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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勢作戰是日軍戰略指導的基本原則，也是其傳統特征。盡管確立了持久戰略，日軍在各戰場仍然保持了攻勢作戰。在日軍劃出的“治安地區”，日軍發動了十分頻繁的治安肅正作戰，反復“清剿”堅持游擊作戰的抗戰力量。

在作戰地區，則更以攻勢為基本作戰方式，以打擊中國正面戰場的抵抗力量，攻略更多的土地和要點，不斷改善戰場態勢。

這時期日軍發動較大的作戰主要有，華北方向：

1938年12月末開始山西南部作戰，1939年2月蘇北作戰，6月魯南作戰、魯西作戰，7月在晉東作戰，10月對潞安周圍掃蕩作戰，等等，華中方面有4次較大規模作戰：1939年3月南昌作戰，5月襄東作戰，9月第一次長沙作戰，同年12月持續到翌年1月的冬季作戰即對付中國正面戰場“冬季攻勢”的作戰，等；華南方向則有：1939年1月攻占海南島之戰，6月攻占汕頭、潮州作戰，10月南寧作戰，12月翁源英德作戰，等。

日軍在華中與華南地區的作戰，是以擴張占領地為目的的攻勢作戰。上述作戰行動中規模最大、最為激烈的是以武漢為中心的華中地區的幾次作戰。

1、中國的抗戰意志

日軍所劃定的作戰地區主要指武漢、廣州兩大地區，及山西南部地區。其中又以武漢為首要作戰區。日軍在武漢配置有1938年7月成立的第十一軍，其司令官為岡村寧次中將，在1939年未轄有第三、第六、第十三、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九、第四十等7個精銳師團和第十四、第十八等兩個獨立混成旅團，為日本駐外陣容最大、最強勁的一個軍。

正是這一重兵集團在武漢周邊地區進行了多次重大作戰。

日軍控制武漢和長江通道，首先需要占領南昌。南昌為華中重鎮、江西省會、南潯鐵路終點，城郊筑有飛機場。控制南昌，即可北向威脅長江交通，南面緊逼浙贛鐵路。而浙贛鐵路自長江為日軍控制后，為中國江南地區主要交通干線，是第三戰區與第九戰區的聯絡線。

1939年2月6日中國派遣軍下達給第十一軍作戰命令《對南昌作戰要綱》，規定作戰目的：

“攻略南昌，分斷浙贛鐵路，遮斷江南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敵之主要聯絡線路。”

南昌城北面有鄱陽湖等湖泊，河汊縱橫，日軍調來大量的汽艇和淺水軍艦，克服了水網地帶的限制。中國軍隊的防守對此估計不足。日軍攻勢自3月20日開始強渡修水，27日占南昌城。鑒于南昌對浙贛線以及整個江南戰場的戰略意義，中國軍隊曾展開反攻，自4月21日開始多次對南潯線鐵路及南昌城展開強攻，一度攻克南昌機場和火車站。

但日軍以海軍陸戰隊和空軍支援，火力強大。中國軍隊在南昌附近反攻半個多月未能得手，第二十九軍軍長陳安寶殉職（追贈為上將)，傷亡眾多，被迫于5月9日撤出戰斗，南昌會戰結束。

攻占南昌之后，日軍立即著手武漢西北方向的隨棗之戰。中國軍隊在該地區駐有約15個軍的重兵，守護川陜通道并相機襲擊日軍。日軍投入第三、第六等精銳師團發動進攻，另以第十六師團及騎兵第四旅團沿漢水東岸推進，以切斷中國軍隊向南陽方向的退路。中旬攻占棗陽，湯恩伯第三十一集團軍退守大洪山和桐柏山等山區，日軍企圖殲滅第三十一集團軍主力的目的未能達到。日軍因激戰日久開始撤退，中國軍隊乘勢反攻，5月19日收復棗陽，23日收復隨縣，雙方大體恢復原態勢。

日軍投入兵力最多、遭受挫敗最重的是對長沙的攻擊戰。長沙為湖南省會，該地區物產豐富，民諺“湖南稔，天下足”。這是中國軍隊重要的糧倉。擔任過陸大校長的軍事家蔣百里曾提議以湖南為對日戰略基地。日軍對長沙的進攻準備較為充分，行動比較謹慎，在結束東南方向的南昌、西北方向的隨棗作戰之后，于9月中旬對長沙發動了第一次大規模攻擊。日軍投入第六、第十一、第一○一、第一○六師團及第三、第十三師團各一部約10萬余人，由飛行部隊、海軍陸戰隊等部隊協同，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親自指揮。

