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13名蒙古騎兵，竟能擊潰2萬宋軍？

南宋末年，阿術率領大軍由瓜州沿古運河南下，幾個月內(nèi)圍住了揚州。他們筑木柵、挖壕溝，層層設防，將這座富庶之都牢牢封鎖。

揚州守將李庭芝從一個文官，被臨時任命為守將，面對蒙古鐵騎的威名，他的心理始終搖擺不定。他牢記朝廷訓令：“守一城者，即守天下。”

可每當聽到北方鐵騎踐踏中原的兇猛，又忍不住心生懼意。結(jié)果，他在城外縱火毀屋，想以無可乘之地來抵御敵軍，卻也硬生生把守軍關在一座鋼鐵牢籠里。

城中號稱五六萬兵力，但大多是久未經(jīng)戰(zhàn)的民團與稅丁，缺乏機動與協(xié)同。李庭芝下令筑城加固，安排床弩、石弓駐守城墻，還在城腳開挖深壕注水，儼然堤防。

然而，他高估了這些防御的可靠，也低估了蒙古騎兵的靈活，更低估了自己軍心的脆弱。城中士卒日漸浮躁，糧草漸減，民心渙散，一時間，在防守體系看似固若金湯的背后，實則每一條戰(zhàn)線都在蠶食守軍的信心。

六月之夜，鎮(zhèn)江援軍張世杰的抵達消息如同一道閃電劃破烏云。李庭芝以為絕處逢生，連夜命令大將姜才率2萬精銳出擊，借夜色突襲元軍據(jù)點——位于揚子橋的前沿陣地。

姜才咬破手指，寫下誓章：“若不殲敵于此，誓不歸朝。”他的士兵個個勇猛，可誰也無法擺脫對夜戰(zhàn)的疑慮。

姜才安排了三疊陣——固守為上，卻鮮有人知，這種對陣步兵已成過時之選，遇上善戰(zhàn)的騎兵，形同囚籠。

元軍主將張弘范一眼看穿宋軍軟肋。他選出十三名精銳騎兵，策馬沿江偽裝巡邏，點起火把，拂曉前悄然潛伏。

那十三騎就像幾只在江邊覓食的野獸，游移不定，卻又不停留，似乎在守夜，卻又無意挑戰(zhàn)。宋軍見此，忍不住以為良機，甚至有人高呼：“放箭！

”卻有人躊躇：“此乃誘餌乎？”上下遲疑不決，陣型開始松散。

“短兵相接，箭矢亂飛。”十三騎迅猛出擊，一騎挑燈，疾射而來；一騎持矛，直刺于前；一騎繞后掠進，宋軍陣腳頓亂。

2萬宋兵猶如滾木壓山，根本無法組織有效反擊，一瞬間便崩潰潰散。江風中，火把搖曳，宋兵的哀嚎與馬蹄揚起的黃沙混成一片慘烈的交響。

至今有人回憶，那夜風起時，竟仿佛能聽到宋營呼救聲在江面回蕩。

蒙古鐵騎的強大，絕非偶然。他們從三歲起學骨碌馬背，逐步加弓增力，七八歲便跟隨大人圍獵實戰(zhàn)；成年后隨軍征戰(zhàn)幾無不敗。

每個騎兵配備三匹良馬，三副弓箭，一匹作日常沖鋒，一匹儲備弓箭，一匹負責運載傷員或物資。身穿從河山繳獲的精鋼甲，手執(zhí)能輕易刺穿宋軍甲胄的長矛，背負射程逾三百步的復合弓，他們在風沙中滲透心智，也在廝殺中錘煉膽識。

相比之下，南宋重文輕武的政策已讓步兵成裝飾，官府養(yǎng)士多為城市募匪，實戰(zhàn)根基薄弱。裝備大多是鐵質(zhì)短弓和鋼筋長矛，連馬匹也以役用為主，難以與草原良馬抗衡。

更要命的，是心理上的挫敗感：聽聞蒙古軍至，便先怯步，再談何頑強抵抗？

揚子橋之戰(zhàn)的慘敗，直接動搖了揚州的守備。李庭芝回城后仍不愿棄防，他又加固了城墻，命人夜間出河捉鱉引敵，又在城南布置重機弩，仿佛越緊縮城防，越能保住性命。

可當淮安、常州相繼陷落的消息傳來，他的堅守就仿佛沙丘上的孤塔，終被狂濤撼毀。糜爛的糧草致使百姓食野菜、啖樹皮，甚至有人獵鼠自給。

動搖的將士在城頭涌淚，哀嚎聲比潑梅更慘。

臨安告急，南宋中樞已無力南援。揚州終于在數(shù)月后落于元軍之手，李庭芝則被扣以“畏戰(zhàn)失職”之罪，零落收監(jiān)。

《宋史》直陳他“固守不出，失良機”。文天祥評其“畏怯無遠謀”，可這嚴苛批語，也恰是南宋王朝面對北方勁敵時集體性的縮影。

重文輕武的制度，政策下的守城思維，讓南宋將士即便擁有人海戰(zhàn)術，在最關鍵的抉擇面前，仍會因為恐懼而遲疑。

揚子橋之戰(zhàn)不僅是一場以少勝多的驚人戰(zhàn)例，更是南宋軍事體制崩潰的前奏。兩萬與十三的懸殊，從未像那一夜般，映射出一個政權(quán)的脆弱與無奈。

數(shù)百年河東梟雄，因一座城的失守，映出了南宋末年的凄涼景象。

信息來源：《元史》《宋史》《資治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