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學者朱漢民教授積年研究湖湘文化史的重磅力作

從文化、學術、人格層面系統論述湖湘文化歷史的建構

基本信息

書 名：《文化·學術·人格：湖湘文化歷史建構論》

作 者：朱漢民

書 號：ISBN 978-7-101-14338-6

出版時間：2025年2月

定 價：158.00元

開 本：16開

裝 幀：精裝

字 數：580千字

頁 碼：456

CIP分類： K296.4

主 題 詞：文化史－研究—湖南

上架建議

文化史/湖湘文化/傳統文化

編輯推薦

1.為什么說湖湘文化是一個歷史建構的動態過程？這種歷史建構的客觀原因與理論依據是什么？湖湘文化的歷史建構過程是如何完成的？湖湘士人在湖湘文化歷史建構的過程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湘學學統是如何被建構的？湖湘士人人格又是如何被建構的？這一系列關于湖湘文化歷史建構的問題，答案盡在本書。

2.文化、學術、人格多層面通論湖湘文化的歷史建構。湖湘文化的歷史建構，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湖湘文化歷史的長河中不斷被創造、更新、傳承、重組，從而成為獨特的地域文化，而在這一過程中，不同歷史階段皆有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的個體參與其中。本書從湖湘文化形態、湖湘學統建構、湖湘士人人格三個層面分別闡釋湖湘文化的歷史建構是如何完成的這一重大命題。

3.權威學者研究湖湘文化的重磅力作。朱漢民教授曾任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院長二十余年，長期從事宋明理學以及湖南地方文化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從基礎文獻整理點校到學術研究專著皆成果斐然，著述頗豐。本書為其所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湖湘文化通書》、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委托項目《湖湘文化與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研究》成果之一。

內容簡介

本書首次系統論述湖湘文化的歷史建構過程，主要從湖湘文化形態建構論、湘學學統建構論、湖湘士人人格建構論三個方面，對作為中國地域文化之一的湖湘文化建構過程作了一個通論式的宏觀研究和綜合論述。從文化層面上，通過分析神農、虞舜、屈原、周敦頤、王船山及近代人才群體崛起等文化現象，探討了湖湘文化如何形成、演變、發展的歷史建構過程，總結出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與中華精神。從學術層面上，通過考察湘學的千年歷史演進歷程，探討了湘學學統的歷史建構過程，揭示了湘學學統與中華道統的內在關系。從湖湘人格層面上，通過挖掘湖湘地區鄉賢人格典范的歷史影響，總結出湖湘人格的血性、狂狷、崇文而尚武、叛逆且忠誠、務實并浪漫、圣賢兼豪杰等一系列典型特質。

作者簡介

朱漢民，湖南大學杰出教授，歷史學、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岳麓書院國學院院長。擔任岳麓書院院長二十多年，推動岳麓書院的現代復興，同時也是“致敬國學--全球華人國學大典”活動發起人。兼任國際儒學聯合會榮譽顧問、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等。國家重大學術文化工程《(新編)中國通史》“中國思想史卷”主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從刊·湘軍》總主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學源流》與《湖湘文化通書》的首席專家。著有《玄學與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經典詮釋與義理體認：中國哲學建構歷程片論》《儒學的多維視域》《宋學·理學·心學:朱漢民學術論集》《士大夫精神與中國文化》《國學與書院》《儒家義理的歷史衍化》《湘學學統與中華道統》《四書學的思想世界：宋學的經典轉型與思想重建》等學術專著，多次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中華學術外譯”項目，主編有《湖湘文化通史》《王闿運全集》《中國書院通史》《岳麓書院國學文庫》等。獲評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首屆湖南省優秀社會科學專家、新中國七十周年百名湖湘人物等。

目 錄

精彩章節

湖湘學派與岳麓書院

湖湘學派在形成、發展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利用書院作為自己“學術—教育”的基地。胡安國、胡宏父子隱居南岳一帶時，就創建了碧泉書院、文定書堂等；張栻在長沙研究、傳播理學，主要是以岳麓書院、城南書院為基地。以后，湖湘學子除了繼續利用岳麓書院外，還創建、主持了湘鄉漣濱書院、湘潭主一書院、衡山南岳書院等。這樣，湖湘學者在此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書院群。南宋時期，這一龐大的書院群成為湖南理學學術的中心、理學教育的中心，并在全國產生較大影響，以至出現“人材輩出，有非它郡國所可及”〔（宋）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十《勸學文》，《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178冊，第1178—452頁〕的鼎盛局面。這種“學術—教育”一體化的書院群形成，使得理學型的湘學學統完全形成。這個書院群的核心，當然是岳麓書院。

