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有愛孤兒院自從去年9月上線,到現在已經更新11篇故事了。喜歡這個系列的老讀者都知道,看有愛孤兒院,得先備好紙巾擦眼淚。
這不,昨晚我們寫了一下今天這篇故事的預告,已經16萬人看過了,好多人紙巾都準備好了。
有時候我在想,為什么紀良安的故事,總是那么催淚呢?
也許是因為,她總是付出所有,去幫助那些困境里的孩子,那些孩子也爭氣,沒一個躺平的,都在勇敢面對人生。
這種雙向奔赴,最后又能成功的例子,在這個時代的太罕見,也太動人了。
今天,我們要講的不是一個成功的故事,但是紀良安告訴我,不是只有成功,才有意義。真正有價值的事,就藏在一次次拼盡全力的過程中。
2021年10月,我錄下20多段錄音,像汽車導航那樣,指引人向前向后,向左向右。
不同的是,我錄下的話,是給一個孩子“導航”。
3、2、1,平復心情和語氣,就像平時講話那樣,我提醒自己——
“曉光,吃飯了,你看今天我們吃什么?是不是看上去很好吃,來,抬起頭,吃一口”。
“曉光,不要怕,這里都是我的朋友,他們會照顧你,我有空就來看你”。
“曉光,不要怕,我們要量血壓了哦。它咕咚咕咚把你吹起來,是為了用這個機器傳給我你的照片,你想不想讓我看到你的樣子呀,想的話,就咕咚咕咚一下下就好了。”
我按照香港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康復科醫生的建議,幾乎把曉光在醫院里涉及到的每一個場景,需要他配合的事情全都錄下這樣的 “語音導航”。他不配合時,護士就會放我的音頻,讓他安定下來。
前幾天,我去香港看望他。我站在門口,他像以往一樣,以最快的速度爬行過來。是的,爬過來。
他是一個從出生開始就遭受虐待的小孩,幾乎喪失了人類的語言、邏輯分析和社會化的能力。
九歲那年,他被警察解救,寄養在我家。那段時間,我和家里的所有成員陪伴著他,尋找讓他重新成為“人”的方法。
最后不遠萬里,把他送到香港治療。
醫生說:“或許是他被解救后,第一個聽到的聲音就是你。你的聲音在他的認知里象征著安全和新生,與他以往的體驗截然不同。
“他即使一開始不認識你的臉,但那個聲音,對他來說象征著救贖。”
可是,我想要給這個孩子的救贖,遠不止這些。
2015年一個早晨,我接到院長電話,讓我去醫院看護一個新來的孩子。
通常警察撿到孩子,會通知本地福利院,把孩子送到醫院體檢,確保沒傳染病再接回福利院。登報兩個月,無人認領就定義為棄嬰,戶口正式落戶福利院。
去醫院看護孩子是很平常的工作,我答應下來。
院長說:“他是警方解救下來,被虐待的孩子,有嚴重創傷,你多注意,有問題給我打電話。”
我在兒童福利院做康復師,超過十五年,照顧過兩百多個孩子,卻只在新聞和電影里見過虐待,并不了解這對一個孩子意味著什么。
去醫院的路上。院長發來信息:
曉光,9歲,身體上幾乎沒有好的地方,都是傷,初步懷疑從出生一直遭受虐待,父母已拘留,孩子由福利院養育。
我到病房,看到一個孩子蜷縮在病床的角落,有些疑慮是不是他,資料里寫著9歲,但這個孩子看上去也就三四歲。
我問護士,“他是福利院的孩子嗎?”
護士說就是他,“你趕緊把他的胳膊掰過來,我們要抽血,已經折騰好幾輪了,他一直蜷縮,沒辦法抽血。”
護士抓著我,像找到救星。
我走到床邊,想看清楚他的樣子,輕聲喊他:“曉光。”
他沒有看向我,蜷縮得更緊了,身體在發抖。我明顯感覺到床在動。
可能是面對陌生環境害怕吧,我沒再堅持,在網上搜了一個兒童故事,坐在他的床邊讀,放著冥想舒緩的音樂。
他發抖的狀態好一些了,但仍然蜷縮。
期間護士長來催過幾次,要我盡快帶他完成體檢。
我給院長打了個電話,告訴他,這個孩子遭受到的虐待可能比我們想象中更嚴重,不能按照常規來處理,我想等他適應新環境,自愿接受檢查,而不是硬生生地強迫他。
院長也表示同意,告知了醫院。
醫生查房、護士換藥、阿姨送飯,我都暗示他們聲音小一點。
他一直蜷縮不能喂飯,我們就趁他睡著,給他埋滯留針,打營養液。
第二天,他仍然蜷縮著,但身子不再抖,我抱起他讓護士抽血。他不像昨天努著勁抗爭,而是順著我拉他的動作好好配合。
我懷里的他好輕,比福利院兩三歲的孩子更容易抱起。他真的九歲嗎?
