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點

唐納德·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國總統近百日，其“百日新政2.0”舉措對國際體系造成極大負面沖擊，在金融市場也引發軒然大波。但從美國國家利益視角看，特朗普頻繁“出牌”收獲的實質性政績很少，背后究竟是特朗普政府的能力問題，還是美國自身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本系列報告探討的重點。作為首篇，本報告將從特朗普背后的四股勢力入手，探尋其施政邏輯，并對后續特朗普政府可能的“出牌”進行推演。

從內閣構成看特朗普背后的四股勢力。一是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財政部長貝森特和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均為來自華爾街的猶太裔金融家。二是科技右翼。Paypal創始人、硅谷風險投資家彼得·蒂爾在大選中鼎力支持特朗普。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成立政府效率部并改革深層政府。三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群體。該群體是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盤”，在本屆內閣組建伊始，彼得·納瓦羅就任總統貿易與制造業資深顧問，體現其保護主義政策傾向，也得到MAGA支持。四是共和黨建制派。沃爾茲和魯比奧分別擔任總統國家安全助理和國務卿，兩者均與能源、軍工復合體關系密切。

從四股勢力的視角看“百日新政2.0”。戰略上，“俄烏->胡賽->關稅”順序符合“阻力最小原則”。其中，調停俄烏沖突滿足多方要求、阻力最小，成為本屆美國政府外交首選項。空襲胡賽武裝支持與反對聲音相當，該舉措符合共和黨建制派、猶太金融資本的利益，但與科技右翼、MAGA群體的主張相違。而近期發動的關稅戰不符合MAGA派之外其他三股勢力的利益。但戰術層面執行力不足，導致“百日新政2.0”進退維谷。美烏礦產協議簽約生變，削弱美對盟友影響力。同時，俄烏調停僵局下，特朗普急于出政績，接連發動空襲、關稅戰，均暴露本屆美國政府在戰術執行層面嚴重的能力不足。

最近變化與對未來的推演。一是四股勢力在內閣影響力或生變。馬斯克重心回特斯拉，特朗普涉華關稅小組名單無沃爾茲、盧比奧、納瓦羅等，指向猶太金融資本話語權或增大。二是短期特朗普需安撫股債市場，但面臨能否獲得聯儲支持及緩和與華經貿關系等不確定性。三是中東局勢變化需密切關注。近期，特朗普中東問題特使到訪莫斯科一天后，美國即宣布延長對俄經濟制裁一年，或指向特朗普政府正試圖尋找在中東“破局”的可能性。四是美國內政沖突升級風險也在上升。特朗普“百日新政”引發矛盾，尤其是近期貝森特談及對富人征稅，或引發美國國內利益的再分配，進而是否會引發類似去年7月份的“以命相搏”極端事件值得關注。

對金融市場的影響與展望。一方面，美國市場波動率易上難下。特朗普性格多變抬高了與金融市場、聯儲和其他國家溝通的信任成本。考慮到年內美債大量到期，單純言語安撫難持續安撫市場。而歐亞的國際資本、美國國內的私人資本可能都在“靜悄悄撤離”，這種金融市場的行動一致性，容易導致市場極端波動的出現。另一方面，歐洲、中國資產則是投資者關注的“避風港”。歐洲資本有望回流，歐美資產相關性也可能降低。同時，中國應對關稅展現決心能力，且金融資產估值低，經濟與市場確定性尤顯寶貴。

正文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再次就任美國總統已近百日。無論是調停俄烏沖突、強索巴拿馬運河、格陵蘭島，還是對外發起全面關稅戰，特朗普“百日新政2.0”對國際體系都產生了極大的負面沖擊，也在金融市場頻頻引發軒然大波。

然而，如果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視角來看，特朗普頻頻“出牌”所獲得的實質性政績其實很少。這一尷尬境地的背后，究竟是特朗普政府的能力不行，還是源自美國自身更深層次的問題，這是本系列報告想探討的問題。

作為本系列報告的第一篇，我們首先從特朗普背后的四股勢力入手，從其看似雜亂無章的施政行為中，探尋其背后的行為邏輯，并就此對后續特朗普政府可能的“出牌”進行推演。

從內閣構成看特朗普背后的四股勢力

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在特朗普的內閣班子中，財政部和商務部——經貿領域最重要的兩個部門——主管均為來自華爾街的猶太裔金融家。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是華爾街資深宏觀對沖基金經理、索羅斯基金前合伙人；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是華爾街證券機構建達公司（Cantor Fitzgerald）董事長兼CEO——該機構是美國國債的主要交易商之一。而在2024年的總統大選中，猶太裔華爾街資深對沖基金經理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也是特朗普的堅定支持者。

科技右翼。科技右翼的支持是特朗普贏得2024年大選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本輪特朗普內閣中也占據重要地位。Paypal創始人、硅谷風險投資家彼得·蒂爾（Peter Thiel）不僅在2020和2024年大選中都鼎力支持特朗普，更成功助力其支持的詹姆斯·戴維·萬斯（J.D.Vance）成為副總統。此外，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為特朗普的再次當選作出重要貢獻，因此在特朗普的支持下成立政府效率部（DOGE），對華盛頓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進行改革。

“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群體。“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是特朗普自2016年大選以來就提出的口號，這一口號很好地迎合了美國許多工薪階層白人群體的偏好，也成為了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盤”。在本屆內閣組建伊始，持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立場的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就任總統貿易與制造業資深顧問，體現出特朗普在經貿政策上的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特征，這一政策在初期也得到了MAGA群體的支持。