岳麓書院創建于北宋，當時影響很大，成為學者普遍贊譽的“天下四大書院”之一，但在北宋末一度毀于兵火。南宋乾道初年，岳麓書院恢復辦學，并且成為湖湘學派的主要學術基地。其實在此之前，它就和湖湘學派結下了不解之緣。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胡氏父子為避戰亂，一家隱居湖南碧泉。胡宏隱居湖南時，曾經對這所歷史上負有盛名的岳麓書院表示過濃厚的興趣和熱情，盼望重新修復，自任山長，以“俾舒卷數百千年之文，行思坐誦，精一于斯”〔（宋） 胡宏：《與秦會之書》，《胡宏集》，第105頁〕，在這里傳播理學、研究學術。由于種種歷史原因，胡宏的理想未能實現。但是，他仿岳麓書院例，在湖南湘潭建成碧泉書院。他在碧泉書院建成后提出期望：“伏愿上梁以后，遠邦朋至，近地風從；襲稷下以紛芳，繼杏壇而蹌濟；云臺斷棟，來求概日之楩楠；天路漸逵，看引風生之騏驥；驅除異習，綱紀圣傳；斯不忝于儒流，因永垂于士式。”〔（宋） 胡宏：《碧泉書院上梁文》，《胡宏集》，第202頁〕書院建成后，許多志學求道的青年，皆來此求教于胡宏。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張栻從學胡宏于碧泉書院，胡宏高興地說：“圣門有人，吾道幸矣!”他為自己的學術思想后繼有人而感到十分滿意。但是，他沒有想到，這個學生還實現了他夢寐以求的修復岳麓書院并以之為湖湘學派基地的愿望。乾道元年（1165年），劉珙任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主張全面修復岳麓書院。未及一年，書院建成。書院修成后，由張栻主持教學。據朱熹所說：

潭州故有岳麓書院……公（劉珙）一新之，養士數十人……而屬其友廣漢張侯栻敬夫時往游焉。與論《大學》次第，以開其學者于公私義利之間，聞者風動。〔（宋） 朱熹：《觀文殿學士劉公行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朱子全書》第25冊，第4492頁〕

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左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宋） 朱熹：《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書院牒》，《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朱子全書》第25冊，第4629頁〕

張栻主持的岳麓書院講壇，影響很大，“聞者風動”。張栻主持岳麓書院前后共有七年之久。乾道二年（1166年），岳麓修復一新后，張栻“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裴回不忍去，以為會友講習，莫此地宜也”〔（宋） 張栻：《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新刊南軒先生文集》卷十，《張栻集》，第902頁〕。從此開始主教岳麓。乾道五年因劉珙推薦，知嚴州，離開長沙。乾道七年十二月歸抵長沙，并繼續主持岳麓。次年劉珙再知潭州。因乾道初年岳麓書院修復工作沒有完成好，出現了“皆向傾壞”的現象，劉珙又“整葺”了岳麓書院，此事深得張栻欣慰，他在給朱熹的一封書信中說：“岳麓書院邇來卻漸成次第。向來邵懷英作事不著實，大抵皆向傾壞，幸得共父（即劉珙）再來，今下手葺也。”〔（宋） 張栻：《答朱元晦秘書》，《新刊南軒先生文集》卷二十一，《張栻集》，第1087頁〕到淳熙元年（1174年），張栻又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才重又離開長沙。在張栻主教的七年內，岳麓書院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如果說胡氏父子主要靠重建一種新型的書院來研究、傳播理學，那么，張栻則主要改造了這所聞名一時的書院，使它由一所傳習章句之學的學校轉變為一所傳習理學的學校，由一所僅僅具有教學功能的學校轉變為一所具有教學和學術研究雙重功能的學校，由一所官學代替者的學校轉變為一個真正獨立于官學之外的聞名全國的學術基地。

張栻主教岳麓書院時，在《潭州重建岳麓書院記》中申明了新的教育宗旨。他旗幟鮮明地反對以應付科舉考試為目的，反對僅僅以漢唐的章句訓詁為教學內容，他對前來求學的士子們指出：“侯（劉珙）之為是舉也，豈特使子群居族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宋） 張栻：《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新刊南軒先生文集》卷十，《張栻集》，第902頁〕張栻所否定的，是那種僅能應付科舉考試、具“言語文詞之工”的人才，提出書院教育應培養一種能傳道濟民的人才。科舉之學、章句之學之所以被張栻等理學家否定，就在于這種衡量人才的標準與理學、湖湘學派的文化教育是對立和沖突的。因而，岳麓書院迅速成為以張栻為代表的湖湘學派的基地，而且事實證明，乾道以來岳麓書院確實培養出了一大批傳道濟民的人才。

