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不言與《思古齋帖》

的蘭亭緣

張濤

2023年的盛夏，作為喜歡蘭州文史、熟知蘭山掌故的著名書畫篆刻家——林經文老師，曾在他的朋友圈中，以再次見到一冊蘭亭拓本為主線，發表了一篇文章。一時間激起千層浪，這使得因為三年疫情而沉靜疲軟的蘭州書畫界、古玩收藏界引起了一片嘩然。那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經文先生極大的興趣，令他興奮不已，并在自己的朋友圈中洋洋灑灑的書文記情而感懷呢？

林先生在文中記載“這是我四十年前親見的明拓本，仿佛又重回人間，真如夢境。”原來讓林老師為之興奮的，是他再次見到了幾十年來未曾謀面的“老朋友”，今日得以重逢相見——韓不言舊藏《思古齋帖（黃庭?蘭亭）》完石本、殘石本合冊拓本。

在蘭州乃至甘肅書畫收藏圈提起韓不言先生人盡皆知，中華書局出版的《齊白石辭典》詳細地介紹，韓不言原名韓致中，男，1921年出生，北京市人，書畫篆刻家。曾就讀于北平京華藝術學院國畫系，求學期間他拜師李苦禪先生門下，學習不到兩年，苦禪先生便將其引入齊白石門下，成為白石老人的入室弟子。齊白石并賜名“不言”，又親篆“白石門下”“不言”“韓致中”“韓”等印章相贈。書籍、報刊、名人辭典和網絡中對不言先生的簡介均是這樣的千篇一律。而今天我要和大家聊聊韓老先生與其舊藏《思古齋帖》之間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往事。

2021年是不言老人誕辰100周年，為了系統的反映齊派藝術在隴原大地上碩果累累的繁榮景象和成果。由甘肅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和筆者共同編輯的《盡在不言中——韓不言書畫作品集》出版發行。在筆者主編這本文史類書畫集的過程中，通過從全國范圍內搜集、整理韓不言先生的筆談記錄、手札和便條等相關文史資料，發現均有提及先生年輕時極其仰慕王右軍書法，每天以蘭亭為日課筆耕硯田不曾間斷，練習書寫紙記千斤。但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卻未見到半點與蘭亭作品有關的蛛絲馬跡和佐證信息。最終也為這本紀念韓老百年專刊的編輯工作留下了不小的遺憾。

也許是緣分到了或是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大海撈針式的尋訪過程中，有價值的線索也一一浮出水面。筆者“三顧茅廬”藏家門庭，最終藏家被筆者的至誠之心所打動自愿拿出這件珍藏在身邊數十年的寶貝。2023年6月14日筆者與藏家在真如山房相見，并在蘭州文史學者李鵬先生以及韓老弟子李雅成先生的見證下，共同欣賞了此冊韓不言舊藏《思古齋帖》拓本真容。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不僅在蘭州市找到不言先生曾舊藏《思古齋帖（黃庭?蘭亭）》拓本冊頁。此后，筆者由陸續找到不言先生的另外二件舊藏《黃庭蘭亭穎上原石精拓本》和《宋后定武蘭亭肥本》拓本。不僅如此，還從坊間追尋到了難得一見的不言先生早歲在北京時的手書蘭亭序遺跡的廬山面目。同時，無獨有偶又遇見了老人生前的另一件鐘愛之物——舊藏《樂毅論》（該本系《樂毅論》舊拓全本、舊拓海字本兩種合冊拓本）等金石碑版舊物。

那么這樣一些珍貴的藏品是怎樣和韓不言先生成為“莫逆之交”的。不言先生幼年由他的大姑父薛慎微開蒙，因為薛氏系北平琉璃廠古寶齋主人、“甲骨四堂”之一羅振玉的弟子、北京湖社成員（慎湖），他學養兼優，收藏甚豐。善金石、書畫雜項鑒賞，學識淵博，談吐不凡，先生自幼又學習中醫，醫道極好。據韓先生自傳和筆談記錄中提到薛慎微迎娶了他的大姑與二姑，承蒙姑父喜愛，韓不言作為內侄六歲時入薛府學習生活。閑暇時，他被大姑父喚入書齋中涉覽歷代名人書畫墨跡，拜讀各種法帖，研學瓷器、玉器和青銅器。大姑父心情好時，會拿出他珍藏秘不示人的舊藏王曉本《定武蘭亭》帖。因薛慎微極其仰慕王羲之，并給自己取了 “山陰鵝籠生”的筆名。種種證據表明薛慎微精研各家版本的蘭亭序，而且筆者親見薛慎微早年手書的《蘭亭序》（張金界奴本）可亂真矣。不言先生在這樣的環境下接受大姑父的書法與繪畫教學，每日以蘭亭為日課紙計千斤，直到定居蘭州后也不費此功，仍然每天堅持臨寫。