共和黨建制派。在本屆特朗普內閣中，外交和地緣政治領域最重要的兩個崗位——總統國家安全助理、國務卿——分別由國會議員出身的邁克·沃爾茲（Michael Waltz）和馬爾科·安東尼奧·魯比奧（Marco Antonio Rubio）擔任。其中，沃爾茲長期在眾議院的軍事、外交委員會任職，盧比奧則是參議院外交、情報委員會成員，因此與共和黨的傳統支持者——能源、軍工復合體等關系密切。

從四股勢力的視角看“百日新政2.0”

從戰略層面來看，“俄烏->胡賽->關稅”的順序選擇符合“阻力最小原則”。對俄烏沖突的調停，既滿足了科技右翼與MAGA派減少對外資源投入的要求，也與猶太金融資本“騰出資源投向中東”的愿望相一致，因此在上述四股勢力中阻力最小，自然成了本屆美國政府第一項外交舉措。3月中旬以來對也門胡賽武裝的空襲，在內部的支持和反對聲音基本相當——該舉措符合共和黨建制派、猶太金融資本的利益，但與科技右翼、MAGA群體的主張相違。而近期發動的關稅戰，則并不符合MAGA派之外其他三股勢力的利益。從這個角度來說，特朗普采取“先俄烏、后胡賽、再關稅”的順序，是具有其內在邏輯的。

但在戰術層面執行力不足，導致“百日新政2.0”進退維谷。從外交慣例來說，2月28日美烏礦產協議的簽署本是一個“走過場”的儀式，但出乎意料的是，在雙方爆發爭吵后，原定的簽約被取消。這導致了兩個較為嚴重的結果：一是在面臨上任伊始便要簽署礦產協議的背景下，短期內烏克蘭內部難覓愿接任總統位置的政治人物；二是美國未能迫使烏克蘭妥協的結果，使得美國對盟友的影響力遭到懷疑，進而削弱了將俄羅斯拉回談判桌的能力。而在俄烏調停陷入僵局后，因急于展現政績，特朗普快速啟動了對也門胡賽武裝的空襲。而隨著對胡賽空襲陷入涉嫌泄密的“Signal門” ，同樣的焦急心理可能是特朗普在4月初推出針對所有國家“關稅戰”的重要原因。從這一系列的事件來看，相較于戰略制定能力，本屆美國政府在戰術執行層面上暴露出較為嚴重的能力不足問題。

最近變化與對未來的推演

四股勢力在內閣中的影響力可能已出現變化。 4月23日，此前一直在DOGE部推進政府效率改革的馬斯克，在財報電話會中表示“將把工作重心回歸特斯拉 ” 。而4月18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報道，透露了特朗普正組建的涉華關稅特別小組名單，該名單包括了財長貝森特和商務部長盧特尼克，但未包含負責外交和地緣事務的沃爾茲、盧比奧，此前主導特朗普關稅戰的納瓦羅也不在其中。這些跡象是否表明，相較于其他三股勢力，猶太金融資本在特朗普內閣中已掌握更大的話語權，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如果這一判斷正確，則我們在判斷特朗普政府后續舉措時，需要更多地考慮猶太金融資本的利益訴求。

短期內特朗普急需安撫股債市場——兩個看點。 自4月關稅戰以來，美國金融市場遭遇股債匯三殺。在4月2日至4月21日期間，道瓊斯、納斯達克和標普500跌幅分別達 9.1%、9.0%和8.4%，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上升25個基點，美元指數則下跌5.7%。因此，短期內無論是特朗普本人，還是猶太金融資本，穩定金融市場是最緊迫的任務。

考慮到美債年內巨大到期壓力，以及特朗普政府自設的90天關稅暫緩期限等約束，如果要打消金融市場的恐慌情緒，特朗普必須盡快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獲得聯儲政策的支持，二是與包括中國在內其他國家經貿關系上實現緩和。但因與聯儲主席杰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多次爆發沖突，特朗普能否及時說服聯儲，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而另一方面，在持續依賴“贏學”動員其政治基本盤——MAGA派——的背景下，特朗普能否真正意義上摒棄錯誤，與其他國家在平等、尊重、互惠基礎上進行經貿對話，也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需密切關注中東局勢的變化。站在猶太金融資本的視角來看，除穩定金融市場外，如何消除所謂“以色列所面臨的威脅”也是其重要的政治訴求之一。從近期情況來看，在4月12日美伊阿曼間接會談的前一天，特朗普政府的中東問題特使、猶太裔前房地產商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到訪莫斯科，并得到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接見，而在一天之后，美國即宣布延長對俄經濟制裁一年。這一系列事件是否意味著，特朗普政府正試圖尋找在中東“破局”的可能性，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美國國內政治沖突升級的風險也在上升。特朗普的“百日新政2.0”在美國國內也引發各種矛盾與沖突。一方面，DOGE的改革對包括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等部門產生了較大影響；另一方面，多個州也對特朗普繞過國會調整關稅是否違憲一事提起訴訟。而近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貝森特在4月15日接受彭博社采訪時表示，對最富裕人群征稅“一切皆有可能”（Everything's on the table for taxes on wealthiest）。這一表述，是否意味著在財政壓力高企、“以關稅補財政”政策推進緩慢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將在美國國內各利益集團間進行利益再分配？如果進行這樣的再分配，是否會引發類似去年7月份那種“以命相搏”的極端事件，是需要注意的潛在風險。

對金融市場的影響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