外國兵輪前往鎮壓。

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和天津制造局這三個或由李鴻章親自創辦，或由他接管的軍工企業，當初也是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李鴻章認為它們“鑄造開花炮彈，以資攻剿，甚為得力”，這三大制造局就是清政府鎮壓內亂的軍火供應地。1870年代中后期，山西、河南等地發生旱災，災情嚴重，很多大臣上奏要求削減各制造局的費用，移作救災之用，但遭到沈葆楨、李鴻章等人的反對，理由是災害之年，饑民更多，更容易作亂，這時候更應該多生產軍火，為防止饑民暴動而做準備。

同樣，在其他各地建立的制造局，比如蘭州機器局、四川機器局，都是為了直接鎮壓當地的內亂。甚至包括蘭州織呢局這樣的企業，也是為軍隊服務建立起來的，主要生產的是軍服之類的用品。

第二是為了增加自身實力，在朝廷爭斗中有更多的話語權。

在辦洋務的過程中，李鴻章等人發現，干此事能掙錢，當然，掙的不是市場的錢，而是政府的錢。辦軍械修理廠，為軍隊修槍修炮，軍隊得付給修理廠錢，軍隊的錢來自于國家財政收入，也就是說可以用軍費來支持自己辦企業，或者說是可以用辦企業的名義套取國家更多的錢，來發展自己的實力。比如他軍隊的建制是10000人，但政府不能只按這些人頭來發薪水，因為還要消耗槍支彈藥，槍壞了還要維修，維修就得給維修廠付錢，所以原來軍費只有10000兩銀子，現在就可以向政府要30000兩銀子，甚至更多。錢多了，就可以再擴充軍隊，隊伍更大了后，中央財政撥不出這么多錢來養，那么就可以直接向地方攤派，理由當然是在地方上辦企業、辦學校等等。如此一來，他在地方上勢力就大了，勢力大了后，皇帝要動他的時候就得想一想，比如他在廣東干得好好的，現在要把他調走，地方上答不答應，他走了后那些企業、學校還能不能搞下去，搞不下去會不會出問題，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具體拿李鴻章來說，北洋水師是他建立起來的，不讓他當北洋大臣是不合適的，而且直隸總督也是他擔任的，這么一來，李鴻章在朝廷中說話權重就更大了。

還有一點，清朝設有監察御史這個職位，可以隨意參奏任何大臣。大臣勢力大了后，就可以收買這些監察御史，讓他們不說自己壞話，反而替自己說好話。

當然，李鴻章等人發展自己的實力，并不是要反對皇帝或有謀反之心，僅僅只是為了在官員內部爭權奪利的傾軋中不致于被人算計而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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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決定了方式，李鴻章等人搞起的洋務運動就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搞洋務運動就是為了強化統治能力。洋務派所辦的那些事，諸如建兵工廠、設電報局、修鐵路等等，都是為了強化國家機器能力和統治能力的，即用外國的先進技術、先進的堅船利炮來強化朝廷的力量，鎮壓反叛，至于中國是不是也要成為科技進步的國家，中國人民是不是也要過上文明體面的生活，他們沒有想，甚至，從根本上他們還是反對的。張之洞就明確說了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就是說中國的物質文明雖然是落后的，但精神文明是先進的，現在我們只是用西方的先進技術來加強統治，其他的該咋樣還咋樣。

對比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更可以看出洋務運動的本質，明治維新有三個口號：

首先是文明開化，即是說日本現在還是不文明的國家，所以必須接受另外一個先進的文明體系；

其次是殖產興業，即要著力發展民生；

其三才是富國強兵，即讓國家強大起來，揚威于萬里波濤之上。

明治維新的這些新思維，中國洋務派一個都沒有。文明開化嘛，沒必要，中華文明本來就好著呢；殖產興業嘛，就是為了讓人民富裕起來，這也不行，人民富裕了更有力量造反；至于富國強兵，揚威于萬里波濤之上，那是皇帝考慮的事情，皇帝不考慮，我們做臣子的要考慮了，就是僭越，是萬萬不可的。

