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

《我為什么寫作》

喬治·奧威爾 著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五六歲的年紀，我就知道自己長大后要成為一名作家。在大約十七歲到二十四歲之間，我曾試圖放棄這個理想，但我意識到這樣做有違自己的本性，或遲或早，我終將沉淀下來寫作。

我家有三個孩子，我排行老二，但與老大和老三都相差五歲，此外，在八歲前，我沒見過父親幾面。由于這一點，以及其他一些事情，我有點孤獨，而且很快養成了招人嫌的舉止。就這樣，我在學生時代并不討喜。孤僻的孩子喜歡編故事，與想象中的人物交談，我也有這個習慣。我想，從一開始，我的文學抱負就是與受人孤立和不被重視的感覺交織在一起的。我很清楚自己擁有遣詞造句的才能，也有能力面對令人不快的現實，我感覺這創造了一個屬于我自己的世界，無論我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失意，都可以在這里得到彌補。然而，在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我認認真真所寫的作品還不到六頁。這里說的“認真”，是指集中全部精神在寫作上。我在四五歲時寫了第一首詩，母親聽我口述，將它記錄了下來。關于這首詩，我什么都不記得了，只記得寫的是老虎，而那只老虎有“椅子一樣的牙齒”。如此遣詞造句倒也有些意境，但我想這首詩抄襲了布萊克的《老虎，老虎》。

在我十一歲那年，1914—1918年的戰爭爆發了，我寫了一首愛國詩并在當地的報紙上發表。兩年后，我寫的另一首關于基欽納去世的詩也發表在了當地的報紙上。后來我稍微長大一點，便不時采用喬治王朝風格寫一些“自然詩”，不僅寫得很蹩腳，通常還會半途而廢。我還試著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卻以慘敗告終。這就是那些年里我真正寫在紙上的自詡認真的全部作品。

然而，在這段時間里，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我確實從事了文學活動。首先是那些按要求完成的作品，這些東西寫起來很快，也很容易，并不能給我帶來多少樂趣。除了作業，我還寫了一些半喜劇詩歌，如今在我看來，我寫這些詩的速度快得極為驚人。十四歲時，我模仿阿里斯托芬，只用了大約一個禮拜的時間就寫出了一部押韻劇本，還幫助編輯校刊。這些校刊既有印刷的，也有手抄本，極盡滑稽之能事，并無半分可取之處。我為這些所耗費的精力，遠遠少于我現在為最廉價的報紙、雜志所付出的力氣。但與此同時，在十五年或更長的時間里，我還在進行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學練習，那便是以我本人為主，編造一個連續的“故事”，相當于只存在于腦海中的日記。我相信兒童和青少年都有這樣的習慣。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常常把自己想象成羅賓漢之類的人物，還把自己描繪成大英雄，經歷一次次扣人心弦的冒險。但是，很快我的“故事”就擺脫了這種粗糙簡單的模式，不再沉湎于自戀，轉而越來越著重描寫自己的所作所為和所見所聞。

有時候，一連好幾分鐘，我的腦海里會出現這樣一些內容：“他推開門，進了房間。一縷金色的陽光穿透了薄棉窗簾，斜照在桌上。桌面上擺著一個半開著的火柴盒，旁邊是墨水瓶。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到窗前。在街上，一只玳瑁貓正在追逐一片枯葉。”等等，諸如此類。這個習慣一直持續到我二十五歲左右，貫穿了我未從事文學創作的那些年。雖然我不得不尋找，而且確實在尋找合適的字眼，但我做出這樣的描述，可以說是在外力的迫使下進行的，甚至違背了自己的意愿。我想，這些“故事”一定反映了我在不同年齡所崇拜的各種作家的風格，但在我的記憶中，在描寫上做到細致入微，則是始終不變的品質。

在十六歲上下的時候，我突然發現了單純的文字所蘊含的趣味，也就是說，文字也有聲音，能叫人產生聯想。《失樂園》里有這樣兩句話：

于是他承受著苦難和艱辛
繼續前進：他承受著苦難和艱辛。

現如今，這兩句話在我看來并無精彩之處，當時卻能直擊我的靈魂深處，而用“hee”代替“he”（他），也平添了很多樂趣。至于對景物的描述是重中之重，我早已有所領悟。因此，假如我在那個時候想寫書，那我希望寫什么樣的書，則可謂一清二楚了。我想要創作堪稱鴻篇巨制的自然主義小說，以悲劇收尾，字里行間皆是細致的描寫和引人入勝的明喻，也不乏華麗的段落，而其中詞句的選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們本身所富含的音律。事實上，我完成的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就屬于那種類型的書，這本書是我在三十歲寫的，構思則早得多。