抽血時他想拒絕,我摩挲他的后背,一直說著“不怕不怕”,又唱了一首搖籃曲:“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隨,蟲兒飛,蟲兒飛,你在思念誰?”
這次我拉他胳膊,不再感覺到他的反抗。我卻看到胳膊上全是傷,很多紅印的疤痕,還有縫針的跡象和多處結疤,有些一看就很久遠了。
護士趁機拉了一把胳膊,讓幾個人摁住,趕緊抽血。
曉光一直握拳頭。抽完血,護士說:“可以放開手了。”
他沒反應。我和護士展開他的手,發現手心一大片指甲壓出的紅印,已經刮出傷痕,大概是指甲長了,又長期握拳留下的。
在醫院三天,曉光在夾縫中完成全部體檢,沒有傳染病,最終診斷是:
腦癱、腦膜炎、發育不全。同時醫生確認,這孩子不會說話,不會自己吃飯,不會走路,目前沒有骨折,但有多處陳舊骨裂。
帶曉光回到福利院,那有一個為他準備的房間。
至此,我還沒有看到他的臉。他從沒抬起頭,一直蜷縮。
我讓阿姨照看他,囑咐別讓其他小朋友進房間,更不要在里面說話。
對院長匯報時,我建議先24小時監控幾天,看看這孩子是否擁有吞咽、大小便自行完成等基本的生活能力,再做決定。
監控兩天,我們發現只要有絲毫的聲音,這個孩子就承受不住。
比如阿姨開門聲、小朋友在窗戶邊的說話聲,甚至一只比較大的蒼蠅在他耳邊飛,他都會被嚇一跳,把自己包裹得更嚴實。他把自己的臉埋在腿里,有人進來他就鉆到墻角,臉朝著墻面。
每頓飯都是我進去喂他,但他沒有配合,沒有要扭過來吃飯,更別提張開嘴,只能打營養液。
我不確定他會不會吃飯,找了個奶瓶,給他喂奶,發現我和他兩個人的時候,我和他說“不怕不怕”“沒有人了”“你要不要喝口水呀”以及講一兩個故事之后,再喂奶給他,他不會強行扭過去,也是會喝的。
我們再次開會。阿姨表示,他只要聽到一點聲音就會極度恐懼,福利院想要完全避免聲音太難了,可能寄養家庭比較適合他。
院長認同,但是,曉光的護理難度,寄養家庭恐怕沒有這個能力。
不吃不喝不見光,恐怕活不了太久。
想讓曉光活下去,必須有一個人,帶他回家。
帶他回家的人是我。
畢竟在場所有人里,我是唯一一個他見到時,不那么恐懼的人了。
最終我和福利院達成一致,兩個阿姨倒班,輪流去我家,和我一起照看曉光,維持他的生存。他會在那里打營養液,換紙尿褲,我們會給他一個人最基本的生存條件。
沒有我在場,這兩件事基本無法完成,阿姨換紙尿褲時他會極度抗拒,任憑紙尿褲里的排泄物溢出。只有聽到我的聲音,我在旁邊鼓勵他,他才能配合。
我當時還租著房子,是三層樓的頂層,有很好的陽光,養了一只鸚鵡,有五十平米的院子。我想讓曉光曬曬太陽,但是把他放到院子,他蜷縮更緊了,雙手捂著自己的臉。
為了對他進行更好的社會化訓練,我得知道他為什么會這樣。
我申請去他原來的家,和民警到了地方時,我們都被震驚了。
他們家有兩層,一樓是昏暗的毛坯房,水泥地,有個沒有門,只有簾子的房間,里面擺一張醫院病床,有圍欄,想必是怕曉光掉下來,把他圈養在這里。
被子是八九十年代的老式棉被,還有張老式書桌,桌子皮掉一半了,隨便翻出幾個食物,都是過期的。
我看到半個月餅,硬邦邦的外殼,里面紅的綠的,是老式五仁月餅。
“不像是人住的地方。”民警感嘆。
房子二樓,卻格外豪華。墻面都是木雕包著的,是當地人很喜歡的氣派風格,還有張老佛爺的床,智能馬桶,金色大吊燈。
虐待曉光的大人,已經被警察帶走,他為什么要這么做,暫時沒人能回答我。我帶著這個困惑回到家,思考下一步如何幫助他。
最終我架著攝像機,對著曉光錄制了三天,觀察他24小時的行為。
