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字數：4285，閱讀時間：約11分鐘

編者按：“三冗”一般指北宋時期出現的“冗官”、“冗兵”、“冗費”問題，其中“冗兵”也被認為是拖垮北宋經濟的主要弊政。然而養兵數十萬，卻缺乏戰斗力，甚至從宋仁宗時代到靖康之變的百年間，北宋軍隊尤其是禁軍部隊同時還倍受兵員缺額的困擾，一些軍隊甚至需要裁撤合并才能重獲戰斗力。尤其是從英宗開始，禁軍缺額問題就已經成了困擾宋廷的一大痼疾。那么，北宋軍隊的數量究竟是多是少？

對于冗兵之費，宋廷早有察覺。“禁軍一兵之費，以衣糧、特支、郊賚通計，一歲約費錢五十千；廂兵一兵之費歲約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萬余人，一歲約費四千八百萬緡，此其大較也”。

根據馬玉臣、楊高凡在《“易進難退”的兵制與北宋前期之冗兵》的統計，北宋軍隊人數額員的增速極其恐怖，宋太祖趙匡胤建國初年，全國禁軍、廂軍總計不過22萬人，趙光義至道年間，其總量就已經增加至66萬，擴增兩倍。

到了宋任宗時代，人數達到125.9萬的峰值。此時，僅禁軍人數就多達82.6萬，如此恐怖的增速無疑為宋朝帶來極為嚴重的財政負擔，“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軍七十萬，廂軍約五十萬。積兵之多，仰食天子衣食，五代而上，至于秦漢無有也。”

冗兵的存在與宋朝面臨的軍事威脅有關，以開封為都與北宋時經濟重心的南移以及北面遼國的威脅有著極為深遠的聯系。除了水運條件完備的開封，北宋很難再找到一處可以大規模周轉調運軍資對抗北方騎兵的軍事樞紐。

但開封的缺點也極為明顯，因為缺乏長安、洛陽等古都擁有的天然防線，宋朝統治者不得不長期保留大量軍隊，“以兵為險”。

宋代軍隊來源主要分為四種，“或募土人就所在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其中最具特色的無疑是“募饑民以補本城”。

宋太祖趙匡胤曾十分得意于其“養兵之策”，“可以利百代者，為養兵也。方兇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這里所說的“養兵”并非訓練、供養士兵之意，而是在災年招募強壯災民為兵，以此降低當地災民群體爆發叛亂的可能。

如此募兵方式，出發點本就不在士兵本身，這些士兵戰斗力的強弱自然也就不是宋廷首先要考慮的問題，相反，讓這些人安于軍營之中無法作亂才是重點。另外，在宋代當兵雖然入門門檻較低，但卻是終身制職業。

《國史大綱》中說:“募兵終身在營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間四十余年，實際可用者至多不過二十年，廩之終身，實際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無用而仰食。”如此一來，北宋軍隊出現體量巨大但可用之兵稀少的矛盾情況也就不算奇怪。

不過，對于北宋中后期的武將而言，所謂的“冗兵”或許反而是一種“幸福的煩惱”——彼時，禁軍的嚴重缺額問題已然嚴重影響宋軍的戰斗力，到哲宗時期，宋廷甚至需要從廂軍、老弱病殘之剩員中揀選兵員，前后反差之大，不免令人瞠目結舌。

北宋禁軍缺額的問題在一開始并不明顯，直到宋真宗時期才在文獻中有所體現。真宗景德三年，針對“馬步諸軍，累經簡閱，闕額漸多”的問題，令揀選丁壯以補足兵額。

同一時期的緣邊駐軍的缺額問題也有所顯現，太宗設立的河北忠順指揮，“凡三千人”，到此時缺額嚴重，真宗下令“補填闕額”。無獨有偶，大中祥符元年，緣界河設置的北面緣邊騎捷六指揮更是因為兵籍差少，不得不裁撤員額，縮并為四指揮。

依據宋制，每一指揮“馬軍以四百、步軍以五百人為一營”，但仁宗朝時各指揮動輒缺員數十人甚至百人以上。慶歷年間，陜府龍猛、龍騎、壯勇，河北忠順軍都有相當程度的缺員問題。

