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針對詐騙集團犯罪數額認定這一實務難題，通過解析集團犯罪的組織特征與行為模式，系統論證“整體認定+個別裁量”的雙層認定規則。結合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提出以參與期間、作用程度為核心的評價體系，明確不同成員的責任邊界，為準確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供操作指引。

一、詐騙集團的組織特征與行為模式

根據《刑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犯罪集團需具備組織穩定性、目的明確性、行為協同性三大特征。以某跨境電商詐騙集團為例：首要分子王某設立公司化架構，下設推廣部、話務組、技術部等部門，通過績效考核制度管理120余名成員，兩年內騙取3.2萬名被害人共計1.5億元。此類集團呈現三大行為特征：

分工專業化：前端人員虛構投資回報，中臺人員偽造交易數據，后臺人員轉移涉案資金；

手段迭代化：利用區塊鏈、元宇宙等概念包裝傳統騙局；

運營隱蔽化：采用分布式辦公、虛擬貨幣結算等方式規避偵查。

二、犯罪數額認定的實踐困境

（一）行為交叉導致的認定障礙

復合型犯罪鏈條：如李某參與的網貸詐騙集團，其作為技術總監僅負責維護虛假APP，未直接接觸被害人，難以對應具體詐騙金額。

動態參與特征：成員張某在三個月內先后擔任客服組長與區域經理，不同崗位對犯罪結果的作用程度存在差異。

（二）傳統認定模式的局限性

單獨歸責原則失效：無法精準切割各成員具體貢獻值；

因果關系認定困難：技術支持、后勤保障等間接參與行為與損害結果的關聯性難以量化。

三、雙層認定規則的構建與適用

（一）整體認定：集團犯罪總額的確定

依據《辦理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意見》第三條，應將集團存續期間全部詐騙所得作為基準數額。具體方法包括：

資金流水分析法：調取第三方支付平臺數據，扣除合法交易部分；

被害人陳述印證法：通過報案材料、轉賬記錄等交叉驗證；

電子數據復原法：利用服務器日志還原完整犯罪鏈條。

（二）個別裁量：成員責任數額的劃分

時間維度

參與期間計算：以入職時間作為責任起點，如周某2023年3月加入集團，僅對此后產生的1.2億元負責；

退出效力認定：普通成員離職后責任終止（如前臺人員陳某），核心成員繼續擔責（如財務主管趙某未消除其設計的資金通道影響）。

作用維度

直接實施者：按具體參與的詐騙數額認定（如話務員李某騙取80萬元）；

組織管理者：對管轄范圍內全部數額擔責（如大區經理王某分管區域涉案3000萬元）；

技術支持者：按服務時長折算比例（如程序員張某維護系統6個月，對應期間集團詐騙額1億元的20%）。

四、司法適用的重點問題及對策

（一）寬嚴相濟政策的貫徹

入罪門檻把握：參與未滿7日且未完成基礎培訓者，可依據《刑法》第十三條但書條款出罪；

量刑梯度設置：對后勤人員適用“層級遞減”原則，如行政文員犯罪數額按集團總額的5%-10%認定。

（二）證據體系的完善

構建“三流合一”證明標準：資金流（銀行流水）、信息流（通訊記錄）、人員流（考勤數據）相互印證；

引入專家輔助人制度：針對虛擬貨幣洗錢等專業問題，委托區塊鏈技術專家出具分析報告。

（三）主從犯界分規則

實質影響力標準：雖無職務頭銜但掌控核心業務者應認定為主犯（如掌握客戶資源的“金牌客服”孫某）；

客觀貢獻度評估：技術骨干雖未直接實施詐騙，但其開發的自動化詐騙系統使犯罪效率提升300%，應承擔主要責任。

結語

詐騙集團犯罪數額認定需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尋求平衡。通過構建科學的雙層認定規則，既能實現罪責刑相適應，又可提高司法裁判的可預見性。未來應進一步完善電子取證規范，建立犯罪數額認定指導案例庫，推動類案裁判標準統一，為懲治集團犯罪提供更精準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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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法濤律師，鄭州著名刑事律師，刑事律師團負責人，首席刑事辯護律師，14年刑事案件辦理經驗，專業辦理全國范圍內各類重大、疑難和復雜的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