我發現房間昏暗時,他能放松一些,蜷縮得沒那么緊。我讓他抬頭,他也不十分抗拒,但是把他放在陽光下,光線明亮的地方,他明顯更緊張。
也許他從沒有體驗過陽光下的生活,光明的世界,他是陌生的,而陌生讓他害怕。
我也不硬要他適應正常生活了,暫時讓他以最舒適的方式待著吧。
后來曉光適應了陽光,紀良安經常這樣背著他在外面玩
那時的我,也不能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他身上,家里還有另一個特殊的孩子要照顧,她叫真真,是我的養女,患有先天心臟病,身邊也離不開人。
鸚鵡是我和真真離開北京那年,同學送的生日禮物,名字叫奧古斯蒂·柏拉圖。
真真收到這份禮物特別高興,一直教鸚鵡說話,拿鸚鵡當成許愿池,最開始還教它“世界和平”,后來凈教它一些中二又不勞而獲的吉祥話,比如“賜我一百分”。可是這只鸚鵡很蠢,只會說:“你好。”
鸚鵡學不會說話,真真就經常說它,笨死了,結果它愣是學會了最后兩個字:“死了。”
曉光剛來我家時,真真給他介紹:“這是我們的鸚鵡,鸚鵡很友善,是我們的家人,你不要害怕,”說完還扭臉看鸚鵡,“對不對?”鸚鵡竟然很配合地嗯嗯叫了兩聲。
當然,曉光并沒有看真真,一直蜷縮著,臉朝墻。
其實那只鸚鵡也在試圖學點別的,模仿人說話,但是發不出人的聲音,嗚嗚嘟嘟的。曉光就被這樣的聲音嚇到,老是鉆進椅子下面,后來我就不再讓鸚鵡和他靠近了。
那段時間,我們仨人一鸚鵡,就這樣共存著,旁人看起來可能很奇怪。
我經常和曉光說話,比如要工作了,我就會和他講:“這是電腦,是工作用的,也可以打游戲,不過我很少玩游戲,也能看動畫片,工作完我們一起看動畫片哈。”
“真真一會兒放學了,她和你一樣都有病,這也沒什么,有病,也有有病的活法,她也活得很開心,她有心臟病,要吃清淡一些的,今天我們做一個湯,這里面有番茄、菠菜、蝦仁……”
他沒有給過我任何回應,我也不期待他有任何回應,我就像是在錄生活Vlog,做什么都和他絮叨。從攝像機里看,他確實身體在放松,雖然不直接看我,但逐漸抬起頭了。
或許有一天,他能聽懂我說的呢?
我以為這孩子真的好轉了。
過了幾天,我試著喂曉光吃飯。可是阿姨剛把碗筷放在桌子上,就聽到曉光突然大叫了一聲。這是他第一次發出聲音。
我以為他摔倒,趕緊跑過去,什么都沒有發生。
大家準備吃飯,他雙手一直捂著臉,我強行拿開他的手,讓阿姨喂飯。他低著頭沒動彈,我說:“不要怕,我們吃飯了。你看,阿姨做了很多菜,都很好吃的,來,張嘴,我喂你。”
說兩三遍,過了十幾分鐘,他試探性地抬起頭,吃了一小口。
吃完飯,我倒回錄像看到,曉光是見到碗筷才突然大喊,雙手抱著自己的頭。后面幾天,碗筷只要在他的視野里,他都是同一動作:手抱頭。
我懷疑:他曾經每次吃飯前都要挨打。
因為他見到碗筷,會下意識保護自己,先是一小口一小口,看看吃了會怎么樣,沒事發生,才大口吃。
此時,曉光父母已經拘留并立案,準備以虐待罪起訴。我把情況反映給院長和民警,問民警,父母為什么這樣對孩子,民警懷疑有心理疾病,暴力癖好,就像吸毒,打了就很爽。
我內心的憤怒,只能寄托于司法判決。
曉光在我家住了八個月,養女真真每天都很溫柔地告訴他,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什么,自己在學校里過得怎么樣。但曉光沒任何反應,依舊表現出極度的恐懼和躲避。
只有和我在一起,沒有旁人沒有光線時,我才能把他的手從臉上拿下。這時,他會爬向我,頭埋進我懷里,在更黑暗的情況下,他安靜得像嬰兒。
這大概就是八個月以來,唯一的變化了。
真真也害怕,她感嘆,“虐待會讓一個人變異啊!”