但相比于英宗時代，仁宗朝軍隊的缺額卻只能稱得上小巫見大巫：

“禁軍指揮，近年添置軍額名目數多，指揮將窠雖全，兵率只有三二百人，虛費將窠請受”。

“有人數至少不成指揮處，每遇差使，全然畸零”。

“府界諸路將下闕禁軍萬數”。

如果說真宗、仁宗時期軍隊的缺員還只是零星現象，那么英宗時期的缺員已然成為各路禁軍無法避免的惡性疾病。

到了北宋覆亡的徽宗一朝，所謂“八十萬禁軍”基本只是躺在賬面上的一串毫無意義的數字，“禁軍闕額二十四萬，近創廣勇、崇捷、崇政十萬人，尚闕十四萬”。

兵員短缺的困局直接擺在了眾人的眼前：“皇城之內，無諸班以宿衛；京城之中，少禁旅以鎮守”。

缺員問題的日益嚴重與當時兵籍制度的混亂有著直接的聯系。北宋以樞密院掌兵籍，三衙負責管理諸軍。這種分權制度避免了某一衙門兵權過重的隱患，但調兵權與領兵權的分離，卻為兵籍管理埋下隱患。

理論上應掌握兵籍信息的樞密院根本無法厘清兵馬數量，就連破注重軍戎之事的宋神宗一朝，也無法避免這樣的問題。元豐宋夏戰爭期間，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訪樞臣，不能對也”。

無獨有偶，北宋以更戍法”實施兵將分離，不僅禁軍本身需要定期調動輪換駐防地區，兵將之間缺乏了解，“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

將領們頻繁輪換，自然也就無法有效掌握麾下士兵的情況。雖然宋代對于兵籍造冊的頻率和內容有所規定，如“軍士每歲一造，營房半歲一造，職員、馬遞鋪馬數每季一造”，但“將不知兵”卻是相當直接的現實問題，如此，將領們便更有理由搪塞宋廷對于兵籍管理的要求。

而這也為將領們貪墨軍需提供了便利，面對逃亡士兵產生的缺額，一些將官往往隱瞞不報，而是將朝廷發放的錢糧收為私用。“利其每月糧食之入，往往逃亡者并不開落”。

到后來，吃空餉幾乎成為慣例，為避免事情敗露，將領們會有意阻撓繼任者了解軍隊兵籍情況，按照咸平五年三司小吏賈用的報告，“部署兵籍機事，皆親吏掌之。及主帥受代，即攜文簿以去，使后來者無所檢案”。

上百萬軍隊的消耗本就巨大，再加上吃空餉帶來的虛耗，自然讓宋廷感到壓力山大。為解決空餉問題，熙豐年間王安石改革時，“節財減兵”的保甲法就頗受重視。

而除此以外，為了節約軍資，王安石試圖以保甲兵替代傳統募兵，在與神宗的問對中曾提到了這一設想：“既有保甲代其窠坐，即不要此四千募兵。可指合要兵數，減此四千，今京師寡兵，逃死放停，一季亦須及數千。但勿招填，即是減得”。逃死放停之兵但勿招填，節省下的糧米則充作保甲、義勇兵的軍費。

之后，這一構想后來演化為北宋時期極具特色的封樁缺額禁軍錢制度，北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二月，詔:“中外禁軍已有定額，三司及諸路計置請受歲有常數。其間偶有闕額，未招揀人充填者，其請受并令封樁，毋得移用。于次年春季具數申樞密院”。

從初衷來看，禁軍封樁錢所封樁的錢糧是一筆由朝廷直接掌握“專以待武備之用”的專款，三司等部無權插手，若是按照此規程執行，宋廷便可多出一筆專門養軍的軍費。但可惜的是，制度在運行過程中的變形速度之快，有時候甚至會讓其創設者目瞪口呆。

最早出現變化的是西北三路。西北各路封樁錢的支取與其余各地相比，有一個相當現實的經濟問題。沿邊地區距離汴京過遠，按禁軍封樁錢最早的制度設計，每年各路的轉運使要按季度將應封樁錢物撥與提點刑獄司代管，年終之時按照核定數量申報給樞密院，樞密院再將封樁錢糧最終交由左藏庫樁管。

