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20世紀末的東北改制浪潮與沈陽“3?8”案件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小說家雙雪濤從中打撈出東北獨有的語言和小人物命運，創作出《平原上的摩西》。

3月8日，基于小說改編的電影《平原上的火焰》幾經曲折終于上映，作為原著作者，雙雪濤在其中擔任了藝術總監的角色。

平原上的火焰 (2025)

距離小說創作的時間已經過去10年，那股屬于北方的肅殺冷冽的氛圍、懸疑漫長的案件成為一種顯學，被定調為“東北文藝復興”。而時間帶來的巨大變數，也讓主創團隊和片中人一樣產生了命運共振。

我們與雙雪濤聊了聊幕后的創作故事，以及在電影懸置的幾年里，作為一個小說家參與到電影制作當中的經歷。在他看來，“環境的變化，甚至世界的變化，都會隨時影響到電影。與此同時，電影本身也在發生它的變化”。

《平原上的火焰》將時間設置在1997年和2005年，這是中國發展變化巨大的兩個年代：父輩面臨東北改制與下崗潮，年輕的小斐和小樹約好在平安夜放一場火，但出租車上的一場誤會造成了悲劇。個體的命運隨著一聲槍響發生改變，時代緊接著為東北留下一道反復感染和發炎的集體傷口。

平原上的火焰 (2025)

2015年，雙雪濤在《收獲》上發表了小說《平原上的摩西》，并在同年秋天決定離開家鄉，踏上了從沈陽飛到北京的航班。湊巧當時，刁亦男作為最早一批看完小說的讀者，被小說中兼具通俗和文學的表達吸引，認為它的風格具備類型化的潛質。刁亦男很快與導演張驥一起約雙雪濤在北京見面，希望把它改編成電影。

作為原著作者的雙雪濤選擇加入，但他并不打算干涉創作或“捍衛小說”。在他看來，當一部作品從小說轉變為電影，它的介質已然發生變化，也完全屬于另一個創作者，自己所做的更多是一塊“聊聊天”，在原小說的邏輯上尋找新的枝杈和可能性。

平原上的摩西

電影的前期籌備用了5年時間，劇本也經過反復修改。對于導演張驥來說，原小說的結構是第一人稱、多個視角不斷切換，在電影有限的篇幅中反而成為了難題。團隊最初嘗試過按照小說的多個視角講述，也試圖用三段式的結構來敘事，但發現要講的內容太過龐雜分散，索性將三代人的故事線收束、讓敘事聚焦在年輕一代身上。

在主創達成的共識下，李斐和莊樹兩人的關系成為貫穿全片的核心線索。他們在平安夜一場未完成的放火約定，串起跨度將近十年的時間和時間帶來的變化，多年后仍在追尋的答案，某種程度上也象征著雙方對命運的不甘和執念。

“小樹和小斐的關系，是一系列關系的縮影——不光關于兩個人，也和父輩有聯系，他們的誤會背后其實是一股‘時代’的力量在推動。這是電影和小說的區別，小說只需要一個句子就可以往前推進，但電影完全是另外一種東西，它的故事展開需要一個底座，兩人的關系給這部電影奠定了基石。”

平原上的火焰 (2025)

在雙雪濤看來，電影的改編是把一種類型做到了極致——不管是李斐和莊樹兩人情感關系的強化，還是在電影后半段，李斐在遭遇車禍、錯過約定、被中醫囚禁后，在不到二十平米的逼仄小屋中，用卸下的義肢反殺孫天博，都是原小說中沒有的情節。

這場戲被雙雪濤視為李斐對命運的一種反抗。“在女主人公的故事里，我覺得還是需要有一個對命運反抗的動作。時代造成的誤會，加上后來的人生際遇，讓她身上累積了很多壓抑的憤怒，最終通過這個動作釋放出來。”

平原上的火焰 (2025)

“大家一起想到用義肢完成這個動作，我覺得有一定的象征意義，小斐用了并不屬于自己身體的一部分，但又是日常幫自己走路的東西來做兇器。最后的鏡頭呈現有一種突然性，是因為她的動作先于人物入畫，這是導演和攝影師的設計產生的效果。故事是故事，但是視聽設計也很重要。”

2015年，拿到小說改編權后，導演張驥很快前往東北采風。雙雪濤帶著他一起去沈陽堪景，經過大工廠周圍的家屬區，“張驥、刁一男都是西北人，所以在沈陽主要是和幾個朋友聊聊天，感受東北人的思考方式。”

東北的城市翻新得比較快，導演張驥又開車前往吉林市，找到符合上世紀90年代狀態的地方取景，用老舊的工廠廠區、破舊的水泥樓梯、脫落的舊墻皮，還原東北這座工業城市的冷峻氣質，“片中有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方面跟那個年代有關系，另一方面也和敘事有關系，它反映出莊樹的心聲，他在思念著誰，通過歌曲有一個曲折的表達。”

平原上的火焰（2025）

2020年的大年初四，電影在吉林開拍，但因為趕上疫情而被迫中斷。3月底，整個劇組在隔離了14天后重新開拍，雙雪濤在現場待了十幾天，觀看了幾場關鍵戲份的拍攝——孫天博落水、李斐殺人，“包括大結局的鏡頭，大家還討論了半天，到底是女孩依偎男孩，還是男孩依偎女孩”。

