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簡）

網傳，一學生未完成作業，被老師“罰抄書”若干遍。

“抄書”在這里，是一種懲罰手段。

古代則不同，“抄書”是一種“高大上”的“行業”和“職業”。

不僅在發明印刷術之前，中國古代靠手寫成書；即使在印刷術發明之后，手寫，仍然是成書的重要手段。

明代《永樂大典》，加上目錄共22877卷，約3.7億字，是手寫的，整整抄寫了一年。

清朝《四庫全書》，共7.9萬卷，約8億字，3800多人手抄了7部，分別藏于從遼寧到浙江的“北四閣”和“南三閣”。

一

印刷術，與指南針、造紙術、火藥一起，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標志性成就，深刻影響了世界的進程，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從目前所見到的實存文物看，中國發明印刷術，應不晚于唐代。

著名的有——1974年，西安唐墓出土的梵文《陀羅尼經》，印刷于7世紀，是目前所知中國和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唐成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印制的《金剛經》，是世界最早的有明確日期的印刷實物。1966年，韓國慶州佛國寺佛塔內發現的雕版印刷品《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是武周后期（約702年）洛陽或長安的印刷品。

（宋刻本）

上述印刷品都是雕版印刷。

所謂“雕版印刷”，原理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的拓石（拓片）和印章蓋印，是這兩種方法結合演變而成。

宋代，約于1041-1048年，技工畢昇發明膠泥制成的活字版印刷技術。

這被看作是近代印刷術的開端。

之后，中國相繼發明了瓷活字、木活字、錫活字、銅活字等活字版印刷方法。

13世紀，中國印刷術逐漸傳播到西方，并成為500年間的主要印刷方式。

（長沙子彈庫帛書）

二

手寫的書籍，版本學的“行話”叫“寫本”。

中國的“寫本”源遠流長。

“源”，是先秦古籍。

那個時候的文字，寫在竹木和縑帛上。

寫在竹木上的叫“簡冊”。

《春秋左傳序》孔疏：“單執一扎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

寫在縑帛上的稱為“帛書”，也叫“繒書”。

如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楚帛書；馬王堆漢墓帛書，等等。

成語有“罄竹難書”，是說用光了竹子也不夠寫。亦可知，“簡冊”的主要材料是竹。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皆為竹簡。

（郭店楚簡）

《楚國先賢傳》：“孫敬編楊柳簡以為經本，晨夜誦習。”

大約，中國稍微靠北的地方，以木代竹大概很普遍。

制簡的木材，不僅有柳木，還有松木等。

武威、樓蘭、疏勒出土的漢簡皆為木簡。

所謂“連篇累牘”， 反映的是“篇”和“牘”兩種書寫方式。

《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于冊，不及百名書于方。”

這是說，超過一百個人名，抄于簡冊；不足一百，寫于“方”。

“方”是竹板、木板，即為“牘”。

杜預《春秋左氏傳》：“諸侯亦各國有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

（漢簡）

“簡策”的規格，因內容而長短不同。

一簡，一般豎寫一行字，少數寫兩行。

王充《論衡》，講到了簡策的制作過程——“截竹為簡，破以為牒”。

先把竹子截為竹筒，然后把竹筒破為竹片。

竹簡要磨平，然后以某種液體涂染，使表面具有光澤。然后是“殺青”，即把竹簡烘干，可防止蟲蛀和腐爛。

后來，“殺青”成了作品完成的代名詞。

“殺青”，亦稱“汗青”，意即烘烤竹簡使之“出汗”。“汗青”，又成了“書籍”或“史書”的代名詞。

（書刀）

“殺青”之后，便編連成冊，一般用麻繩、絲繩。

編幾道繩，由簡之長短決定。

汲冢竹書《穆天子傳》，以絲繩編簡；居延漢簡，使用麻繩。

簡策編好之后，就可以書寫了，所以是“先編后寫”，以防次序混亂。

書寫過程中，如果出現錯誤，則一般以書刀刮去。

《后漢書·周磐傳》載，東漢周磐逝前，命二子“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

秦漢之時，毛筆和書刀，是文化人必帶之物。這是《史記》所謂“刀筆之吏”一詞的來源。

（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

三

《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返傭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任之……（武帝）讀之二月乃盡。”

東方朔寫的奏折，用了三千枚簡，兩個人勉強能抬動，漢武帝足足讀了兩個月才閱畢。

《史記》又載，秦始皇一天處理的公文，要以“石”計。

當時一“石”，約合60公斤。

由于簡策不便，在春秋時，即已使用縑帛書寫。

《晏子春秋》：“著之于帛，申之于策”。

《墨子》：“書于竹帛”。

《韓非子》說：“先王寄理于竹帛”。

（帛書）

帛書，不同于簡策，先寫而后裁，且多半裝以卷軸。

湖南長沙子彈庫帛書，盛放于20*11*5厘米的竹盒中。

長沙馬王推漢墓帛書盛放于60*37*21厘米的竹盒中。

這兩次帛書的發現，都十分重要。

帛書的優點，是文字容量大，便于卷折。缺點是容易損壞，并且成本昂貴。因此，帛書不能完全替代簡策。

（漢簡）

漢代，官方開始重視手寫抄書。

漢武帝于元朔五年，詔令“置寫書之官”。

和獻王劉德、司馬遷、梁子初、楊子林、班超、公孫煜、陳常等人，都抄寫了不少書籍。

三國時，蔡琰、諸葛亮、闞澤等人，是抄書高手。據清代姚振宗統計，三國時抄書總數約為15000卷。

晉代著名的抄書能手有葛洪、紀瞻、范汪等人。據說當時無書不抄，“洛陽紙貴”遂因抄書所致。

南北朝可考的私人抄書者有王準之、沈驎士、臧逢士、袁峻、王筠、陳鄭灼、周裴漢等人。

隋代短暫，但對圖書事業相當重視。中書省有書手200人，秘書省20人，官方大規模抄書有五次。

唐代，盡管出現了雕版印刷，但官方大規模抄書達七次。民間著名“抄手”有李襲譽、李大亮、柳仲郢、杜兼、杜牧、吳彩鸞等人。

五代，亦有楊邠、查文徽、文谷、王景絕、林鼎、韓熙載、鄭遨等抄書高手。

宋代，有了活字印刷，但抄書依然活躍。元明清亦是，不遑贅述。

（清代手抄《石頭記》）

如前述及，“寫本”源遠流長，其見證了中國古籍由簡帛到紙張的劃時代轉變；也見證了書籍由人工抄寫到制版印刷的劃時代轉變。

手抄的“寫本”，成為中華文明大花園中不可或缺的瑰麗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