這些現已找到的古籍金石拓本資料，就已經直接證明韓氏幼年時在其姑父薛慎微督導下，先后臨寫唐人柳公權、顏真卿，后又臨褚摹“蘭亭”為日課，韓不言所書《蘭亭》取法在“定武本”與“穎上本”之間互為借鑒提供有力的證據。不僅如此，不言先生一生癡迷王羲之書藝精髓，而且年輕時涉覽過眼的書畫碑帖多而精，且讀帖藏譜成癮，眼力出眾判別真偽的能力極強。最主要的是韓不言先生學書畫篆刻藝術起步高、路子正，書畫兼修無偏重，終生不廢臨池功夫精鑒賞、富收藏。同時也詳實反映韓不言先生自離別京師落戶金城后為蘭州地區帶來了相當數量的金石碑拓收藏精品和珍品。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他是甘肅這個以蘭州為中心，以收藏、品鑒和創作書畫藝術的小環境中的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一、蘭亭序的出處及發展

為了讓讀者對蘭亭序有更加詳細的了解。筆者首先為各位讀者簡述一下蘭亭序，其次是思古齋潁上蘭亭的出處，最后是二者的關系。

公元353年的三月初三日，書圣王羲之在浙江紹興蘭渚山西側的會稽山下以文會友，寫下了“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此序又稱《臨河序》、《三月三日蘭亭詩序》、《蘭亭集序》、《禊序》和《禊帖》。該書帖是王羲之書跡墨寶中馳名中外、千古絕唱的代表作，被歷代文人奉為無上至寶。“蘭亭敘真跡，自隋唐傳世，距晉王右軍約三百年，可惜不久入昭陵，所傳書體是“唐人臨本”（注解：唐人者馮承素、虞世南、歐陽詢和褚遂良）。南宋時朝廷和官宦、嗜文學書者與鑒藏家皆為競刻、競藏《蘭亭序》不同刻拓本。首先，在張彥生所著的《善本碑帖錄》記載中，最為有意思的是“南宋理宗趙昀收集前人摹刻拓本170種，南宋桑澤卿集藏拓本152種”之多。其次，李雅成先生曾在自己的手稿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在當時，這些收藏家們收藏《蘭亭》金石拓本蔚然成風，還為蘭亭的傳播掀起了一股洪濤巨浪。時至明代，書風復古，續宋人《蘭亭》刻拓之余敘，舊石、新刻涌現于世，拓本更加紛紜蔚為大觀”。

《蘭亭》的版本眾多，現蘭亭博物館館藏諸多刻石及拓片中除“定武本”、“張金界奴本”、“開皇本”和“長治本”外，還有“褚摹本”、 “馮承素本”、“薛稷本”等，約不下數十種。但在這些眾多版本中，潁上《蘭亭》有著“褚臨之最”的美譽，可追溯至宋刻石本。古人言“穎上石，正面刻褚臨蘭亭、點劃精絕，為褚臨最佳；背刻黃庭、以粗漫傳神”。潁上刻石屬于蘭亭帖中的翹楚，后世終難逾越。此本《蘭亭》又與《黃庭》合刻一石之兩面，故稱“潁上黃蘭帖”。又因《黃庭經》帖首刻有“思古齋石刻”五字，故名“思古齋黃蘭帖”。相傳思古齋是元人應本的齋號，他所藏的黃庭經拓本，是元祜續法帖中所刻，實際上穎上黃蘭帖屬于明朝時期的一種臨本。

根據清代張廷濟編撰的《清儀閣題跋》和張彥生著錄的《善本碑帖錄》中記載，潁上本蘭亭于明嘉靖年間在安徽穎上縣城掏挖南關古井發覺覓得，石刻出井引起轟動，各地好事者和官家爭向潁上觀摹只求一拓。知縣張俊英將石藏縣庫，然而每日迎來送往使得張俊英不堪其煩，后來他自己索拓數百張后將石砸碎，丟棄至城南學宮附近。他還串通潁州知州向朝廷謊稱當地出現流寇之亂石碎于兵燹，后來就不了了之。民國初年南照商人楊伯涵，于南關外見一婦女在溝邊洗衣，砧石上有字跡近前細看，是蘭亭殘碑，便運回南照，從此殘石拓本才得以流傳世間，現該潁上殘石存于安徽省博物館。

明朝后期的董其昌及其推崇潁上石，并在其《畫禪室隨筆》中題有潁上禊帖部分記載：“潁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亙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罍。其石所刻《黃庭經》《蘭亭敘》，皆宋拓也。余得此以較各帖所刻，皆在其下”。董氏用瑞異之相的記載拉開了明清之際學人崇尚潁上本蘭亭之風的序幕。

二、《思古齋帖（黃庭?蘭亭）》斷代。

坊間就該帖出土時間流傳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明初，一說嘉靖年間，一說萬歷年間。筆者為了深入研究該帖拓本的歷史文化和考古文獻等相關資料價值，就圖書館、市面上和網絡中以及孔夫子舊書網等流通的一些現存資料進行查找翻閱，但未找到潁上“明初說”的證據。隨后整理出《思古齋黃庭蘭亭帖》出土時間說法如下：

其一、天津古籍書店于1988年編輯出版過《歷代碑帖集萃》，在其《編后說明》中記載為“原石明嘉靖八年(1529)發現于安徽穎上縣井中，故名‘潁上本’”；

其二、在《書法報》第50期中登載 《蘭亭序穎上本》一文，文中陳述該帖本出土于嘉靖年間；

其三、江蘇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的《書法辭典》，記載“《潁上蘭亭》晉王義之書《蘭亭序》的一種石刻。傳為褚遂良摹。其石于明代嘉靖間(1522-1566)出于安徽省潁上一井中”；