中國軍隊第九戰區的防守準備比較充分，戰前破壞了主要交通設施，戰時施行逐次抵抗、襲敵側背的戰術，并力圖“誘敵深入于長沙以北地區，將敵主力包圍殲滅之”，日軍自9月14日發動進攻后，進度甚慢。中國在湘北地區的守軍為關麟征第十五集團軍第五十二軍。

該軍自抗戰以來多次對日血戰，為抗戰勁旅。這次固守新墻河，日軍在七步塘附近強攻竟八渡不得，于是大量施放瓦斯，守軍中毒犧牲甚多，日軍始渡過新墻河。日軍的進攻沿途受阻，兵力損耗巨大，漸成強弩之末，無力達及長沙，9月29日下令撤退。

中國軍隊乘勢追擊，10月10日雙方基本恢復原態勢。日軍對長沙的進攻傷亡不小，卻無功而退。日方戰史記載：此次作戰“呈現決戰模樣，部分戰場作戰之酷烈甚至超過了諾門坎激戰”。

通過作戰日軍發現“中國中央軍的戰斗力特別是中堅將校的強烈的抗日意識及戰斗意志，決不能低估。而且其軍隊中央統帥部的威令亦相當徹底”。

日軍在華南地區繼續攻城掠地。廣州失陷后，廣西及云南等地成為中國對外聯絡的要地，該方向通過廣西公路的物資輸入量“每月達4~6千噸，占總輸入額約30%”。日軍決定攻占南寧，切斷廣西方向的對外運輸線，建立可以轟炸西南大后方的航空根據地。

此戰日軍由第二十一軍第五師團及臺灣混成旅團主戰，海軍第五艦隊第三聯合航空隊協同，以海南島為基地，自11月在欽州灣登陸，24日占南寧。

2、日軍的損耗

上述諸多作戰，使日軍感受到了中國的強烈抗戰意志，確認政治誘降不起作用。

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在1939年11月14日一份報告《關于迅速解決日華事變作戰方面的意見》中說：

“敵軍抗日勢力之中樞，既不在于中國4億民眾，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雜牌軍在內之200萬抗日敵軍，而只在于以蔣介石為中心、以黃埔軍官學校系統的青年軍官為主體的中央直系軍隊的抗日意志。只要該軍存在，迅速和平解決有如緣木求魚。”

基于上述形勢判斷，日軍在戰略指導方面再度發生動搖。

岡村寧次在上述報告中說：

“應不拘泥于‘概不實施地面進攻作戰'，以‘治安肅正為第一原則，嚴守充實軍備及其并行的以兵團交替進行長期持久戰的既定計劃’之類的既定方針，而以最大決心斷然實施進攻作戰，此至為重要。”

其后不久，第十一軍又在另一份報告中引用《孫子》古訓：

“其用戰也貴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純兵挫銳、屈力彈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孫子·作戰篇》)

并強調日軍當前戰略抉擇“長期持久戰爭對于帝國有百害而無一利”。鑒于目前形勢，只以謀略外交或小規模作戰來解決中國事變，終究沒有希望，唯有隨著大規模作戰，才能迅速發現解決中國事變之曙光。可見，日軍雖決定在戰略上轉入長期持久態勢，但實際上不能克服戰爭危機，自然無法擺脫戰略抉擇上的動搖。

在兵力投入及作戰部署方面，日軍統帥部希望轉換持久戰略，能夠節省兵力消耗，積苦戰力，應付國際局勢的新變化。1938年12月6日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聯合制定《昭和13(1938)年秋季之后對華處理方案》曾規定：

“為對付下一時期國際轉機，應努力使駐屯兵力及現地消耗全面減少。”

而按日軍戰史統計，1939年初日軍在華兵力有24個師團又4個混成旅團，換算為26個師團；該年底增為25個師團又20個混成旅團，換算為35個師團。作戰傷亡情況卻發生逆轉，即日軍傷亡人員相對增加，中方傷亡相對減少：

1937年，中國軍隊傷亡：125130人，日本軍隊傷亡51230人，傷亡比2.4；1938年，中國軍隊傷亡249213人，日本軍隊傷亡88978人，傷亡比2.8；1939年，中國軍隊傷亡169652，日本軍隊傷亡82019人，傷亡比2.1。

這是使日軍感到糟心的變化。又如日軍戰史所說，兵力不斷增加的結果，“確保治安地區之安定的目標未能如預期那樣進展，面作戰的主動權也未能掌握，就這樣又直面頑強而果敢的中國軍隊的冬季攻勢”。