雖然提前和真真講過“一個男孩被虐待,受了很多傷害”,也將法醫驗傷的結論和她講過,但她見到曉光的行為,還是無法理解。
那段時間她總是時不時就抱著我,感嘆自己很幸福。
“雖然有一顆破碎的心臟,但是有愛我的媽媽,我覺得我不怕死。”
我們這一家人,和曉光相處得越久,越為他遭到的虐待感到心疼。但就在八個月后,我不得不將他送回福利院。
因為真真的心臟病復發了。
我將曉光送回福利院,同時寫了非常詳細的“說明書”——曉光所有行為背后的原因,以及如何與他相處等信息,我也不時回福利院去看他。
紀良安寫給福利院阿姨的“說明書”節選
福利院有一個叫黨寧的小朋友,一直和我很要好,常常是我的小幫手,可以說他是最溫柔的孩子。
我委托他:“如果有人來參觀,你就過去抱著曉光,如果別人要和他玩,他會害怕的,你要陪著他。”
黨寧開心地點點頭,拍著自己小小的胸膛,意思交給我,沒問題。
離開時,我說是去陪真真做手術,黨寧先是撅起小嘴,想哭的樣子,然后抱抱我,給我比了個心。我知道他在鼓勵我。
看著黨寧離開的背影,我有點傷感。這位被委以重任的“士兵”,其實是先天腦癱兒童。
黨寧不會講話,但非常聰明,學什么都很快。有的腦癱兒童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樣,只是很可惜,福利院沒有建院之前由救助站管理,沒能給他適合的教育和學校,導致他無法上學,只能在院里學點東西。
六歲的黨寧不清楚,成年以后等待他的,只能是養老院。
曉光也是腦癱,但我們不能確定是先天的,還是虐待造成的。
從醫學上講,兩者都可能存在。他有腦膜炎,可能由于發燒,一直燒沒人管,形成腦損傷,惡化成腦癱。
也有可能就是外力重擊導致的,我陪護孩子住院時,遇到過先天健康的小孩滾下床,引發顱內出血,形成腦癱。
很難說曉光和黨寧誰的情況更嚴重一些。那時我猜測,如果曉光將來真的能恢復正常,還可能走向社會,但是黨寧,這輩子終將守在福利院和養老院之間。
送別曉光后,真真的手術按部就班準備著。
做手術前夕,她突然問我,“媽,人的大腦可不可以移植啊?”
我如實地說:“理論上人的大部分器官都可以移植,唯獨大腦不可以。”
她很失望,嘆了一口氣。我說怎么了。
她說:“我還想著要是我死了,可以把我的大腦移植給曉光,讓他忘記那些可怕的事,我的大腦里都是和媽媽的快樂時光,他接著這些美好感受,就忘記他過去的生活了。”
他們一起生活了八個月,雖然曉光沒有給真真任何情感反饋,甚至是行為互動,但是真真還是惦念著弟弟。她想如果自己不能活著,可以把同樣命運、不同人生體驗的感受給弟弟,也算是對他殘酷人生的一種補償。
真真手術進行到一半時,失敗了,她走了。
真真去世后,我拿出一整年周游世界,讓自己走出女兒離世的陰霾,回歸到福利院的工作已是2018年,曉光的案件已經進入檢察院階段。
有位書記員找我,希望我提供曉光的第一手資料,包括錄像、他的異常行為,以及那份說明書。
我這才知道,曉光的案子已經走進了死胡同。
虐待罪最高刑期不過七年,要想判得更多,還能以故意傷害罪起訴,但是目前,檢方手里僅有曉光的傷情鑒定,以及福利院和我的錄像、筆記等資料作為證據。我和福利院都能作為人證,可是我們的證詞只是間接的,誰也沒有親眼目睹虐待和傷害。
如果有其他人證,那就不同了。
書記員和紀良安的聊天截圖,家暴/虐待所需證據
警察和檢方在村里調查一圈,沒有找到能形成證據的證詞。村民多數都說:“好像是有些聲音的,但是訓斥小孩也是正常的,我也沒多想……”
唯一的希望,是找到當年匿名報警的人。但這個人的身份,是整樁虐待案里,最大的謎題。
早在當年,我就看過警方的資料,其中就包含報警錄音。
報警的是一個小孩,錄音聽上去只有六七歲,但是說話特別清楚,時間、地點,也描述得格外清晰,“我家在xx村,我多次看到xx戶門口有個小男孩被用狗鏈拴著,他胳膊有傷,他不會講話,你們去救救他吧。”
沒等警察問他的個人信息,電話掛斷了。
警方又接到這個孩子的電話:“那個男孩,你們有沒有去救他?”
警察說,我們去了,他確實被虐待,你叫什么名字?你家在村里幾號?
電話又掛斷了。
警方找到報警的座機,是村里一家小賣鋪,店主說好像是有個小男孩來打電話,她當時在屋里做飯,想著是個孩子就不收他錢,朝外瞅了一眼就說,你打吧。等到她出來,男孩已經不見了,柜臺上放著一元錢。
書記員告訴我,這個孩子很重要。
即使兒童的證詞有局限,但是如果能表述清晰,且與其他物證是吻合的,可以作為證據,要我留意看看有沒報警的孩子到福利院,要是能找到這個孩子,案件就能有突破。
我們查了近兩年的監控,都沒有進展。
如果那個孩子說得是真的,那么曉光被拴在屋外,應該村里每個人都能看見,為什么報警的是個五六歲的孩子呢?警察問他身份為什么又不說,反而要掛斷電話呢?
曉光的智力情況恐怕很難交到朋友,這個孩子,跟曉光又有什么特殊關系呢?