其四、清康熙年間的宋犖在其《穎上蘭亭石刻跋》上，記載“嘉靖中穎上人見地有奇光，發得古井函一石，上刻蘭亭黃庭”；

其五、筆者在蘭州找到的這冊《思古齋帖（黃庭?蘭亭）》中收錄有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的“子京秘玩”的鑒藏過眼印章。

如前面片段所述，筆者在多方搜集各方資料總結如下:

1、“思古齋”是元代文人應本的齋室名；

2、《黃庭經》從《元祐續法帖》原石鐫刻，故此靳石當系元代刻石。

3、據該帖中的 “子京秘玩”印章可知，此帖是項子京遞藏之物，因項子京出生在明嘉靖年間，所以《思古齋帖（黃庭?蘭亭）》帖冊的出土年代就應該在嘉靖年間或更早一些時期。

4、《思古齋帖（黃庭?蘭亭）》是元代時期的一種摹刻本，鐫刻時間并非是宋刻。

5、《思古齋帖（黃庭?蘭亭）》是《蘭亭序》褚遂良臨本的摹刻本。

三、蘭州現存舊拓《思古齋帖（黃庭?蘭亭）》原貌及鑒賞。

在蘭州發現的這本《思古齋帖（黃庭?蘭亭）》舊拓本系明代完石拓本和清朝殘石拓本各一種的合冊集。這冊思古齋帖不僅解決了發現潁上蘭亭的出土的時間，也為當年潁上無知縣長所干荒誕丑事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同時，還原了“潁上本蘭亭”在中國書法史上呈現出“曇花一現”的景象。這冊碑帖中的明代完石拓本難得，而完石在清代殘毀后的殘石拓本亦不易得。此版發現時間較晚，而被毀壞的時期又較早，完石本和殘石本合璧成冊的時間跨度較長，真不愧為難得一見的至寶。

筆者依據蘭州發現舊拓《思古齋帖（黃庭?蘭亭）》的現狀，又根據清?張廷濟所著《清儀閣題跋》、上海王壯弘先生所著《崇善樓筆記》、張彥生所著《善本碑帖錄》中學習了對潁上本和思古齋黃庭經的鑒賞辦法，另據林經文所著《羲之家史與臨刻本蘭亭的發展》中就思古齋穎上本黃庭蘭亭專門鑒別真贗的細則辦法對比。

韓不言舊藏明拓《思古齋帖（黃庭?蘭亭）》帖冊具有以下特點 ：

此冊《思古齋帖（黃庭?蘭亭）》本屬于即有明代完石，又有清朝殘石兩拓本的合冊本，此帖共一冊裝池考究，封面、封底皆用四大名木之冠的楠木制作，且封面題簽由民國時期北平故宮博物院書畫顧問陶北溟大學者題寫（未注明具體題簽年份）。翻開該帖冊內挖鑲裱式的蝴蝶裝墨紙半開，整冊字跡工整、字口清晣，拓工精良似蟬衣榻法。有鑒賞印和鑒玩識跋。拓本內頁楮墨具有“石完好……字較瘦硬”的初拓特點。《黃庭》右上首有“思古齋石刻”五篆字，略高于正文寸許，重刻左或與字齊平或高逾寸，頁正面沒有“石花麻點”，該頁“右下有斜泐（同“勒”字）線痕跡”，冊尾的倒數第五行‘盛’字不缺撇，倒數四行‘我’字不缺撇。完全符合王壯弘先生所述黃庭經“原拓皆全”鑒別特征。第四十三行，“天地長生”等字處沒有石勒痕跡。

此本潁上《蘭亭》，文中“類”字左下半完好且是“又”字而非“犬”系初拓訣要指南，“信”字左撇末挖粗長等特點。鑒于對照四位專家鑒定穎上本要點，此帖都系原刻之特征，故目鑒之此是明拓本。

韓藏《思古齋帖（黃庭?蘭亭）》內頁有鑒賞印十一枚，有二段鑒玩識跋。具體信息如下：

題簽：思古齋帖蘭亭原石精拓北溟借觀因題。

題識：1、此種蘭亭亦原拓特少後耳游字走捺墨汙一圈雖不可見 以暢氣二字決之且神味與覆本亦廻異也。息盦校競再誌。鈐印：松年印信（藍印泥）

注：邵松年收藏該貼題跋時，正值他丁憂歸家期間故用藍色印泥。

2、光緒己卯（1879年，清德宗光緒五年）中春得天放樓記。鈐印：天放樓

注：明確記載了天放樓主人趙烈文收藏該冊帖的具體時間。

鑒藏鈐印：天放（朱）、韓不言（白）、能靜收藏金石（白）、莫友芝圖書印（朱）、陽湖趙烈文收庪（gui）記（朱文）、臣寬嗣守（白）、子京秘玩（朱）、能靜金石（白）、金靈（壽）之印、松年印信（藍泥、白）、天放樓（朱）。