所以，洋務運動所辦的那些事，無非就是：建兵工廠，是為鎮壓內亂提供彈藥；設電報局，是為了鎮壓叛亂時聯絡更方便；修鐵路，就是哪里發生叛亂了，可以更快派軍隊過去剿滅。如此種種，和文明開化沒關系，和發展民生也沒有關系。

第二、官府等級制度的橫移。既然李鴻章等人不接受西方的那套組織體系，那么他們辦企業的方式就是直接把官府模式橫移過去，用管理衙門的辦法來干企業，行政取代了市場，是最典型的官辦企業，結果導致企業機構臃腫、運轉呆滯，效率低下，貪腐橫行。掌管這些企業的官員都想把自己的親屬塞進來謀個職位，而這些人大多數是沒有相關專業知識的。比如中國電報局各地分支機構，盛宣懷的親戚就多達三十余人，盛宣懷的堂兄盛宇懷不但掌管了無錫電報局，而且在臨終前要求自己的兒子頂替自己的職位。

這些在企業任職的官員大量貪污、挪用公款，中飽私囊。如招商局總辦唐廷樞就曾大量挪用公款，盛宣懷主持招商局時，不僅貪污，而且利用企業股票巧取豪奪，很快就成為這些企業最大的股東之一。對于屬下的種種貪腐行為，李鴻章基本上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還很袒護，比如當有人參劾盛宣懷在輪船招商局收購旗昌公司過程中受賄時，李鴻章就出面保了盛宣懷。就是李鴻章自己，也任用自己的外甥張士珩管理天津制造局，這在當時就頗受人詬病。

這種官辦企業，還意味著對本土民營企業的壓制，比如1882年李鴻章接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后，奏請“十年之內只準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

更本質的是，由于和發展民生沒有關系，辦這些企業本來就是為了擴大實力和套取軍費以及行賄，所以企業生產什么適銷對路的產品，進行科技創新等等，沒有人真正關心。

第三、以安內為上，攘外顧不上。本來，在李鴻章等人的思想觀念里，如何和外國打交道，就是皇帝、慈禧太后的事，他們定下來就是了，自己所要做的就只是忠君而已，所以，辦洋務也就和“攘外”沒什么關系了，而且他們和慈禧太后的共同觀點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先把國家穩定好、內部秩序維持好就可以了，割點地、賠點款給列強，只要他不滅我就可以。這種觀點導致了清政府對外政策就是和平友好，買人家東西，這就是整個洋務運動既不學習外國的東西，也不引進真正有文明價值的東西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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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到底有沒有現代思維？

要說他沒有吧，他確實說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聽起來很先知先覺的話，而且他也在事實上辦了一些很現代化的事情，建了現代化的電報局，派了留學生到國外學習，自己后來還親自到歐美游歷了一番。要說他有現代思維吧，從上文我們所論述來看，他干的還是忠君、發展自己實力那一套，還是按舊的思維方式在做事和生活，根本沒接受新的文明方式。他是說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類的話，但他并沒有講明白為什么會變？什么變了？我們該如何應對這種變局？等等。

我們認為：李鴻章沒有現代思維，相反，他還是用現代光鮮的外表延續舊文明的一個代表，不是舊統治，是舊的文明，舊統治是說保大清，他不只是保大清，他保的是皇帝制度，保的是皇帝制度下的世人心態體制，保的是他們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保的是贏得身前身后萬世名的價值體系，這是他內心最為真實的東西，所以他生命里面呈現出的文明特質便是中國封建傳統的、中世紀的，而不是現代的。

李鴻章是中國洋務運動的領袖，但他在1865年到1895年之間，并沒有親自到國外去進行訪問、考察，主要是通過派人出去考察的方式來了解西方世界。比如創建北洋水師，李鴻章并沒有對世界各國的海軍和海防做深入研究，1876年，他在煙臺與英國談判馬嘉理一案之時，赴停泊該處的德國、英國軍艦參觀，其先進的設備性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更下定決心要買鐵甲軍艦、建立水師，這才有了后來派人出去考察各國造船廠等事情。

李鴻章第一次出國，是1895年甲午戰爭后，他到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第二次是1896年，他出訪了歐美八國，其目的也不是為了考察先進文明，而是處理另外一些具體的事情。這就說明了，李鴻章對西方文明沒有切身體會，對世界沒有真正的了解。