所有關于報警孩子的謎題,都找不到答案。
就在這時,有個朋友向我揭露了曉光的另一種可能,我的憤怒瞬間重燃了。
朋友是美國一家皮紋醫學實驗室的,他們通過手指、腳掌等皮膚紋路,解讀遺傳密碼,剖析人的先天能力。
趁著她在國內,我給曉光做了測試,結果顯示他學習敏銳度、反應能力、決斷能力多項都是“非常卓越”。
那家實驗室測試過幾萬人,這樣的結果寥寥無幾。測試結果,并不是說曉光是個天才,只是說明他在某些方面有著超乎常人的天賦或者特長。然而在驗傷鑒定里,他是“一級傷殘、智力低下、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他所有才能和天賦的可能性,因為暴力被剝奪了。
曉光測試結果節選
我為曉光感到義憤填膺,想著不管怎樣也要找到人證。
我突然想起,管轄這個村的派出所,有個退休的老所長,他幫助過很多問題少年,也經常接濟老人和窮人,村民打心底都服他。
我不請自來,到他家去看他,和他講這樁案子,希望他能到村里做做工作,讓目擊者站出來,提供證詞。
老所長答應了,但是涉及到隱私,他不便向我提供信息,只是說會和派出所聯系,看看自己能幫些什么。
每到下班時,我就去村里混臉熟,幫老人家拎個菜,假裝宣傳產品,送個洗衣粉,希望博得村民的好感,還到學校附近的小賣鋪,假裝等孩子放學,想從阿姨那里套出話。
這正是神秘孩子報警的小賣鋪。我和阿姨混熟后,她經常講家長里短,我假裝八卦:“聽說這村里最近老友警察調查,是出了什么事嗎?”
她說話立刻變得小聲,“一家人虐待孩子被發現了。”
“怎么發現的?有人看見了?”我故意引導她。
“有人報警了。”
“那你看見過嗎?一戶一戶挨著這么近,應該知道點什么吧?”
她戛然而止,不想繼續八卦這件事,搖搖頭說了一句:“我沒有見到過,那家人好像有當官的親戚,也不敢亂說。”就再也沒有提過這件事。后來我拉回話題,她卻再不愿意多講。
報警的孩子,到底在哪呢?
尋找人證的同時,我也幫曉光做康復訓練。
即使真真離開了,這個家里只剩我一個人,當初的那個愿望也不會變——我希望曉光成為一個正常人,至少,能夠適應在有光的環境里去生存,不要繼續活在黑暗中。
我首先訓練曉光走路,暴力導致他的器官發育異常,加上沒人教他日常能力,曉光什么都不會。
康復室有拱橋,起初我拉著他走,他總是身體前傾,要我抱,我就半扶著他走,漸漸地,把他的手放在欄桿上,讓他自己扶著,每天幾小時,大概三個月,他不扶欄桿也能自己走。
接著我訓練他說話,但是語言對他太難了,不管怎樣引導,始終沉默。
說話不行,就做些簡單的事,比如自己吃飯,穿衣服。
經過一年多訓練,沒有陌生人的情況下,曉光不再躲著福利院的阿姨和孩子們。他平時雖然還是蜷縮,但那是他喜歡的狀態,恐懼感基本沒有了。
他能自己吃飯,盡管弄得滿桌滿地,也能自己脫衣服,但不會穿。
相比剛來時,已經進步很大了。
曉光鉆進紀良安懷里,拍照的是黨寧
然而,現實總是在我最憧憬希望時,給予我當頭一棒。
2019年4月29日,我在福利院給曉光洗澡。起初我和他玩得很好,水盆里有一只小塑料鴨子,我抓著他的手捏鴨子,鴨子嘎嘎叫,他不像以往的被陌生聲音驚嚇到,我潑他水,他也會笑,那個活在恐懼里的男孩,似乎已經遠去了。
突然,他毫無征兆地排泄了,沒有給我任何暗示和互動。
我很意外,他就算不會說話,至少可以給我一個手勢、一個表情,甚至一個眼神。然而,完全沒有。
我想,可能他不懂什么是大便,什么是小便,我視角下的進步,也許僅僅是一種安全感下的巧合。
我叫來阿姨,幫忙一起處理。先把他抱出去,清理澡盆,重新給他洗澡。
這是四年來我第一次認真看曉光的身體。傷疤爬滿他的后背,有些硬物割裂的疤痕,能看出非常久遠,還有些疤痕像是被燒的樣子,不清楚是燒傷的烙印,還是反復有傷造成的。
我給他擦洗后背,撫摸著他身上的傷疤,從后面抱著他,眼淚一個勁掉進澡盆。
這個世界對他無比殘忍,然而曉光現在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對我露出了笑容。
從這一天起,我仿佛大夢初醒。
過去我寄希望于他能活下來,再一點點變好。這一刻,我不得不面對現實,承認從我見到他的第一天起,曉光就注定不可能恢復成一個正常的人。
早在遭受虐待那些年,他的人生已經不可逆了。
意識到這點,我突然覺得審判很荒唐,即使懲罰再重,曉光都不可能恢復。
我心里不斷重復著一句話:審判怎么可能等于討回公道?