四、金城發現《思古齋帖（黃庭?蘭亭）》的明清遞藏源流

現在據此《思古齋帖（黃庭?蘭亭）》帖本中數十枚印章，查閱資料按照時間順序整理筆者的考證結果，因該帖有明代大收藏家“子京秘玩”的鑒藏印章，這說明該帖的拓本年代因在明代嘉靖年間或比這個時間更早一些，項子京原名項元汴，出生于明嘉靖年間，而此《思古齋帖（黃庭?蘭亭）》的第一位藏家就是明代嘉靖年間的大鑒賞家項子京。根據有關記載，項元汴收藏過的書畫作品大概在千余件以上，宋、元兩代的就有百余件，五代以前的有幾十件，其中書法有三百多件等；另據《黃庭經》標題下方空白處鈐有“莫友芝圖書印”條形鑒藏章，說明清代著名學者、藏書家、金石學家和目錄版本學家的莫友芝是該帖的第二位藏家，這也是清代的第一位藏家，據莫友芝相關生平簡介記載，莫氏晚歲曾入曾國藩幕府，生前還奉命查訪文匯、文宗兩閣《四庫全書》殘本；《思古齋帖（黃庭?蘭亭）》帖本中有 “天放（朱）”、“天放樓（朱）” 兩方鈐印，這兩方印石是藏家趙烈文齋號用印。趙烈文屬于本帖的第三位藏家、清朝時期此帖的第二位藏家。由這兩方印章可知，獲得該法帖的趙烈文心中喜悅之情無以言表，為了向外界證明這件寶貝在他的心中分量便鈐此二印，意在“宣主永藏密寶”。

趙烈文清代道光年間生人，他一生傳奇，平生喜讀書好藏書。他與當時的藏書大家邵懿辰、莫友芝、許瀚和龔橙等人都保持著緊密的交往，共同熱愛古籍收藏。趙氏藏書多達數萬卷，因藏書過萬他在趙園內建天放樓藏之，并輯有《天放樓書目》又喜金石文字，所藏碑版多考訂識跋。他四入曾國藩幕府，最后成為了文正公的心腹幕僚，軍事上多所謀劃，神機妙算，料事如神，受曾國藩保舉，任易州知州，并提前準確預測了清朝滅亡時間。另，他與莫友芝又同為曾府幕僚，二人又喜藏書多有走動交流，且都是當地的藏書大家。二人有忘年之誼，且二人意趣相投，莫友芝邀趙烈文同賞此寶，趙氏拜觀后久久回味無窮，三番五次的上莫府邀主人示寶觀瞻共賞，又向老人多次表達重金求寶之意。莫氏架不住能靜居士的熱情，最終他便忍痛割愛將這件“心頭肉”惠讓給了趙氏。

在《能靜居士日記》中記載，趙烈文有所藏書金石碑帖皆蓋有“天放樓”朱文大方印、“陽湖趙烈文收庪（gui）記”和“陽湖趙烈文字惠甫號能靜僑于海虞筑天放樓收庪（gui）文翰之記”朱文長條方印的習慣。而現在這本韓氏舊藏《思古齋帖（黃庭?蘭亭）》帖，不僅有“天放樓”朱文大方印和“陽湖趙烈文收庪記” 朱文長條方印，趙先生還在此帖鈐有“能靜收藏金石”、“能靜金石”兩方白文印 和“天放” 朱文隨形印，這三方印章。法帖全冊共有十一枚過眼鑒藏印，而趙烈文的鑒藏印章就占半數，可見這本碑帖在趙烈文心里的分量不一般。就上述數量的印章充分證明，這是一件讓能靜居士愛不釋手，每日置于案邊眼見臨寫的珍貴藏帖，同時也反映出他對這本天放樓秘藏高閣之冊的珍玩喜愛之情勝過他物。

此帖后邊收錄有殘石本蘭亭黃庭拓本，先生在該頁空白處蓋上“天放樓”印章，并用朱筆書寫下“光緒己卯中春得天放樓記”小字題記。在這短短的話語記載中，讓筆者延生出兩種推斷，第一種是趙烈文從莫友芝處收藏到該《思古齋帖（黃庭?蘭亭）》（完石、殘石合冊本）的時間是光緒己卯年（清德宗光緒五年），也就是公元1879年；第二種是趙能靜于光緒己卯年才收藏到《思古齋帖（黃庭?蘭亭）》的殘石拓片，后來他將從莫友芝處淘換回來的《思古齋帖（黃庭?蘭亭）》的完石拓片與后期收藏的殘石卷合冊裝池。根據現有的印鑒和題跋和各方面證據，可以直接顯示該本法帖完石殘石合冊裝池之人就是趙烈文。據林經文先生考證“天放樓”一印為清代大篆刻家吳讓之為樓主趙烈文所刋，鐵線細朱，嬈嬈多姿，盡顯吳派刀筆的金石味。

趙烈文有三個兒子和四個女兒，其中次子趙寬喜歡藏書，他早年即博覽其父藏書，并致力于金石文字研究。晚年益潛心考訂之學，家藏金石碑版幾乎都有他的題識。故趙烈文去世后天放樓的舊藏也大多歸了趙寬。趙寬跟當時的藏書家葉昌熾、繆荃孫等都有很多的交往，因為天放樓不遠處就是趙琦美的脈望館，而趙寬也與之同姓，所以他把自己的藏書處起名為“小脈望館”，《小脈望館書目》中記錄由2萬多本藏書，只是這里面大多部分是天放樓舊藏。