北洋水師建立過程中，向西方各國買武器的事情就很能說明李鴻章并不真正了解世界。起先，他聽從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建議，向英國買船買炮，因為鴉片戰爭中，英國打敗了清政府，是海上強國，他就接受英國人的東西。后來普法戰爭中，德國打敗了法國，李鴻章派人到德國進行考察，得出結論是德國的大炮厲害，清政府就向德國軍工企業克虜伯工廠訂購了大量的大炮，成為克虜伯工廠的大客戶，同時派遣留學生前往接受培訓。北洋水師后來的幾艘主力艦比如“定遠”“鎮遠”和“濟遠”等，也都是出自德國的伏爾鏗廠，因為這家造船廠所造軍艦，主炮等一系列裝備都是克虜伯工廠生產的，而且造艦費用較之英商、法商還要更便宜一些。這件事情，并不能說明李鴻章多有眼光，雖然他看中的克虜伯大炮在當時確實先進，但他之所以訂購克虜伯大炮，本質上是出自自己急功近利的想法，是因為德國打敗了法國，他認為德國的武器就好，就要買德國的火炮和軍艦，假如普法戰爭德國失敗了，那他是不是就到法國買武器呢？雖然這只是一個假設，但從李鴻章的行事邏輯來看，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1896年李鴻章游歷歐美的事情值得說一說。從中也可以看出他是否真有現代思維。

1896年3月到10月，李鴻章先后出訪了俄國、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8個國家，這是清代大臣第一次進行環球訪問，表面上看，李鴻章每到一個國家，都受到高規格的接待禮遇，各大報刊爭相報道，轟動一時。

這次訪問有什么成果呢？

答案是：幾乎沒有。既沒有完成他出訪的主要目的，也沒有對他的思想產生深刻的觸動，他除了留下了一些辦具體事情與清政府聯系的電報稿外，并沒有親自留下相關筆記記錄歐美游歷見聞，坊間流傳的《傅相游歷各國日記》和《李鴻章歷聘歐美記》都是他人主要摘錄各大報紙報道和評論輯錄而成。

李鴻章這次出訪，有以下幾個目的：一是感謝俄、德、法三國在《馬關條約》后干涉日本“還遼”成功；二是聯俄，共同抵抗日本；三是和各國解決關稅問題。西方列強用炮轟開中國大門、與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喪失了海關主權，海關總稅務司是由英國人赫德擔任的，列強規定，外國對華進出口貨物，清政府只能收百分之五的關稅，按銀計征。隨后，隨著銀價不斷下跌，英鎊與銀的比價，由四五十年代的一鎊合銀三兩，變成了九十年代的一鎊合銀六兩，清政府此項稅收減少了一半。因此，清政府根據赫德所提的一個方案，要求李鴻章與各國交涉，對關稅稅則進行修改，按英鎊而不是白銀收稅，以解決甲午戰爭后清政府所面臨的財政壓力；四是與一些國家談一些具體合作，比如與比利時政府談在中國建盧漢鐵路的問題。

結果是清政府和俄國簽訂了一個《中俄密約》，俄國取得了在中國東北修筑鐵路的特權，《中俄密約》簽訂一年多以后，俄國就和德國互相勾結，先后在中國租借了膠州灣、旅順和大連等地，列強開始在中國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瓜分中國。至于提高關稅的問題，英法等國都以各種方式和理由拒絕了李鴻章。

各國熱烈歡迎李鴻章，也是有他們的私心目的的。前文說過，李鴻章辦洋務時，曾在德國的不少軍工企業比如克虜伯工廠訂購過大量的武器裝備，是其主要客戶，這些企業熱情歡迎李鴻章，是希望他再代表清政府向他們訂購產品。德皇陪同李鴻章參觀德軍演練時，看到李鴻章對德軍演練之法十分羨慕，甚至對李鴻章說如果中國想仿照德軍之法練兵，他愿意提供幫助。