也是從那天起,我不再關注案件的進展。書記員找我了解情況,我就提供信息,除此外不再做任何努力。與其釋放憤怒情緒,不如做點實際的,想想我能為曉光做什么?
在兒童福利院年滿18歲,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都會被送進養老院(社會福利院),我曾以為,曉光有希望不走進那里,現在看來,養老院就是曉光的歸宿。
我突然想起,福利院有位護理員阿姨,她堂姐就是和我們對接的養老院院長,于是游說阿姨,“我們周末去養老院參觀一下,畢竟孩子以后會送到那里,我們考察一下,回來幫他們適應。”
這位阿姨是個熱心腸的老好人,爽快答應。
到養老院,院長和工作人員熱情地接待我們,阿姨向院長介紹:“這位是我們福利院的頂梁柱,她可厲害了,經常上電視,出過好幾本書,讓她來給你們院培訓培訓,她在外面的課收費可高呢……”
以前阿姨要是在別人面前這么說,我肯定會制止她,但是這一次沒有。
我聽說社會福利院照顧老人和殘障兒童不是很細心,僅僅提供生存必需的吃穿住為止。
到了這里,我也的確看到有些阿姨喂飯,人家上一口還沒咽進去呢,下一勺就被塞進去了。如果我能混個臉熟,以后曉光到這里,工作人員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對他額外照顧一些。
院長聽說我能培訓,很高興,我抓住機會說:“我是學安寧療護和營養學的,和你們可太對口了,那我們就每個月來做一次培訓”。
將近半年,我起初每兩周來一天,后來認識得差不多了,每個月來一天。上午培訓,下午就在養老院混臉熟。
以前我也做過培訓,從來不提自己那些標簽,但是在這里,我故意給他們看自己和一些明星的合影,拿出我演講視頻,還“意外”讓他們知道我練過拳擊,功夫也在行。
半年后,不光這里的領導、工作人員熟悉我,周邊派出所、居委會的人都認識我。
案件在這事也宣判了,施暴者被判九年,民事賠償50萬,后續每個月還有幾千塊賠償。就在我覺得,曉光以后的生存有了保障時,他的情況突然惡化了。
曉光出現了自殘行為。
他沒有任何征兆地拿腦袋撞墻、撞桌子,咬自己,還無緣無故地打其他小朋友,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除此之外,他經常大哭狂笑,誰也不清楚是什么激發他這些行為,只能帶他去精神病院看看。
我們先是去了云南這邊的精神病院,老醫生診斷一番,苦笑著搖搖頭,話里話外意思是,都到這樣的程度還怎么治?最后開了兩種精神類藥物,用來控制自殘的大腦神經。
兒童精神病是個小眾的專業,我去翻閱了很多這方面的書籍和論文,發現里面多次提到,香港在這方面的研究很不錯。
我找到香港的朋友幫忙打聽,是否有能夠接收治療曉光的機構。他此生成為一個正常的人已經沒有希望了,我只能祈禱通過治療,讓他不再生活在恐懼中。
沒有我在的時候,他在任何地方,沒有危險的情況下,可以安然地待著。
最終香港一家兒童精神治療機構同意接收他,我們申請了各種減免和基金會扶持,院方也同意拿賠償款送他去香港治療。
疫情過后,大家立刻準備啟程。
那時我父親的癌癥走向末期,我必須陪在身邊,只能由福利院的工作人員送曉光去香港。為了讓曉光盡快適應陌生環境,必須要拿一些他熟悉的物件,可是大家誰也不了解這孩子,只能挑一些生活必需品。
當年被委以重任的“士兵”黨寧,這一刻站出來了。
他拿出一些不需要的東西,又把曉光喜歡的枕頭和玩偶、玩具球塞進去。后來等曉光到了香港,大家才發現,果然黨寧塞進去的枕頭最合適他。
其實這些年,黨寧一直堅守使命,照顧著曉光。
早在我周游世界期間,福利院阿姨就和我視頻說,黨寧就是曉光的專屬保鏢,每天早上幫他穿衣服,有外人參觀時永遠牽著曉光,有時兩個小家伙還睡在一起。
小朋友們每周固定時間排隊洗澡,但是曉光不懂得主動排隊,有一回阿姨就遺漏了他,結果那天晚上,黨寧堵在門口,雙手張開,就是不讓阿姨回家,隨后指指曉明。阿姨這才明白過來,沒有給曉光洗澡。
那天已經很晚,阿姨說,明天再洗吧。
黨寧不干,鎖上居室的門,拔下平常掛在門上的鑰匙,揣進兜里,就是不讓阿姨走。
阿姨沒轍,只能脫了衣服,換上工作服給曉光洗了澡才走。
黨寧不光照顧曉光,也時刻保護他。曉光去香港前不久,有家長帶著孩子進院參觀,結果黨寧咬著那個孩子不撒嘴,差不多得有幾分鐘。調解時得知,那孩子說曉光是傻子。
他好像有一種天生的責任感,像是班長,和他一個居室的孩子誰沒起床,他就去叫人家,誰沒分到零食,他就把自己的給他,然后再問阿姨要。