如果按照常規方式自汴京統一支取，路途上的轉運損耗就相當可觀。相反，若直接由西北三路樁管本路禁軍闕額錢，則可以免去錢糧來回折返的損耗。禁軍封樁錢管理權限的下放，本是出于實際備邊需要的妥協，以便就近折支。但這也無疑導致各項支出的濫發。

有一個頗為耐人尋味的細節特別值得細品。元祐更化，舊黨上臺后雖然竭力推翻王安石一系列新政，如保甲法、青苗法等悉數廢棄。但禁軍封樁錢卻被完整的保留下來，原因無他，這筆錢實在是太香了。

王安石試行新法時就估算過，僅開封一地，每年便可獲得禁軍封樁錢十萬貫以上，元豐二年，以保甲替代禁軍后。

“府界、河北、河東、陜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為錢一百萬有奇不與焉”。

如此，四路每年節省下來的封樁錢超三十萬貫。

封樁缺額禁軍錢制度確立于熙寧十年，元豐改制后，它開支范圍越來越大，如馬匹、恩裳之物的采買開始由此借支，到了哲宗時代，更是完全脫離“專以待武備之用”的框架，“上自軍期邊儲，下至代還免夫錢之類，皆出于此”。

哲宗朝時，封樁闕額禁軍錢數量極為可觀，“錢帛、斛斗萬數不少”，面對這樣一筆不菲的收入，挪用和借支就變成了常有之事。“中外禁軍有定額，而三司及諸路歲給諸軍亦有常數。其闕額未補者，會其歲給并封樁，樞密承旨司簿其余數，輒移用。”

有些因循而成的慣例往往會發展為規則，禁軍封樁錢被借用久了，也就順其自然的成為了朝廷支取錢糧的錢袋子，如此一來，對朝廷而言，這個錢袋子當然是越鼓越好，如此一來，軍隊缺額的情況與日俱增。

定州知州張舜民曾痛陳這一亂象：“后因封樁闕額禁軍錢糧，朝廷唯務封樁數多，轉運司利于銷兵省費，更不切招填，因致邊兵日少......定州最為河北屯兵之處，尚乃如此，其他州軍即可知矣”。

嚴格來講，封樁缺額禁軍錢只是諸多封樁錢之一，朝廷封樁錢物本身指的是通過各種措施節省下來的錢，儲存起來由朝廷支配，比如裁減軍費、改革茶鹽法等，皆屬于封樁錢的來源。

至徽宗崇寧、大觀間，包括封樁缺額禁軍錢在內的各庫封樁錢帛數量高達五千萬。這一“錢袋子”此時已然成為宋徽宗及蔡京等人的斂財工具，《宋史·卷四七二·奸臣傳二·蔡京傳》：“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

“務以侈靡惑人主......每及前朝愛惜財賦減省者，必以為陋。至于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后觀......于是費用浸廣......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緒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為百二十萬絡”。

如此“豐亨豫大”的太平盛世，卻是用自銷兵勢作為代價，朝內朝外并非沒有有識之士，“大觀以來，蔡京用事......河北將兵,十無二三,往往多是住招,故為闕額”（《宋朝諸臣奏議·上徽宗論河北備邊五事》)。

王安石變法時所用新政，雖然歷史評價褒貶不一，但保甲法、封樁缺額禁軍錢卻相互聯系，彼此依存。宋神宗時之所以敢于將全國禁軍削至五十八萬，是因為其背后有“七百萬保甲”作為基礎，但經歷哲宗、徽宗等朝的折騰，所謂保甲法早已虛置。

因兵員短缺嚴重，靖康年間西北名將種師道入援京城時，竟然只召集到一萬五千兵馬，這樣單薄的軍力，面對金軍這支剛剛攻滅遼朝的虎狼之師，勝負自然也就不必再提了。

參考文獻：

1、何玉紅《禁軍闕額與北宋軍政》

2、范學輝《論北宋的封樁缺額禁軍錢制度》

3、宿樂瓊《北宋中后期陜西軍兵闕額問題研究》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創稿件，主編原廓、作者披瀾讀史，任何媒體未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違者將追究法律責任。部分圖片來源網絡，如有版權問題，請與我們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