李鴻章在歐美期間，見過不少政要，但其中這幾位，卻是他真正想見的，也正反映了他真實的內心世界。

第一位是德國前首相俾斯麥。時人皆稱李鴻章為“東方之俾斯麥”，他也似乎為此頗有些得意。見到俾斯麥之后，李鴻章請教了三個問題：一是中國復興之道是什么？二是“何以勝政府？”三是“政府何以圖治？”對前兩個問題，俾斯麥敷衍答之，只在回答第三個問題時，大談了一番練兵的重要性之類的。

從李鴻章提的這三個問題，就可以看出他真正關心的是什么，比如他問“何以勝政府？”可以看出他對自己自甲午海戰后的遭遇是有怨氣的，當然他不是對慈禧太后有怨氣，而是對攻擊他的政敵有怨氣，因而，他的所謂“勝政府”，是如何挫敗自己在朝堂上的政敵。在和俾斯麥這樣的大政治家對話時，李鴻章問的還是這種有關內斗之事，可見其毫無現代思維和世界眼光。

李鴻章還和俾斯麥談起了自己如何平定太平天國和捻軍之事功，誰知俾斯麥對此不屑一顧，認為這種內戰不值一提，能外戰、開疆拓土才算有本事。梁啟超在《李鴻章傳》里記載了這句話：“我歐人以能敵異種者為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姓，歐人所不貴也。”

如此對比，俾斯麥和李鴻章確實是兩個世界里的人物，所以，當李鴻章告訴俾斯麥他被稱為東方的俾斯麥之時，俾斯麥笑笑說：沒有人把我當作歐洲的李鴻章。

李鴻章第二個想見的人是英國人戈登。戈登就是曾幫助李鴻章鎮壓太平天國的常勝軍首領，其時他已在蘇丹戰死，李鴻章特地到戈登紀念館、圣保羅大教堂憑吊戈登，敬獻花圈，悼詞為“李某敬贈中國良友英國名將戈登”。

李鴻章想見的第三個人是美國前總統格蘭特。格蘭特曾到訪過中國，其時亦已去世，李鴻章到了格蘭特墓地悼念，留影紀念，并拜訪了格蘭特夫人。李鴻章如此看重格蘭特，一是故交，二是格蘭特是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統一南北的英雄，或許李鴻章認為自己平定太平天國等內亂，其功績也和格蘭特相仿吧。

在一些接待李鴻章的外國人眼里，也可以看出李鴻章是一個什么樣的政治人物。

李鴻章到俄國后，參加了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禮，很不幸的是，當天在廣場上發生了踩踏事故，死了不少人。李鴻章問接待他的俄國財政大臣維特：你們把這件事情報告你們的皇帝了嗎？維特說正準備要去報告。李鴻章就說你們太不會做臣子了，何必讓皇帝為這樣的事情勞神呢？維特反問李鴻章他會怎么處理，李鴻章說壓下來，不報告，又說他在直隸總督任上時，當地發生了饑荒，他就隱瞞沒報，而是說略有饑饉，但沒有餓死人。這番話讓維特感慨萬分，當晚他在日記里記載道：我原以為俄羅斯人是世界上最野蠻的，上帝保佑，還有中國人。

這次游歷歐美各國，在每個國家的很多場合，李鴻章發表過不少演說，有很多話聽起來很有現代思維，比如他讀到了美國前總統華盛頓的辭職聲明和離職演說后，認為華盛頓是個偉人，自己建立了一個國家，但又讓賢，讓別人來統治。如此種種，讓一些研究者認為李鴻章此時已經開始接受西方的政治文明。對于這種論斷，筆者不能贊同。假如李鴻章真的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文明，那他后來為何還要在東南互保等一系列事件當中保慈禧太后呢？

歷史研究問題，我們必須要尊重史料，而史料是當時形成的，當時那個環境下一個人說的話，到底是他的真實想法，還是僅僅只是他冠冕堂皇的理由，這就需要后來的研究者認真甄別。比如李鴻章出訪歐美時演講中的很多話，就是場面官話。