張栻主教岳麓書院，開辟了一個聞名全國的理學基地，湖湘士子聞風，紛紛來此研習理學。這樣，發端于衡山的湖湘學派于長沙岳麓大盛。張栻充分利用岳麓書院研究理學，并推動了湖湘學派的發展，他不僅在書院潛心研究學術，撰寫著作，還在書院開展學術交流活動。乾道三年（1167年），張栻和朱熹會講“《中庸》之義”，就是在岳麓、城南兩書院進行的。張栻往往把書院教學和學術研究結合起來。他的兩部重要理學著作《論語解》《孟子說》，就是為書院教學而編寫的講義。他在《孟子說序》中說：“歲在戊子（乾道四年），栻與二三學者講誦于長沙之家塾，輒不自揆，綴所見為《孟子說》。”〔（宋） 張栻：《孟子說序》，《南軒先生孟子說》卷首，《張栻集》，第309頁〕張栻有時直稱《孟子說》為《孟子講義》，就是因為這些著作是他在岳麓、城南兩書院的講義。此外，張栻在書院的許多講學內容被學生記錄下來，以后便成了重要的理學著作。據《鶴山文集·張晞顏墓志銘》載：“宣公辟岳麓書院，教授后學。嘗讀《書》遇解釋，屬君（張晞顏）筆之，題曰《南軒書說》，君亦記。南軒語而題曰《誠敬心法》。”〔（宋） 魏了翁：《張晞顏墓志銘》，《鶴山集》卷七十九，《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176冊，第273頁〕張栻的《南軒書說》《誠敬心法》，皆是他在岳麓書院講學期間由學生記錄而成書。可見，張栻建構湖湘學派的學術思想與湖湘學統，同他充分利用書院作為學術基地是分不開的。

湖湘學派的發展與張栻主教岳麓書院是同一史實的兩面，它們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因為，理學學派的形成和發展依賴兩個條件： 第一，形成自成體系、獨具特色的學術思想；第二，形成政治傾向、學術主張一致的學者群體。張栻主教岳麓書院后，在這兩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從而推動了湖湘學派的發展，奠定了湖湘學統。

首先，張栻于岳麓書院研究學術，使湖湘學派的學術思想有了進一步的開拓，理學體系也更加系統化。胡氏父子之學雖然獨具特色，但在理學理論的構造、理學范疇的豐富、理學命題的精密等方面，皆有待于進一步的完善和深化。張栻在岳麓書院一方面傳播胡氏之學，他編輯刊行《知言》《五峰集》等，并以之傳授弟子；另一方面，他又廣泛吸取前輩學者如周敦頤、二程、張載等著名理學家的思想，撰寫、刊行了《太極圖說》《張子太極解義》《伊川粹言》等。此外，他還與同輩學者如朱熹、呂祖謙、陳傅良、陸子壽等展開學術會談或書信交往。因而，張栻不但繼承了湖湘之學，“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余門人皆不曉”〔（宋） 朱熹：《胡氏門人》，《朱子語類》卷一百三，中華書局，1986年，第2606頁〕，也繼承、吸收了其他理學家、理學學派的學術思想，故成為南宋理學集大成的理學家之一。他使得湖湘學派的理學思想體系更加完善，理學范疇更加豐富，理學命題更加精密。張栻還修正了胡宏的一些理學思想和命題，黃宗羲評論說：“南軒之學，得之五峰。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純粹。”〔（清） 黃宗羲原著，（清） 全祖望補修：《南軒學案》，《宋元學案》卷五十，第1635頁〕

其次，張栻主教岳麓書院后，在此形成了一個學術思想相近而規模更大的學者群體。岳麓書院本來是北宋“四大書院”之一，受到宋真宗的賜書賜額。張栻主持岳麓講席之后，使之在教育宗旨、教學方法、教學內容等方面煥然一新，吸引了一大批求道問學的士子，不僅湖湘士子紛紛求學于此，其他地區的學者也慕名而來。岳麓書院的聲望和影響日益擴大，以至于一些學者“以不得卒業于湖湘為恨”〔（宋） 朱熹：《答劉公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朱子全書》第24冊，第3143頁〕。

所以，張栻主教的南宋乾道年間，岳麓山一帶有“道林三百眾，書院一千徒”之諺，可見其時辦學之盛，從學之眾。道林指道林寺，在岳麓書院附近，為當時岳麓山上一座最大寺廟。黃宗羲編《宋元學案》時曾指出：“從游南軒者甚眾，乃無一人得其傳。”〔（清） 黃宗羲原著，（清） 全祖望補修：《南軒學案》，《宋元學案》卷五十，第1635頁〕