韓藏《思古齋帖（黃庭?蘭亭）》帖中出現的“臣寬嗣守（白）”印蛻就是證明趙烈文去世后該帖離開了“天放樓”移步至“小脈望館”的最有利的證據。晚年的趙寬家境迅速衰落，藏書也被陸續變賣。民國初年，他家的趙園易主，家中收藏珍品也消散殆盡。在市面上流通的鈐有“天放樓”、“能靜居”和“小脈望館”藏書印的大部分書籍，最終都被南京圖書館收藏。而趙烈文手書的《能靜居日記》據有關資料顯示1949年后被帶到了臺灣。而我們今天的主角《思古齋帖（黃庭?蘭亭）》經趙寬之手流入市面，后被兩代帝師翁同龢的得意門生、蘭雪齋主人邵松年收入囊中。

邵息盦，江蘇常熟人，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舉人并考取內閣中書，光緒九年的(1883)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光緒十七年，任河南學政，曾創辦明道書院，民國時期時任中華書局董事。邵氏擅詩詞，精鑒賞，富收藏，攻書畫且尤精小楷，喜以題跋方式辨識真偽，此《思古齋帖（黃庭?蘭亭）》后就有邵松年題跋，先生云“此種蘭亭亦原拓特少……以暢氣二字決之，且神味與覆本亦廻異也。息盦校競再誌”邵松年讀帖后認為這卷潁上蘭亭書帖中具有“暢氣”、“神味”的意境，是其他蘭亭摹刻本中所不具備，故而老先生在蘭亭拓本后以“息盦校競再誌”落款，以示對此帖恭敬心。邵松年在他的手稿《一斑吟草》中撰寫到：“真本神龍屬褚臨，幾經摹勒妙難尋。何如穎井虹光出，廣大清和韻度深。”邵氏在該詩下注云：“神龍本轉相摹刻，真相難求，潁上初拓虛和婉妙，耐人尋味，致佳本也！”，這都證明了他曾經收藏過此帖，認為該《思古齋帖（黃庭?蘭亭）》屬于潁上真跡，且書體盡現蘭亭魂魄神髓。

就帖冊后跋語40字，可見邵氏書法精妙，側鋒取勢，漸近自然，沒有清廷館閣樊籠之意，神似翁正三連貫柔和，不急不躁，但更具明秀雅致飄逸之氣。先生落款后鈐印有別于其他人，“松年印信”印蛻使用藍色印泥，這是書家中所罕見。莫不是息盦老人丁憂服喪期間獲得此帖，在記錄對該帖的賞玩品鑒后用藍色印泥鈐印，說明他服喪之際在邵府丁憂之時，獲得此寶后不張揚的文人風骨。

1924年正值北洋軍閥時期，時局動蕩社會混亂。邵松年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去世了，而邵氏后人為了生存，也將邵松年的家藏惠讓出手，此帖再次流入民間。此時喜歡這些寶貝的文人藏家、富商巨賈從各地都前往吳地探寶尋真。在民國實業家葉影葵所著的《卷盦書跋》中可以找到答案，書中記錄道：“天放樓余籍，去年（1939年）經京賈囊括而去”。民國時期的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陶湘怎么會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絕佳時期，他就是這段時間南下尋寶的受益者代表。陶氏南下后不僅收到了不少的碑帖藏書，還幸運的將趙烈文與曾國藩的數通信函收入囊中，這也說明此時期吳地的大多部分金石碑版和藏書等寶貝均北上遠行，大部分落入北京藏家手中。陶湘還是清末民初著名藏書家、刻書家，鑒賞家。他與羅振玉、方若、董康等人搜集北魏東魏等墓志石，督工精拓及鑒定。后又精于修裝，裝潢美觀，世稱“陶裝本”。

二十世紀的中國政局動蕩，戰爭頻發外敵侵犯我國。隨著清帝遜位、民國建立、軍閥混戰等多重歷史時期。在的環境中，大量的歷代書畫、碑帖拓片從宮廷、官宦、士人家中流出，更有甚者難得一見的甲骨文、西北簡牘、敦煌寫經、魏晉南北朝墓志等古玩書畫均出現在琉璃廠，全國各地的古舊書籍，字畫碑帖及古董文房集匯于此。

從小在薛慎微身邊長大，由大姑父開蒙教授書法國畫的韓不言，也成為了一個帥氣儒雅的年輕人，身著西服的他經常出入在琉璃廠。這本一路北上的《思古齋帖（黃庭?蘭亭）》與韓氏相遇在北平。此帖拓本多是擦墨，墨色有淺重斜擦紋，與《清儀閣題跋》、《崇善樓筆記》和《善本碑帖錄》書中記載潁本初拓的鑒定方法皆能對應，他還用學來的鑒賞本領，鑒別帖內過眼鑒藏章、印泥和題跋，認定此帖就是潁上本原拓且流傳有序，心中大喜舍重金收入書齋，并在“思古齋石刻”拓本的下方空白處蓋上“韓不言”自己的收藏印。后又對此冊法帖重新裝池且有“陶裝本”范，在經折式拓本兩端配以楠木夾板制作封面、封底，渾然天成的整冊拓本簡約而大氣質樸直追明人雅士案頭風雅情義，再請大學者陶北溟題簽錦上添花，珠聯璧合。