總而言之，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李鴻章是一個不知世界為何物之人。人常說：不去觀世界，哪來世界觀。李鴻章卻是觀了世界也沒有世界觀，因為他的腦袋里一直裝著他舊世界的東西，他看到的新世界只是為舊世界來做一些補充的，所以，他就不可能理解新舊世界之差別。作為一名政治家，他真是自私自利到了極點，只想他自己那些心事：怎么能讓太后對我好點；怎么讓大臣在我面前俯首帖耳；怎么讓我更有面子，死之后立個牌坊、建個祠堂之類的。

有一個事實必須指出，李鴻章搞洋務運動的時候，歐洲的工業革命也沒有開始多少年，也就是說，洋務運動是和工業革命差不多同時起步的，人家有了電報，我們引進了，人家有了火車，我們也引進了，北洋水師戰列艦配備的克虜伯火炮，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水師操作命令，甚至都用的是英語。那么為什么后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反而越來越大呢？關鍵還是在于人，在于李鴻章這樣手握大權的人還活在舊世界里。

同樣，洋務運動比日本的明治維新還要早十年左右，日本剛開始搞工業化時，甚至還學習過李鴻章如何辦洋務，北洋水師訪問日本時，其先進程度把日本人嚇了一跳，可是沒過幾年，日本聯合艦隊就把北洋水師打敗了。那么，在這二十多年時間里，李鴻章關注日本發展了嗎？從后來甲午戰爭的情況來看，他對日本的了解是很不夠的，很多論者都說李鴻章的思想有一個由最初的“聯日”轉變為“防日”的過程，但他到底是怎么防的？收集了哪些情報？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采取了何種應對措施？這就必須得說到中日甲午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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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里不是要講甲午戰爭的過程，而是講清政府和李鴻章究竟敗在了什么地方？

首先是敗在了政治上，沒有政治戰略。由于李鴻章政治上沒世界觀，不知道世界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所以他就沒有世界戰略，在列強并起、弱肉強食的時代里，在世界上我們該怎么自保？怎么自立？這些統統沒有主動去做考慮。這一點在甲午戰爭中就看得很清楚，朝鮮當時本是清政府的屬國，對于這樣的屬國，清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手段進行控制？將來要面對的敵人是誰？又比如，日本已經插手朝鮮問題了，這時候我們是應該把日本勢力趕出去，還是徹底把朝鮮讓給他，不要再喪失本土利益？這些問題，有些李鴻章沒有考慮，有些他雖有所意識，但由于沒有采取相應措施，等同于沒有考慮。

事實上，對于打敗自己的日本，李鴻章至始至終都沒有做真正深入的研究。他所做的一切，幾乎都是來自于被動的應付。1871年9月，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及《通商章程》，提出“聯日”，主要是想籠絡日本，當然，日本可不會按李鴻章的愿望來行事。

1873年，李鴻章從上海報紙上得知日本有入侵臺灣的計劃，但他并未重視，反而他認為臺灣那個地方民風彪悍，地形復雜，英美等國都無可奈何，日本人要侵略，不太可能。

1874年日本以琉球漁民被殺為由出兵臺灣，讓李鴻章大感意外，當日軍登陸臺灣被確認后，他才開始反應過來，但還是不愿放棄對日幻想，最終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北京專條》，該條約承認臺灣高山族人所殺琉球船民為“日本國屬民”，承認日本出兵侵臺為“保民義舉”，實際上默認了琉球為日本的屬國，為后來日本吞并琉球提供了根據，同時還以撫恤被害難民、留用日本所修道路房屋等名義付給日本白銀50萬兩。

客觀來說，日本這次侵臺事件，給了李鴻章和清政府震動，由此在朝廷中開始了一場關于海防的討論，李鴻章提出了購買鐵甲船、建水炮臺等建議，但其思想還是著眼于防御，對于日本，李鴻章仍然認為其為“小國”，內心里還是有些瞧不起的。

1879年日本正式宣布吞并琉球，并改名為沖繩縣，這時李鴻章做了以下兩件事情。其一，他認為日本吞并琉球，就是仗著自己有新購的鐵甲船，中國也必須有鐵甲船，才能阻止日本侵占臺灣、朝鮮的野心。自此以后，李鴻章派人在歐美做了一番考察，決定在德國訂購鐵甲艦，正式組建北洋水師。其二，李鴻章確實想到了日本可能會插手朝鮮問題，他采取的措施是勸說朝鮮與英美等列強簽訂通商條約，試圖借列強的力量來阻止日本的勢力進入朝鮮。這種做法是很可笑的，恰恰說明了他不了解日本，也不了解英美列強，對于國際間如何爭斗、相處并不懂。