全祖望不同意這一看法，他認為張栻的岳麓弟子不僅數量多、成就也大，因而湖湘學派的延續和發展不在閩學之下，他說：“誰謂張氏之后弱于朱乎！”〔（清） 黃宗羲原著，（清） 全祖望補修：《岳麓諸儒學案》，《宋元學案》卷七十一，第2368頁〕為此，他在補輯《宋元學案》時，另立《岳麓諸儒學案》和《二江諸儒學案》。前一學案所列者是以岳麓書院為中心的湖湘士子，有張栻及門下弟子三十三人；后一學案所列者為受學于湖湘的四川士子，有張栻的蜀中弟子十幾人。全祖望說：“南軒先生講學湘中，蜀人多從之。”〔（清） 黃宗羲原著，（清） 全祖望補修：《二江諸儒學案》，《宋元學案》卷七十二，第2419頁〕可見，上述兩個學案的學者大多就學岳麓，得南軒先生的“岳麓之教”，可以統稱為“岳麓諸儒”，這是一個學術主旨接近，并有一定規模的學者群體，他們在南宋的政治界、學術界均有一定影響，標志著湖湘學派得到了一定擴展。

湖湘學派不是由一兩個知名學者支撐起來的，而是由一批有名望、有成就的學者組合起來的學者群體。開創湖湘學派的胡安國是南宋初年著名的經學家、理學家，學界將他推動理學南傳的歷史功績和楊時并列。胡安國的兒子胡寅、胡宏、胡寧及侄兒胡憲均是南宋初年的知名學者，也是湖湘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史稱他們“并以大儒樹節南宋之初，蓋當時伊洛世適，莫有過于文定一門者”〔（清） 黃宗羲原著，（清） 全祖望補修：《武夷學案》，《宋元學案》卷三十四，第1182頁〕。此外，在南岳山下，還聚集著一批講道求仁的學者、理學家，其中不少被列入《宋元學案》。此后，張栻在長沙岳麓書院傳播湖湘之學，他本人就是一個在理學上“足以名于一世”（朱熹語）的著名理學家，被陳亮稱為“一世學者宗師”〔（宋） 陳亮：《與張定叟侍郎》，《陳亮集（增訂本）》卷二十九，中華書局，1987年，第383頁〕，并在岳麓書院培養出一批弟子，全祖望將這些弟子列于《岳麓諸儒學案》。這批“岳麓諸儒”在南宋的政治界、學術界大多有較高名望。由上可見，湖湘學派是一個由眾多理學家組成的學者群體，《宋元學案》為其列傳的有數十人之多，并專門列了六個學案，它們是《武夷學案》《衡麓學案》《五峰學案》《南軒學案》《岳麓諸儒學案》《二江諸儒學案》。這樣一個規模龐大的學者群體，在湖南的學術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就是在學派林立的兩宋時期也是很少見的。所以黃宗羲有這樣的評價：“湖南一派，在當時為最盛。”〔（清） 黃宗羲原著，（清） 全祖望補修：《南軒學案》，《宋元學案》卷五十，第1611頁〕

岳麓書院成為湖湘學派的主要基地后，湖湘學派的規模、成就和影響均有進一步擴大，并發展到了它的全盛時期。事實上，岳麓書院的辦學成果、湖湘學派的學術成就皆是書院和理學一體化的結果。湖湘學派和岳麓書院一體化并取得這些成就，并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間，一大批理學家通過創辦書院，研究和傳播理學，推動了書院的發展。

張栻、朱熹、陸九淵、呂祖謙是南宋著名理學家，他們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麗澤四所書院，后成為著名的“南宋四大書院”。全祖望說：“故厚齋（王應麟）謂岳麓、白鹿，以張宣公（栻）、朱子（熹）而盛，而東萊（呂祖謙）之麗澤、陸氏（九淵）之象山，并起齊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則又南宋之四大書院也。”〔（清） 全祖望：《答張石癡征士問四大書院帖子》，《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五，《四部叢刊》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年，第18頁〕

北宋四大書院之所以聞名，主要與它辦學時間早、規模大，并受到朝廷賜書賜額有關；南宋四大書院之所以稱世，則是由于它的學術影響大，教學卓有成果，成為聞名全國的學術基地，由此，形成了南宋著名的四大理學學派： 湖湘學、閩學、婺學、江西學。這是書院—理學一體化之后的必然結果。因此，南宋四大書院的出現既標志著中國書院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又標志著理學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宋四大書院中，張栻主教的岳麓書院最早成為理學基地，因此，在理學—書院一體化過程中，岳麓書院成為湖湘理學、湖湘士大夫群體的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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