在日軍保持攻勢作戰之同時，中國軍隊也積極籌備對日軍的攻勢防御作戰。1939年11月19日，國民政府領布命令，發動自日軍侵華戰爭以來最大規模的對日反攻作戰。

3、中國發動的冬季攻勢

冬季反攻作戰是國民政府依據其形勢判斷和戰略計劃作出的、醞釀已久的作戰行動。按國民政府的抗戰指導思想，對日抗戰應劃分為兩個段（時期）。

第一階段為日本進攻和中國防御，第二階段則應由中國軍隊展開進攻奪取抗戰最后勝利。武漢、廣州作戰之后，日軍攻勢已達頂點，這是上述兩大時期的分界線。

1938年11月召開南岳軍事會議，國民政府進一步明確了兩階段戰略及其轉換界限，確認第二期抗戰已經開始。制定了《國軍第二期作戰指導方案》，其中規定：

“國軍應以一部增強被敵占領地區內力量，積極展開廣大游擊戰，以牽制消耗敵人。主力應配置于浙贛、湘贛、湘西、粵漢、平漢、隴海、豫西、鄂西各要線，極力保持現在態勢。不得已時，亦應在現地線附近，盡量牽制敵人，獲取時間之余裕，俟新戰力培養完成，再行策動大規模攻勢”。

從1939年1月開始，國民政府對軍隊進行了大規模輪訓整補，分作三批，以全軍1/3堅持敵后游擊作戰，1/3在前方戰場堅持作戰，1/3在后方整訓。為更有力地指揮作戰，國民政府重新劃分了戰區，新增冀察、蘇魯兩大游擊戰區；調整了部隊編成，取消原兵團、軍團兩個層次，以軍為戰略單位。先后調整正規軍共204個師又39個旅約200余萬人，補充了作戰消耗，恢復到了1937年前兵力水平。

在上述指導方針及軍隊整備基礎上，中國軍隊在防御日軍在各地進攻之同時，曾在1939年發動過春季攻勢、夏季攻勢與秋季攻勢，取得部分戰果。9月第一次長沙戰役，中國軍隊擊退了日軍第十一軍對長沙的進攻，對中國國民政府作戰信心鼓舞很大。

同年10月，國民政府召開了第二次南岳軍事會議，會上總結了全軍作戰情況，并決策發動新攻勢。10月29日蔣介石發表會議訓詞，強調國內外形勢對中國有利，要在日軍厭戰怕戰、不敢前進的時候“采取攻勢，決然攻擊前進”。蔣提出：“我們今后的戰略運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徹底轉變過來，要開始反守為攻，轉靜為動，積極采取攻勢。”

正式決定實施冬季攻勢。

冬季攻勢的目的與指導方針，由11月19日軍委會命令所規定：

“（一）國軍以消耗敵人，導國軍爾后作戰有利之目的，以本會直轄整訓部隊主力，加入第二第三第五第九各戰區，實行主攻；
（二）為牽制敵之兵力，俾主攻方面奏功容易，其余第一第四第八及魯蘇、冀察各戰區，向當面敵人實施助攻，策應主攻方面之作戰；
（三）攻勢開始日期，除第五第九戰區限于十一月寢日以前實施，其余助攻方面概限十一月底，主攻方面概限十二月上旬，如期分別實施。”

各戰區作戰任務均有規定。

其作戰重點按10月10日制定的計劃為：第二戰區肅清同蒲路南段晉南三角地帶敵人；第五戰區掃蕩平漢路南段武漢、信陽間敵人；第三戰區攻擊荻港、貴池沿江敵人，切斷長江交通。

11月19日命令所規定重點大致相同，但任務有所調整，增派第九戰區為主攻，配合第五戰區作戰，目標為攻擊武漢。命令強調各戰區作戰應“誘導敵人于要點外，行運動戰而擊滅之。依狀況控置主力于待機位置，截斷其策應赴援之敵，或乘虛取其要點。但務須特別注意，避免攻堅”。即強調運動戰，避免攻堅戰。

各戰區按軍委會命令相繼展開攻勢。第一戰區攻擊隴海線、平漢線日軍，破壞交通，孫桐萱部一度沖入開封；第三戰區對蕪湖至湖口約300余公里長江航線日軍展開進攻，還派便衣進入杭州、嘉興、南昌等城，焚毀日軍機關倉庫；第五戰區和第九戰區投入兵力較多，戰斗十分激烈。特別是第五戰區在鄂北、豫南一帶，對日軍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等主力師團展開了大規模攻擊，自12月中旬至1月下旬，使日軍損失巨大，日軍一度陷入被動，李宗仁根據局勢特點曾建議乘日軍疲憊之際，繼續展開攻勢擴張戰果，但蔣介石以消耗日軍為著眼點未予采納。