買了鐵甲艦后，也沒有去收復沖繩，僅僅作為炫耀的工具。1886年和1891年，北洋水師曾兩次訪問日本，但這種訪問，并沒有讓李鴻章和其他北洋水師將領真正了解日本海軍，北洋水師實際上是抱著示威的心態去日本訪問的。示威、威懾他國，就是李鴻章心目中北洋水師的真正作用，他沒有海防意識，也沒有真正要與日本等國交戰的想法。事實上，李鴻章關于海防說得最多的是要買船和建軍隊、建基地之類的事情，確切的說，是由自己來買船和建軍隊，辦這幾件事情就能從政府套取軍費，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壯大自己的實力。

甲午戰爭和簽訂《馬關條約》后，對日本，李鴻章做了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 “聯俄抗日”，結果不僅沒解決問題，反倒引狼入室；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發誓不再踏入日本的土地，他從歐美訪問完乘船回國時，途徑日本橫濱，就拒絕了日方請他上岸休息的邀請。

相反，日本是有政治戰略的，明治天皇和他的大臣們不僅有自己的現代化目標，而且有成為世界列強中一員的強烈愿望，在亞洲，他們制定了相關戰略：先拿下朝鮮，再拿下中國東北，等等。

1884年，朝鮮朝野有人在日本支持下，發起“甲申政變”。第二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就朝鮮問題簽訂了《天津會議專條》，規定中日從朝鮮撤軍，以后均不得派人在朝鮮訓練軍隊，兩國或一國向朝鮮派兵應先相互知照。等到了1894年，日本已經做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但李鴻章對此毫不知情，在向朝鮮派兵時，還按《天津會議專條》知照日本，日本趁機派兵入朝。由此看來，李鴻章不僅對朝鮮問題沒有政治戰略，連基本的情報工作都做得非常之差。

其次敗在沒有正確的軍事戰略。朝鮮問題升級后，日本開始派兵進入朝鮮，當時在朝鮮的袁世凱建議把進來的日本軍隊殲滅掉，但李鴻章對于打還是不打，一直沒做決定，實際上日本軍隊剛進朝鮮時只有幾百人，是完全可以消滅的。既然不打，那撤退總可以吧，對此，李鴻章也沒做決定，就那么拖著，結果是情況越來越糟糕，局面越來越不可收拾。在此我們可以分析一下李鴻章當時的心理，他是把中國和日本的兩國之爭，當成了自己官員之間的互相傾軋，相當于把婆媳妯娌之間的小伎倆、后宮爭斗的小伎倆、官場爭斗的小伎倆用到了世界的外交舞臺。日本進軍朝鮮時，他根本沒判斷出會有那么大的戰爭，而是認為清軍在那兒待著，就不至于出大事，挨過一刻是一刻，再等其他列強一調停，事情就解決了。他就這么想問題的，而且他還盡量瞞報，不讓慈禧太后和其他大臣知道。

李鴻章為什么不打這一仗呢？有研究說他知道自己的部隊沒有能力打。不對。從實際作戰過程來看，如果前期陸軍配合好，不比日軍差，清軍是能占住朝鮮的，即使在李鴻章決策失誤的情況下，朝鮮陸戰中國和日本也是打了個平手。那么海戰呢？實際上，當時北洋水師與日本聯合艦隊相比，在船只配備和武器裝備上，各有長短，即使黃海海戰之后，北洋水師失敗，但主力艦“定遠”和“鎮遠”仍在，并沒有失去作戰能力，可惜北洋水師最后卻是投降了。投降和被殲滅完全是兩件事情，被殲滅那是你本事不如人，沒有了作戰能力，被滅了應該，投降卻是你還有作戰能力，只是軍事戰略出了問題而已，就這么低頭了。倘若李鴻章一開始就下死命令，命令部隊不惜一切去打，整個戰爭或許就會不一樣。歷史不能假設，真實情況是他打得不堅決，撤得也不果斷，首鼠兩端，試圖用拖、黏的辦法把事情維持下去，這就有問題了，世界并不是按照你的時間表來運行的。

