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生產、銷售含毒品成分食品的定性問題及新型毒品量刑規則為研究對象，結合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系統分析販賣、制造毒品罪的構成要件認定難點，并針對毒品數量大但含量極低的新型毒品案件提出量刑平衡路徑。文章通過案例解析與規范解釋，闡明主觀明知推定規則、非列管原料的司法評價標準，以及毒品含量與社會危害性綜合判斷原則，旨在為實務中新型毒品犯罪案件的法律適用提供參考，促進罪刑均衡與刑事政策協調。

一、生產、銷售含毒品食品的罪名認定規則

生產、銷售含毒品成分食品的行為具有隱蔽性與危害擴散性，其行為性質需依據毒品犯罪構成要件進行精準判斷。根據《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此類行為可能同時觸犯販賣、制造毒品罪與危害食品安全類犯罪，但基于法益保護優先性及罪名競合規則，應以販賣、制造毒品罪定罪處罰。

（一）主觀明知的司法推定路徑

販賣、制造毒品罪系故意犯罪，要求行為人明知涉案物品系毒品。司法實踐中，被告人常以“不知成分”為由抗辯，需結合客觀證據進行綜合推定。例如，在張某案件中，其通過非正規渠道采購化學原料，使用暗語聯系買家，且交易價格顯著高于同類食品，法院依據《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規定，認定張某具備主觀明知。具體推定要素包括：

行為異常性：生產流程隱蔽、原料來源非法；

交易特征：采用加密通訊、現金交易等逃避監管手段；

認知可能性：行為人的職業背景、教育程度等可推斷其對物質屬性的認知能力。

（二）非列管原料的性質認定標準

對于使用未列入《易制毒化學品名錄》的原料制毒案件，需重點審查原料用途與制毒行為的關聯性。例如，李某案件中，其以“食品添加劑”名義購入某化學物質，但經鑒定該物質系合成新精神活性物質的關鍵前體。法院結合以下因素認定其行為構成制造毒品罪：

1.原料功能專屬性：該化學物質無正當工業用途，僅能用于合成特定毒品；

2.行為目的性：生產場所無合法資質，成品流向娛樂場所等高風險區域；

3.技術關聯性：生產工藝與已知毒品合成路徑高度吻合。

（三）罪名競合的處理原則

當同一行為同時符合販賣、制造毒品罪與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構成要件時，應根據“特別法優于普通法”及“重罪吸收輕罪”原則擇一重罪處罰。例如，王某將合成大麻素摻入電子煙油銷售，因毒品犯罪的法定刑顯著高于食品安全犯罪，最終以販賣、制造毒品罪定罪。

二、新型毒品數量與含量沖突下的量刑平衡機制

針對毒品數量大但含量極低的新型毒品案件，需在堅持“數量不折算純度”原則的基礎上，通過實質解釋實現量刑公正。

（一）“數量不折算純度”原則的規范內涵

《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條明確規定“毒品的數量以查證屬實的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數量計算，不以純度折算”，其立法目的在于強化對毒品犯罪的打擊力度。但該規定并不排斥對毒品含量進行技術鑒定，尤其在新型毒品案件中，含量鑒定是判斷社會危害性的重要依據。例如，某案查獲的“糖果”中含芬太尼衍生物0.02%，雖總重達10公斤，但有效成分僅2克，法院將含量作為量刑酌定情節而非定罪依據。

（二）社會危害性的綜合判斷維度

對于新精神活性物質等第三代毒品，需建立區別于傳統毒品的量刑評價體系，重點考量以下因素：

成癮性與戒斷反應：如某合成卡西酮類物質成癮性僅為海洛因的1/5；

流通場景與次生風險：娛樂場所濫用易引發毒駕、暴力犯罪；

管制等級與認知程度：是否已被列入《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制品種增補目錄》。

（三）寬嚴相濟政策的司法適用

在量刑環節，應區分“嚴懲犯罪”與“罪責均衡”的雙重目標：

從嚴打擊情形：針對規模化制毒、向未成年人銷售等情節；

從寬調整空間：對于含量極低、主觀惡性較小的初犯，可依據《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層報核準法定刑以下量刑。例如，趙某銷售含微量合成大麻素的“功能飲料”，雖數量達20公斤，但因含量僅為0.01%且未造成實際危害，法院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后減輕處罰。

三、程序銜接與證據規則完善建議

強化技術鑒定配套：建立新型毒品快速鑒定機制與含量數據庫；

明確含量證據的效力：將含量鑒定報告作為量刑建議的必備材料；

完善案例指導制度：通過發布典型案例統一“數量—含量—刑期”的折算參考標準。

結語

新型毒品犯罪的法律規制需兼顧刑法規范的剛性與個案裁量的彈性。通過嚴格主觀明知推定規則、細化社會危害性評價體系及完善量刑平衡程序，可實現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雙重價值。司法機關應主動適應毒品犯罪形態變化，以實質解釋彌合法律文本與現實治理的鴻溝，維護刑事司法體系的科學性與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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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法濤律師，河南鄭州著名刑事案件律師，專辦全國各類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