第八戰區雖屬助攻作戰，但戰績甚佳。騎兵第六軍破襲了包綏鐵路；第三十五軍傅作義部于12月下旬攻入包頭，襲擊了日軍騎兵集團司令部，擊斃日騎兵聯隊長小村一男大佐、第十四聯隊長小原一明大佐以下1000余人。翌年1月，日軍實施反擊，2月相繼占五原、臨河等地，第八戰區退守河套與敵周旋。3月中國軍隊再興攻勢，收復五原和臨河等地，殲滅日偽軍4000余人，擊斃皇族、綏西警備司令官水川伊夫中將。五原大捷受到軍令部嘉獎。

在冬季攻勢期間，還由桂林行營實施桂南會戰，反攻由日軍在11月24日占領的南寧。鑒于南寧及其附近關系著大西南后方的國際運輸線，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國民政府在該方向投入了中國軍隊唯一的機械化軍隊第五軍等部，總兵力約14萬人左右，組成北、東、西三路軍，分別由徐庭瑤、蔡廷鍇、夏威指揮，對占據南寧的日軍實施向心攻擊。

其中昆侖關戰斗尤為激烈，擔任主攻為第五軍，軍長杜聿明，下轄榮譽第一師鄭洞國部，新編第二十二師邱清泉部，第二○○師戴安瀾部，日軍第二十一旅團馳援駐守昆侖關日軍，幾被杜聿明第五軍全殲，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被擊斃，昆侖關亦為新編第二十二師等部攻克。日軍急調第十八師團及近衛混成旅團等部馳援，最后仍被迫后撤。11月30日中國軍隊收復南寧、欽縣、鎮南關等要地，日軍在桂南會戰中完全失敗。

昆侖關一戰表明中國軍隊具有一定的攻堅能力。桂南會戰雖未列入冬季攻勢的既定計劃，但國民政府能夠抓緊時機，對突入桂南地區的、號稱鋼軍的日軍精銳機械化第五師團展開反擊作戰，取得勝利，其意義不可低估。

按日軍戰史統計，中國投入兵力，在華北為45萬、華中超過100萬、華南約16萬。交戰次數自1939年12月至翌年1月下旬，計有中國軍隊出擊960次，日軍反擊1050次，雙方交戰1340次，直接與日軍交戰的中國軍隊為54萬人。“中國軍隊攻勢的規模很大，其戰斗意志之旺盛，行動之積極頑強，在歷來的攻勢中少見其匹。我軍戰果雖大，但損失亦為不少。”

冬季攻勢的發動，對日軍最大的沖擊是，充分感受到了中國抗戰意志之堅決，日軍企圖“以政（謀）略來達成戰爭目的是不可能的”。

駐華日軍方面所受沖擊更為強烈，遂立即向日軍統帥部要求增兵并擴大對華攻勢作戰。

4、“陸軍至暗時刻”

1940年1月6日，派遣軍總參謀長回東京在參謀本部同陸軍省首腦面談，要求配合樹立汪精衛政權之同時，對華增加兵力，且有必要開展積極作戰。

日陸軍省和參謀本部一度表示同意，但卻與統帥部既定的軍備充實計劃與作戰指導方針發生沖突，按上年末提出的修正軍備充實計劃案要求1941年間將在華兵力削減到50萬左右。

另在板垣回東京同一天的1月6日，大本營制定的《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劃》也規定：

“以維持治安、肅正占領地區為主要目的，不進行大規模的進攻作戰，根據需要，進行短期的短促奇襲作戰。”且這種奇襲作戰“不要擴大占領地區，要以回歸原駐地為原則”，面對這種分歧，日軍統帥部內占據主流的意見是要求“在1940年秋應有必要處理中國事變問題”。

最后根據駐武漢的戰略集團第十一軍要求，日軍統帥部4月10日正式頒布作戰命令：

“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為遂行現任務，可以于五、六月期間在華中、華南方面，暫時超越作戰地區實施作戰。”

這樣，又一次突破了日軍決定的暫不擴大作戰面的規定，戰略方針重復搖擺。在華中地區于5月進占宜昌，在華南地區突破范圍更廣，且于9月23日武裝侵入法屬印支北部，以切斷國民政府國際補給線。這一行動是日軍南進，由對華戰爭擴大為對亞太地區戰爭的重要步驟。

冬季攻勢和南寧“苦戰”以及日軍的戰略徘徊，造成了“通觀中國事變以來全部時期，這是陸軍的至暗時刻”。

毫無疑問，日軍的戰略對策，被嚴重地受制于戰場因素，日益失去戰爭的主動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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