當時，劇組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每天的場地和情況隨時在變。最終的順利完成，同樣得益于演員的功力，周冬雨在命運面前展現出情緒的遞進和層次感，而劉昊然為角色注入了沉思和觀察的內核。

“我很喜歡孫天博在松花江面包車上給冬雨打針的那場戲。當天也是因為原來的景用不了，我們就改在面包車上拍，最終看上去效果還不錯，這是電影有意思的地方，它的不確定性會帶來另一種味道。”

平原上的火焰 (2025)

拍攝并不是唯一的不確定因素。2021年9月20日，電影宣布改名《平原上的火焰》，張驥提到，火是貫穿全片、浪漫又危險的兩人關系，而平原依舊指向更宏大的東北土地與時代背景。

今天再回看這部電影，雙雪濤依舊認為它有一種手工感。它是以導演為首的一群創作者，在這個時代用心做出來的木制品。“這部電影有很多真誠的東西，我喜歡它純粹的部分，也相信觀眾能感受到這一點。”

《平原上的火焰》懸置的幾年里，以東北往事為題材的作品接連涌現。2019年，寶石老舅的一首《野狼disco》開啟“東北文藝復興”的浪潮，到2023年《漫長的季節》大火、劇集《平原上的摩西》播出，觀眾對東北的冷峻、動蕩與失落也不再陌生。

漫長的季節 (2023)

東北的地域文化、歷史傷痕和犯罪故事，似乎讓它天然具備類型化的優勢。“東北三杰”的小說陸續改編，作家們也陸續參與到電影制作過程中，鄭執很早開始親自操刀編劇，班宇擔任文學顧問，而雙雪濤則是從藝術總監開始。

在他看來，“東北文藝復興”在幾年間已經演變為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它對于東北的創作者來說是個好事，我們有更多機會去表達自己、參與到項目中。但另一方面，這也反映了大家在創作上或思考問題的惰性，很多地方都有精彩的故事，不止是東北，地域的問題也并不代表全部，我們肯定需要在這個類型里做出新意。”

平原上的摩西(2023)

與此同時，雙雪濤的腳步也沒有停下。從《刺殺小說家》《平原上的摩西》到《我的朋友安德烈》《平原上的火焰》《飛行家》，隨著越來越多作品被改編，他或多或少參與到電影制作當中，并學會用電影的方式去思考。

而他進一步深入電影行業，是在2023年上映的電影《鸚鵡殺》中擔任監制。這是一部和他的小說沒有任何關系的電影——最初是導演麻贏心把劇本《東南亞往事》發到雙雪濤的郵箱，他被其中的人物關系吸引，于是推薦給制片人頓河，開啟了項目。

“選擇一部與自己小說沒有關系的電影，其實也是一個巧合。我看完劇本后，第一反應是中國特別缺少這樣的類型，過去我們很少見到以騙子這一職業來作為象征性的人物，尤其是在心理層面去探討女性情感和人物關系，它的故事本身在國產電影中是新穎的，這是吸引我的地方。”

鸚鵡殺 (2023)

當一個文學作家參與到影視改編的制作過程當中，雙雪濤再次感受到電影和小說最大的不同，“小說一個人就可以完成，但是電影需要與不同的人合作，成為一個導演也會面臨更大的壓力和更多的選擇。”

這也許是雙雪濤在電影行業中嘗試過不同的身份，但還沒有“全職”投入的原因。監制與導演面臨著不同的壓力，編劇負責完成一個半成品，他更像是處于電影和文學的中間態，在一個恰當的時機加入創作。

“其實不存在所謂的‘雙雪濤宇宙’，我沒有一定要把它們變成某個大計劃里的一部分。一事一議是我的原則，如果出現了一個我喜歡的事，我就去做。當這個事做完了，還有另一個有意思的事情出現，我就繼續做，沒有就休息一段時間，”

我的朋友安德烈 (2024)

一部電影從最開始有想法到上映過去了10年，世界、觀眾和市場都在發生變化，在票房和口碑上也迎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3月8日，《平原上的火焰》上映后，導演張驥形容過去的十年就像片中一樣“變化巨大，物是人非”；刁亦男則提到上映就是勝利，“我們沒有被KO”。

雙雪濤同樣有類似的感受。“這么多年工作下來，我覺得環境的變化，甚至是世界的變化，都會影響到電影。而小說在人文世界里的作用也在產生變化。在一個特別快速的時代，人們需要迅速判斷一個東西有用還是沒用，小說這種虛構的東西往往會讓人覺得它沒有用。這種功利化的思維在這個時代非常流行，面對這些變化，作為一個作家，同時也是在制作電影的人，我也在思考自己到底應該做點什么樣的東西。”

平原上的火焰 (2025)

談起電影與文學的關系，雙雪濤依舊覺得當下的市場很殘酷，想把文學改編作為一個影視產業并不容易。“優秀的原創劇本很多，但有文學作為底子的電影，它的世界還是會略有不同。中國有很多優秀的類型文學作家，圍繞文學作品的改編看似有規律性，但在市場上還是少數，大部分帶有較強的偶然性。”

在他看來，《平原上的火焰》就是一個例子，電影懸置的幾年里，主創團隊在敘事和剪輯層面做了一些調整，“但是它已經在根本上無法改變了。電影在五年之前就已經拍完了，直到今年才上映，這個世界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它本身的變化還是很小，我們只能是接受這種命運，沒有別的方式。”

平原上的火焰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