我之所以交代這些背景資料，是因為在我看來，要評估作家的創作動機，就必須對他們的早期發展有所了解。他們選擇何種題材，由其所處的時代決定，至少在我們這種動蕩的革命時代，事實便是如此。但在動筆之前，他們的情感態度早已形成，根本不可能徹底將其擺脫。毫無疑問，作家必須控制自己的性情，避免陷入不成熟的階段，或沉溺于反常的情緒不能自拔，這是他們的職責所在。但如果他們完全摒棄了早期的影響，那便是扼殺了自己的寫作熱情。撇開謀生的需要不談，我認為寫作，至少是寫散文，有四大動機。所有作家都是如此，只是程度有深有淺，而且這也會隨著他們所處環境的不同而變化。這些動機為：

其一，純粹的自我目的。希望顯得很聰明，希望成為人們談論的焦點，想在死后名垂青史，想要報復童年時冷落過自己的大人，等等。假稱這不是動機，甚至不是強烈的動機，純屬是在欲蓋彌彰。無論是作家，還是科學家、藝術家、政治家、律師、軍人、成功的商人，簡而言之，就是整個人類社會的上層人士，都有這個特點。大多數人都談不上極端自私。過了三十歲，他們幾乎完全放棄了作為個體的意識，基本都在為他人而活，也可能被單調沉悶的苦差事壓得喘不過氣。但也有少數人天賦異稟，固執任性，決心把自己的生活過到底，作家就屬于這一類人。我應該說，總體上，比起記者，嚴肅認真的作家更虛榮，更以自我為中心，只是對錢沒那么感興趣。

其二，對美的熱愛。感知外部世界的美，或者從另一方面來說，是感知詞語及其正確排列的美。享受一種聲音對另一種聲音的沖擊，欣賞結構緊湊的優秀文章或節奏明快的出色小說。渴望分享自己認為有價值且不應錯過的經驗。許多作家的審美動機都很薄弱，但即使是編寫小冊子或教科書的作者，也會出于非功利的原因而喜歡某些詞句，或者對某種版式、頁邊距寬度等青睞有加。任何比《鐵路指南》更高層次的書籍，都會有審美方面的考慮。

其三，歷史層次。渴望看到事物的本來面目，找出真正的事實，并把它們儲存起來供子孫后代使用。

四，政治目的。這里指的是盡可能廣泛意義上的“政治”。渴望把世界推向某個方向。在應該努力追求哪種社會類型的問題上，改變其他人的思想。同樣，沒有一本書能真正回避政治傾向。認為藝術與政治無關的觀點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

由此可以看出，這些不同的沖動互相矛盾，還因人而異、因時變化。就本性而言，我認為前三個動機比第四個更重要。這里所說的“本性”，指的是你剛成年時所達到的狀態。在和平年代，我可能會堆砌華麗的辭藻，或者寫一些注重描寫的書籍，并且意識不到自己在政治上忠誠于何。事實上，我被迫成為一個小冊子作者。起初，我干了一個不合適自己的職業（在緬甸做印度帝國警察），一干就是五年，那之后，我窮得叮當響，挫敗感與我如影隨形。這使我對權勢發自本心的仇恨越發強烈，并且第一次充分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此外，在緬甸的工作也使我對帝國主義的本質有了一定的了解，但這些經歷還不足以給我樹立起明確的政治取向。接著發生了很多事，比如希特勒出現，西班牙內戰爆發。到1935年底，我仍然沒有做出堅定的決定。我記得我在那個時期寫了一首小詩，說明了自己的困境：

我本該是個快活的牧師，

生在兩百年前，
宣揚永恒的末世，
守望著我的核桃樹長大。
但是，唉，出生在如今這邪惡的時代，
我錯失了那宜人的港灣，
因為我的上唇已然生出胡須，
而神職人員無不把臉刮得干干凈凈。
后來的歲月依然一片靜好，
取悅我們是如此容易，
我們把煩惱置于樹的懷抱，
從此不再煩煩擾擾。
縱使無知，我們亦坦然以對，
如今卻將快樂掩藏，
僅憑蘋果枝上的綠翅雀，
就可以讓我的敵人顫抖。
但姑娘的腰肢和杏樹，
樹蔭下小溪里游動的斜齒鳊，
還有那馬群，和黎明時飛行的鴨子，
這一切都化為了迷夢一場，
堪堪明令，禁止入夢。
快樂或遭削弱，或被隱藏，
馬兒由鉻鋼鍛造而成，
矮胖的人騎將在馬背之上。
我是永不回頭的小蟲，
是沒有妻妾的宦官，
在牧師和政委之間，
我像尤金·艾拉姆一樣行走。
當收音機吱吱作響，
政委則為我卜算前途，
但神父保證給我買一輛奧斯汀七型汽車，
因為賬單一直由狄驥支付。
恍然一夢中，我居于大理石廳堂，
醒來發現夢境即現實，
我不該生在這個時代，
那史密斯呢？瓊斯呢？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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