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本文以刑事司法實踐中爭議較大的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認定為研究對象，結合典型案例與刑法理論，系統闡釋認定標準的邏輯框架與實踐路徑。通過對行為手段、財物處置、因果關系、主體關系、案件成因等要素的實證分析，提煉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認定規則，同時強調刑民界限的把握與刑法謙抑性原則的貫徹。研究旨在為法律實務工作者提供方法論指引，促進公眾對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準確理解。

一、引言

在刑事司法實踐中，詐騙罪的認定常因非法占有目的判斷困難而產生爭議。根據刑法第266條規定，詐騙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觀上實施欺詐行為致使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證明往往成為案件定性的關鍵環節。本文結合典型案例與司法經驗，構建多維度認定體系，以期實現法律適用的準確性與統一性。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維度

（一）欺詐行為的實質審查

典型案例顯示，張某通過虛構投資項目騙取李某200萬元。在此類案件中，需重點審查行為人是否實施實質性欺詐行為。具體表現為：1.編造虛假信息或故意隱瞞關鍵事實；2.欺詐內容與財產處分具有直接因果關系。如王某冒充金融機構人員，偽造理財合同誘騙被害人簽訂協議，其行為已超出民事欺詐范疇。

（二）財產處置的異常性分析

行為人對財物的處置方式可反映其主觀目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取得財產后立即轉移、隱匿；2.將資金用于高風險投機活動；3.明顯超出合理限度的奢侈性消費。如某公司高管周某以公司經營為名集資后，將60%資金用于購買奢侈品，即構成典型異常處置。

（三）錯誤認識與財產處分的因果關系

被害人處分財產必須基于欺詐行為產生的錯誤認識。在趙某訴錢某合同糾紛案中，雖然存在夸大宣傳情形，但標的物基本屬性真實，雙方締約基礎未受影響，故不構成刑事詐騙。該判例確立的"實質誤導"標準對區分刑民案件具有指導意義。

（四）主體關系的特殊屬性審查

特定關系可能影響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例如：1.親友間借貸需結合還款能力綜合判斷；2.存在持續性交易關系時應排除偶發違約情形；3.特殊行業從業者利用專業優勢實施的欺詐需從嚴認定。某私募基金經理孫某利用行業地位虛構業績數據，即被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五）案件成因的溯源性考察

案件發生背景往往蘊含重要判斷依據。司法實踐中需重點查明：1.行為人是否主動制造欺詐機會；2.糾紛是否由正常商業風險轉化而來；3.是否存在可預見的補救措施。某建筑工程糾紛中，承包方因業主拖欠工程款而虛報工程量，法院結合糾紛起源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刑民界限的把握原則

刑法謙抑性原則要求嚴格限制刑事手段的適用邊界。在吳某與陳某的股權轉讓糾紛中，雖然存在夸大公司估值行為，但雙方具備商業談判基礎且行為人保留主要資產，最終通過民事途徑解決。此案體現的"二次違法性"理論要求司法者必須窮盡前置法救濟可能性方可啟動刑事程序。

四、司法認定中的綜合判斷方法

通過上述五個維度的分析可以發現，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應當采用主客觀相統一的證明標準。在鄭某網絡詐騙案審理中，法院綜合考量其虛構身份、資金流向、逃避聯系等18項證據，形成完整證據鏈條，最終作出有罪判決。這種多要素聯動的審查方法，既符合刑事證明標準，又有效防范客觀歸罪風險。

五、結語

準確認定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需要建立動態的、多層次的審查體系。司法實踐中應當堅持證據裁判原則，既要防止將民事違約行為犯罪化，也要避免刑事打擊范圍的過度限縮。通過類型化分析與個案衡平相結合的方法，實現刑法保障功能與謙抑價值的有機統一。這對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保護公民財產權利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關鍵詞：申法濤律師 鄭州律師 鄭州刑事律師 鄭州刑事案件律師 鄭州刑事辯護律師 鄭州辯護律師 鄭州刑事糾紛律師 鄭州刑事官司律師

申法濤律師，鄭州著名刑事辯護律師，律師團負責人，首席刑事辯護律師，14年刑事案件辦理經驗，專門辦理全國各類重大、疑難和復雜的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