出去玩,每個人胸前會戴信息卡,他都要檢查一遍。只不過除了曉光,大家沒那么需要他照顧罷了。
市領導視察,問我曉光的情況,我正在如實匯報,黨寧一溜煙竄出來,拉著我手,給我使了個顏色,拍了拍自己,我趕緊向領導介紹,“這個孩子就是曉光的專屬小老師。曉光的變化有他一份功勞。”
黨寧笑著,挺起胸膛,很開心。
福利院里,有些孩子深得阿姨和老師的喜愛,有些孩子擅長討好訪客,明白這樣也許能被收養。
唯獨黨寧,這個腦癱、不懂得說話的孩子,他的成就感并不源于乖巧伶俐,而是源于照顧、保護一個比他更弱勢的孩子。
我真為他驕傲。
黨寧知道曉光去香港是為了治病,很開心,但他不知道的是,到了十八歲,他也將被送進同一家養老院,那時兩人還會陪伴在一起。
曉光去香港時,我把已知的情況匯總成一份四萬字的文檔,再配上錄音解釋,發給香港的機構。大概半年后,我去香港看望他,和醫生面談。曉光的病癥終于得到解答。
醫生告訴我,自幼的暴力環境使他的情緒、大腦功能都受到影響,只是早期沒有顯現,到了某個時間和年齡,自殘、暴力、情緒時空,這些埋藏多年的癥狀,一股腦浮出水面。
他在暴力環境的時間太久,也太早,對整個世界的認知都是在暴力環境中形成的,造成永久的損傷,完全治愈是不可能的。這半年治療,他也不是很配合,頻繁自殘、撞墻。
我點點頭,表示理解,我說去看看他。
我走進他的病房時,他是背對著我的,坐在椅子上,面向外面的窗景。我說了句“他好像在看風景,還可以”,他突然爬下椅子,向我這邊爬過來。
他沒有先扭頭看是不是我,而是在聽到我聲音的瞬間,立刻作出行動,快速爬到我這里,嘴里喊著模糊不清的:“媽媽,媽媽”。
我突然意識到,他比多數人類更善于爬行。明明能走路,卻爬得那么快。
醫院里有護理員阿姨,全天候在身旁看著他,見他迅速爬行,連忙在后面追,竟然需要小跑著才能追上。
那天,曉光當著我的面拿腦袋撞墻,我說你坐好,看著我。他停止,乖乖坐好。
從照顧他的第一年起,曉光就對我的聲音很敏感,就連我也不知道為什么。醫生重新翻閱我匯總的資料,尤其是當年他被解救后,送到醫院的情景,終于給出了答案。
曉光九歲之前過著極度黑暗的日子,他認為人就是這樣活著的,但是解救之后,第一個認真對他說話,給他講故事的就是我。
對于他來說,我的聲音象征著與地獄生活相反的體驗,這種體驗代表著安全與溫暖,往后他聽到這個聲音就想要靠近。
并不是我對曉光有多獨特,而是我恰巧出現在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時間和地點,是一種無法改變命運的救贖。
醫生建議我錄下很多聲音,在治療遇到困境時播放給曉光。
于是我錄下20多段錄音,像語音導航,告訴他該吃飯了,怎么吃飯,該吃藥了,怎么吃藥。
我到北京參加過一個培訓,主要是針對特殊兒童的教育,其中有一門音樂治療課,作業就是小組共同創作一首歌。老師幫我們調整了歌曲,我們都覺得很治愈,我就讓一個唱歌好的朋友幫我錄下來。
每次曉光有情緒波動,或者感覺緊張,我就給他放這首歌,他能平靜下來。我也把這首歌發給了香港醫生。
醫生告訴我,曉光不配合時,護士就放這些音頻,他配合了許多。
直到今年,香港醫生傳來消息,說能做的,已經做得差不多了,繼續治療,也不會有太多進展。曉光現在的自殘和暴力已經下降很多,沒有遇到陌生的環境和人,基本都能控制,回去后,可以給他找個毛絨玩具,靠在墻面上,即使他想撞,也不會傷害到他。
醫生還告訴我,以他的器官狀況,他可能不會活太久,也許就是二三十歲。
我點點頭,內心沒有任何波瀾。
紀良安看望曉光
洗澡排泄事件那天,我認命了,他能到今天這樣,我已經很滿足了。
自從養女真真心臟病復發,我必須接受“這一次,她可能會死”。
從那以后,我變得不喜歡“奇跡”這個詞。
奇跡是什么?沒有科學邏輯,突然變好。能突然變好,就能突然變糟,要是都遵循規律能也行。
真真從一出生起就注定有一顆破碎的心臟,曉光從出生起就注定了他的命運,來到福利院前,他生活在暴力環境中九年,一朵花被撕碎,誰都很難輕易把它拼回去。
我想,讓他在已成既定事實的命運里,體驗稍微好一些,大概就是我與他的相遇的意義。
去年,我和真真生前的男友見了一面。
自從真真去世,我就把那只叫奧古斯蒂·柏拉圖的鸚鵡送給他,想讓他有個情感寄托。是的,就是那只一直試圖學會說話,但發不出人的聲音,嗚嗚嘟嘟的,常常把曉光嚇得鉆進椅子的那只鸚鵡。
真真男友告訴我,鸚鵡已經會說:“長命百歲。”
真是搞笑,需要它說長命百歲的時候,它只會說:“你好。”
命運是一只傻鳥。
我常常在想,自己還能做什么,讓稍微好點的曉光,能一直不活在恐懼里。