其三是敗在沒有正確的戰術措施。這一點李鴻章也要負責任。比如北洋水師成立以后，水軍和陸軍該如何配合的問題就一直不明確，現在戰爭來了，水師和陸軍果然沒有很好配合作戰，不是不想，是不知道咋配合。又比如，在北洋水師并沒有失去作戰能力的情況下，就命令其撤回旅順、威海各港，避戰自保，把制海權讓給了日軍，后來在后勤基地旅順被日軍攻占時，甚至都沒有派兵去增援。

甲午海戰，損失慘重，清政府不僅丟了對朝鮮的控制權，而且還丟了本土土地，臺灣正式割讓了出去，遼東半島雖被贖回，但被俄國人占去了，在日俄戰爭后，還是被日本人給占了。

甲午戰爭之敗，意味著洋務運動的失敗，這個失敗也就發生在半年左右的時間里，在此之前，從李鴻章搞洋務運動，一直到甲午戰爭前搞北洋水師演習、甚至在打的過程中傳假戰報的時候，還是一副欣欣向榮的景象、一副強大的局面，但一瞬間，一切都坍塌了。

7

甲午戰爭后，李鴻章代表清政府簽訂了《馬關條約》，之后，他又有過怎么樣的反思和總結呢？

首先他認為自己的事業都因甲午戰爭的失敗而一落千丈，他這樣說：“嘗自謂予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遭遇不為不幸，自問亦未有何等隕越，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余。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后生輩描畫都盡。”

從中可以看出李鴻章對中日一戰，至此還是認識不清，中日交涉在他看來是無端而起，這確實不是一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說的話。同時，北洋水師沒了，喪權辱國的條約簽了，這些在他看來，都不如他自己的身后名更為重要。

其次，李鴻章認為洋務運動的失敗，責任并不在于自己。他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涂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表，然究竟決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這段話充滿了推諉，沒有一星半點的負責任精神，讀后讓人一聲嘆息，我們不禁要反問：既然你都知道自己干的是紙糊的活兒，怎么向政府要軍費的時候不這么說呢？反而是瞞和騙呢？

其三，對于朝政爭斗，他采取的是暗斗的方式，比如他堅決不從大學士之位上隱退，是他認為翁同龢想謀此位，因此他說：“我偏不告退，讓他想死。”又說：“我混了數十年，何事不曾經驗，乃受彼輩捉弄耶？”

甲午海戰雖然失敗，但李鴻章還是在慈禧面前說話有分量的人物，但對于這期間發生的一系列大事，他并沒有過多參與。戊戌變法，他既沒支持也沒反對，他搞東南互保，也僅僅是自保和維持治安。他和孫中山聯系過，但他沒有造反，最后還是跟著慈禧太后走了，替她簽了《辛丑條約》，這時他人也老了，思想也更加老了，更加沒有活力了。

8

現在距離李鴻章去世已經有一百多年了，但擁有李鴻章這樣靈魂的人還大有人在，我們時不時就能碰到這位故人、這個老朋友，他就活在現在、活在當下，他還在影響著我們。

李鴻章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是世界潮流，什么是現代世界，什么是現代文明的本質，所以在基本認識上，他用天生的生命本質、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那一套觀念來理解現代的文明世界，那么，就必然會有很多誤讀、錯讀，甚至故意把它引到錯的地方去。不能把形式上接受了堅船利炮、電報鐵路等器物當成現代化，也不能把在政治制度層面上模仿西方就當成是現代化，最根本的問題還是靈魂上的，如果不改造靈魂，不讓中國人的靈魂經受現代文明的徹底洗禮，一切仍是紙糊的，一戳就破。

李鴻章就是一個披著現代化外衣的騙子，他不是騙世界而是騙自己。一個騙自己的人、活在舊世界里的人，必然會遭遇甲午戰爭，必然會遭遇八國聯軍，必然會遭遇分崩離析。這樣的人，是走不進新世界的，一定會被新世界淘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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