古寶齋的東家是薛慎微，但陶北溟是他的合伙人。薛、陶二人還與北京“二郢（ying）齋”的主人方天仰關系甚好，三人同結異姓金蘭，關系情同手足。陶北溟是民國時期的北平故宮博物院書畫顧問，他原名陶祖光，字北溟，號金輪精舍，著名篆刻家，書法家，精于碑版之學，鑒定大家。他與張效彬等金石家交往甚密，并與民國鑒定家張伯英，朱鼎榮，張彥生齊名。陶北溟還有個身份，就是前述所說收藏趙烈文與曾國藩通信的收藏家陶湘之子。父子二人同為北平故宮博物院的專家顧問這也實屬難得。

因陶北溟與薛慎微二人屬于心意相投、至好無嫌的金石之交。陶北溟對子侄輩的韓不言也更加的關愛有加。據韓不言現有資料和友人信件記載，薛慎微和陶北溟對韓不言的書畫篆刻技藝和古玩鑒定都給予了不少的教授和指點。韓不言的多幅早期仿古文人山水畫作中皆有薛、陶二師的題字為證。此韓不言藏《思古齋帖（黃庭?蘭亭）》帖冊封面題簽就是由陶北溟題寫，“思古齋帖”四字先生用隸書題寫，字形工整嚴謹，古拙大方，莊重肅穆。小字“蘭亭原石精拓北溟借觀題寫”則表現出陶北漠書法用筆勁健，柔中寓剛。一簽之內字形變化豐富但不失法度。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圖書館均收藏有《思古齋帖（黃庭?蘭亭）》，筆者先將故宮本與韓氏舊藏本相對比，韓氏舊藏拓本整體鐫刻字體筆畫較肥潤，字口清晰規整有立體感，原有損痕輕微，殘缺字跡部分較少，極似原石初拓。反觀故宮本，損益程度較多，字跡稍遜之。而較上圖藏本與韓氏舊藏本同為《思古齋帖（黃庭?蘭亭）》明拓完石本、殘石本兩種合冊，拓本年代相近。滬上大藏家嘉樹堂的陳郁先生也收藏有一冊《思古齋帖（黃庭?蘭亭）》拓本。

五、韓不言的蘭亭緣及《思古齋帖》流落蘭州

古人云“右軍禊帖真跡久入昭陵，后世各家千摩萬刻，蘭亭拓本以定武為歐臨之最、潁上為褚臨之最”， 這兩種版本的蘭亭序是唐人臨帖最近右軍神髓筆意的絕尠佳者，也是千萬種蘭亭序版本的“雙子星”。知之甚廣的資深玩家能覓藏任意一帖已經是難能稀有幸事，更何況雙星在手炙耀天際，而三星高照時熠熠生輝。而這些碑帖更進一步佐證了韓不言仰慕書圣王羲之，對王氏的蘭亭書法筆追意臨不棄。而他對各位書家手書蘭亭的特點掌握的爛熟于心，其手書的《蘭亭序》汲取諸公筆下蘭亭神髓，通神意臨兼具本來面目。

戊子年（1948年）的正月，對于韓不言來說是見證他雙喜臨門的日子。27歲的他再次獲得了一冊褚臨之最的潁上拓本（劉澤源題簽本）和歐臨之最的定武拓本。這足見他對蘭亭的喜愛和追捧。有幸的是見到這兩個拓本后的陶北溟老先生欣然為這兩個拓本題寫簽名：

黃庭蘭亭穎上原石精拓本不言先生新得紙墨佳好香光刻無心括崇夢樓畢生致力度世金針良非虛譽 （小字部分）北溟題記戊子舊正月鈐印：陶北溟（白）、玩物喪志（白）

陶先生在這冊潁上本（思古齋本）蘭亭的題簽中注明“不言先生新得紙墨佳好”，有講述了香光居士用畢生精力，致力推廣傳播潁上本蘭亭的往事。還有合肥李府總管劉澤源手書的“思古齋真本足拓”簽題和淸?理親王后裔的于蓮客先生的“原拓穎上本黃庭經蘭亭敘”題簽及過眼印章數枚，且還有薛慎微和于蓮客先生秘藏鑒玩識跋5段。頁內潁上本蘭亭拓本中所缺字跡則用朱墨補臨，天衣無縫一氣呵成，盡顯蘭亭氣節神韻，只是不知是何方神圣所補文中所缺之字。黃庭經拓本通篇朱筆校注點，可見藏家讀帖摹寫時何等的認真好學。其封面是宋錦織面且挖鑲裱、蝴蝶裝墨紙半開。外有藍布底一冊裝函套護封，側有牙簽制封裝系物。整個碑拓本給人以外樸無雜內華典雅之感，裝裱裝潢手段用盡蘇式裱工技藝，該拓本在政要名流手中遞藏，玩藏多家競相提筆跋釋，使得此冊歷史文獻價值極高，但本帖內不足之處，僅有穎上《思古齋帖（黃庭?蘭亭）》的完石本。