我希望看到有一天,他被送進養老院,整個人悠閑地躺在輪椅上。
他現在做不了這動作,即便是和我在一起,他也習慣性地蜷縮著,說白了,他是“一坨人”,而我希望他變成“一條人”。
由于過去長期被鐵鏈拴著,他的手習慣性地抓著領子,即使我放下他的手,片刻后他還是拿回來。他必須牢牢抓著什么,如欄桿、沙發把手,或者我的衣服,總之沒有辦法自然地放下。
如果有一天,他能做到“葛優躺”那種松弛,就是他人生最理想的狀態了。
當然,也是我的理想。
有人問過我,不是幸福的結局,那么這一路走來,是否有意義。
從我的視角看,我們是給他帶去過微光的。比如我抱著他的時候,那一刻我覺得他是有安全感或者相對松弛的。但是在他的視角里,我不知道,這點微弱的光,能否穿透他曾經的漆黑世界?
我們當然可以說,他和之前的生活有截然不同的體驗,但是這種體驗,和他曾經的世界相比太微不足道了。我并不覺得這點微光能夠改變什么。
絕大多數時候,他都沉浸在對這個世界的恐慌中,我對他而言,可能就跟醫生說的一樣,是個短暫的夢。
記得多年前,真真要去做手術,我不得不把曉光送回福利院。
臨走那天,他坐在床上,身體依然蜷縮,我半蹲著,拉著他的手說:
“我知道你無法給我任何回應,但我還是想知道,你是如何理解這個世界的。你恨這個世界嗎?你可以恨它,這個世界對你來說是地獄,我也替你恨過這個世界。
“但是至少,我無條件地愛過你,我努力在非常、非常有限的可能里,盡量讓你感受到哪怕一毫一厘的,與你那九年體驗不同的世界。
“當你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如果還能記得著一毫一厘,我就毫無怨言了。我現在必須要把你送回福利院,但是,我會一有時間就去看你,你好好的,等我。”
直到現在,距離曉光被解救已經十年,我寫下了這個故事。我不得不思索這一路走來的真正意義。
我思索好了,有一句話要對曉光說:“謝謝你。”
這份感謝里,不光有我,還有真真和黨寧。
因為有你,我平靜地接受女兒心臟病復發,有勇氣與她走上那條搏命的路;因為有你,真真更確信,自己是幸福的,也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展現出驚人的善意;也因為有你,哪怕在福利院中,也是邊緣群體的腦癱兒黨寧,找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
因為和你在一起,我祈禱降臨在你身上的那束微光,已然照過我身上。
其實,我還遺忘了一個人,這個人在過去十年里,一直躲著所有人,在暗中守望曉光。
報警的男孩終于現身了。
男孩報警那年六歲,撥出兩個匿名報警電話后,就神秘地消失了。隨后的幾年里,我們四處尋報神秘的報警男孩,沒想到他就在我們眼皮子底下。
每隔一陣,他就偷偷潛進福利院,就為看曉光過得好不好。有好幾回都被我撞上了,其中有一回,他說自己和曉光玩得很好,所以特意來看他。曉光是不會和別人玩的,他在撒謊。
所以我猜測,他會不會是當年的報警男孩。但他始終不肯承認。
直到今年三月,他突然給我發了一條微信:
“老師,對不起,是我騙了你,我的確就是報警的人。”
我問他:“你為什么不愿意承認呢?”
他說:“我有我的苦衷。”
我不明白為什么他突然就愿意承認了,直到看他的朋友圈,發現他轉發了一篇我在天才捕手的文章,配著文字:
“尋尋覓覓,找到了,最值得,嘻嘻。”
他大概是看了我的文章,確定我是個“好人”,才向我承認。
我想和這個勇敢的男孩好好聊聊,也想知道當年發生了什么,讓他一直隱瞞自己的身份。我約他4月2日來到福利院,那天是世界自閉癥日,福利院有活動,他答應了。
可是還沒等4月2日,我就接到一通陌生的電話,是這個男孩的媽媽。
她說已經看了我過去的故事了,現在她想講講,自己兒子在6歲那年,拯救曉光背后的故事。
陳拙提示:明天21:04,記住來看后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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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人物、地點系化名)
編輯:迪恩 小旋風
插畫: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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