宋后定武蘭亭肥本定武以骨格勝讀之爾爾晚近傖荒狂怪之弊不言兄以為然否（小字部分） 北溟題記戊子正月鈐印：陶北溟（白）玩物喪志（白）

陶北溟先生道出“以骨格勝”是定武蘭亭肥本的特點，且用隸楷字體題寫簽名古拙秀雅，暗合定武蘭亭結字氣韻。《蘭亭》“定武本”有“瘦本”與“肥本”之分。 顧名思義“瘦本”字體筆畫相對纖細，“肥本”則字體結構相對寬大，筆觸相對肥厚。“瘦本”筆畫之間的勾連更加流暢，更有現在所流傳“蘭亭帖本”之韻味。而“肥本”筆畫之間勾連度相對較少，更有早期篆隸筆意，稚拙之氣更深厚，所以氣息更為古樸。所以這“宋后肥本”蘭亭更是少見。 從這兩個蘭亭拓本的陶北溟題簽中，可以看出此時的北溟先生與韓不言相處成為亦師亦友，既有對晚輩后昆的提攜之情，又有對“不言兄”相互探討碑帖書法的意見交流。較之前《思古齋帖（黃庭?蘭亭）》上的題簽，師友情誼升溫許多。

“韓不言行楷書功夫得力于他對《蘭亭序》的臨摹，依筆者50年前所見幾達亂真地步，每臨一過并有紀年落于款識后。”林經文先生如是說。韓不言也正因為手頭有這樣的原石佳拓，所以他所臨《蘭亭集序》在“定武本”與“穎上本”之間互為借鑒。在蘭州，通過筆者尋訪再次見到了與自己二十年前擦肩而過的“舊友”， “戊子三月十五日所臨定武蘭亭瘦本二通韓不言”落款的《蘭亭序》，由此可見不言先生一生癡迷蘭亭幾近瘋狂，通曉各家蘭亭版本亦能達到爛熟于心，如癡如醉中背臨意寫早以胸有成竹。同時，還反映了青年時期的韓不言基本功夫扎實穩定，才情與功力結合完美，很少一揮而就。他的書法與繪畫一理，行筆穩慢、力透紙背、筆筆中鋒、萬毫齊力、入古深厚，以《蘭亭》為面貌的行楷書，大氣而又靈動，繼承得好。

古稀之年的林經文先生在他的一段回憶錄中，是這樣記載的 “我大約十九歲時見到韓不言先生臨的蘭亭，他臨的穎上本系褚摹蘭亭，世稱最得筆法。無怪乎米芾在詩中說‘尋購褚摹驚一世”，韓先生用的紙是韓國高麗宣，簾紋較寬，天然界格，恰好每一行都安蘭亭規定字數，十一，二三不等，那風神骨力，絕似晉唐摹本味道，后來韓先生又臨定武本，更見功力，從那以后我受不言先生影響，他臨的蘭亭我一直掛在堂屋，堪稱風規，不久古籍書店有售馮承素神龍本，便開始臨寫，但是太難，離韓先生達到的境界，不知何年涉及一二。”，短短的文字中記載了他首次見到不言先生所臨蘭亭對他的震撼和啟發。

1955年，北京市政府正大力宣傳黨和國家政策，號召北京市民搬遷到甘肅省“支援大西北建設”，城區里經常播放著甘肅省銀川專區的宣傳片。34歲的韓不言躊躇滿志，愿以四海為家，用自己的一技之長為繁榮社會主義的祖國藝術事業貢獻一份力量，并去有關部門表姿：“堅決響應黨和國家支援西北建設事業的號召，服從組織分配”。

這一年的5月，年輕的韓不言領著一家五口人，帶著四個柳條箱子和隨身家當，跟隨著2300多名北京市民換乘了三種交通工具（火車到包頭，坐船渡黃河，卡車到農場）。歷時近1個月，最終落腳在賀蘭縣通義鄉的黃河灘邊，成為京星農牧場的第一批北京移民。在這些移民中還曾有民國總統袁世凱的六姨太葉秦和他的兒子袁巨勛，孫子袁家震、袁家威；張賢亮同他46歲的母親還有7歲的妹妹也來到了這里。

一輩子拿畫筆、刻刀的手，卻拿起了鋤頭、鎬頭這些農業用具，每天起早抹黑參加開荒挖渠，白凈凈的手上打出了血泡，磨上了老繭苦不堪言。數月的勞累，使他的頑疾復發。為此而因禍得福，這樣上面才發現對這位“啞巴”有點大材小用，便將韓不言調到縣劇團搞舞臺美術設計。自此后在銀川專區名聲鵲起，時任銀川專署專員的曹又參，曾多次派汽車接韓不言到專署家做客作畫。

1956年秋九月在鄧省長的關懷下又被省文化局安排接全家到蘭州市入住在賢后街。并與因成份過高而被下放至大西北的潘天壽的學生陳朗和周素子夫婦相識做鄰居。隨后安排在省工藝美術廠任專職畫家，在這里他與何鄂、郝進賢等人成為同事。2年后東北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分配到蘭州工作的油畫生李巍跟隨韓不言學習大寫意，成為了韓不言的第一個弟子。這個時期天水的胡達生、蘭州的張文昭、張進群和一些中學美術教師、機關美術干部、師大美術系學生、廠礦美術業余工作者等一大批喜歡書畫的年輕人跟隨韓不言學習齊派書畫篆刻藝術。1959年由市教育局協調，抽調韓不言協助成立蘭州第一所盲聾啞小學。年底調到市民政局協助成立盲聾啞人文化技術學校，并擔任教師。

三年自然災害、大躍進和浮夸風時期造成了國內經濟凋敝，生活物資匱乏。遠離北京的蘭州跟是缺衣少食，而此時的韓不言發生眼疾致左眼失明病退在家，家中七口人每月只有26元的病退工資，家庭經濟發生了空前的困難。韓不言為了一家人能夠活著，他不得不把手頭幾十年積存的寶貝拿出來，其中就有這冊《思古齋帖（黃庭?蘭亭）》拓本。據現在的藏家講述，在那時三愛堂醫院工作的高姓醫生，也是韓的好友，他知道了此事后前往甘家巷韓不言的住處，但苦于拿不出一條羊腿和一袋子面粉（50斤重）的對價，此事作罷。后來，甘肅省政府革命委員會常委、甘肅省軍區司令員的張忠先生聽說此事，他就請當時跟隨韓不言學畫的蘭州雁灘沙洼河小學的張姓教員做中間人，收藏了這本《思古齋帖（黃庭?蘭亭）》，這位張忠司令便成為收藏此拓本的“蘭州第一人”。在1973年的夏天韓不言應張忠司令之囑創作過一張《桃花春水魚戲圖》。

1982年2月張忠少將在成都去世。這本《思古齋帖（黃庭?蘭亭）》拓本由他兒子帶回了蘭州。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因為其子家中發生變故急需用錢。他放出出售該拓本的消息，多方聯系買家，但總是因為價格問題不歡而散。家中之事急需解決，可出資購買者又不愿出合適的價格，總想用撿漏的辦法讓藏家“愿者上鉤”。在蘭州市作古舊瓷器生意的曹阜辛先生是張忠之子的發小，經張氏多方打聽聯系到這個自己幼時的玩伴。阜辛先生雖然是個生意人，但他還是有情有義之輩，他即用合理的價格幫助張姓發小解決難處，還使得這冊《思古齋帖（黃庭?蘭亭）》拓本留在了蘭州。

據現在的藏家說，他與這本《思古齋帖（黃庭?蘭亭）》相濡以沫了四十多年不曾分離。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廣東省博物館為豐富博物館館藏，安排單位的工作人員來到蘭州尋寶。這位工作人員得知這位藏家手中有此等寶貝，便登門拜訪。藏家人說“當時人家看到東西后，就以高過同時期工資收入的數百倍的價格開出了天價，我再三考慮此事，最終沒有答應。”對方以為出資不到位，我向這位工作人員當即表示，這不是價格的事，我需要把這件《思古齋帖（黃庭?蘭亭）》的來龍去脈搞清楚、歷史價值弄明白以及他的文化屬性了解清楚，這件拓本現在不僅僅是簡單意義上的藏家文玩交易，而是記載中華文化脈絡傳承與崛起的“民族之魂”。

《思古齋帖（黃庭?蘭亭）》僅是韓不言先生從北京帶到蘭州的拓本之一，他還有臺北故宮博物院館藏《毛公鼎》的拓片（該拓片有王福廠、羅振玉、陶北溟、薛慎微等十多位學者名家題字，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林經文先生目睹過此全形拓的風采），《洛陽龍門二十品》的拓片，舊拓《懷素自敘帖》等，另有八大、石濤名家字畫還有白石老人、李苦禪等京華藝術學院名師的作品散落在蘭州的民間。如果能將這些寶貝尋訪到，那么我們蘭州本有的歷史文化積淀中，將會融入更豐富的歷史文化藝術元素。

筆者通過搜尋韓不言先生在蘭州的“足跡”，結果有幸在金城見到了明拓本的《思古齋帖（黃庭?蘭亭）》。隨著甘肅的改革與發展，我們生活的城市發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變化，人民安居樂業市井繁榮昌盛，政府提倡文化自信注重甘肅文史的發掘整理，在這樣一座美麗的蘭州城里，有著這樣一本可以面向中國的明拓本《思古齋帖（黃庭?蘭亭）》選擇留在了蘭州。與其說這冊《思古齋帖（黃庭?蘭亭）》是韓不言先生的舊藏，還不如說不言先生只是這冊《思古齋帖（黃庭?蘭亭）》拓本的傳遞者，因為這冊蘭亭拓本與蘭州更有緣。

參考書目：

張廷濟著

《清儀閣題跋》

《崇善樓筆記》 王壯弘著

《善本碑帖錄》 張彥生著

《能靜居日記》 趙烈文著

《潁上縣志》 吳多楨主編

《蘭亭書要》 李雅成著

《韓藏潁上黃庭蘭亭考》 林經文著

《論明拓蘭亭序》 張金梁著

《羲之家史與臨刻本蘭亭的發展》林經文著

《韓不言簡歷》 張濤整理

張濤

2024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