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管理世界》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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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與合意：尋求數智時代秩序演進的方向、目標和路徑

數智時代社會秩序優劣之根本，依然是是否有利于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因此，合理性與合意性依然是重要目標：社會資源高效配置、提升人類福利總量，并盡可能地公平分配社會財富，社會共識最大化、形成和保持社會和諧穩定。這兩個標準都是質性要求，也能匹配定量指標，達到定性與定量相統一。關于如何衡量資源配置效率，如何衡量財富公平分配，如何衡量社會共識與社會和諧，社會科學都做出過卓越貢獻。今后，從數智時代秩序合理合意的要求出發，社會科學各領域還需要做更多更深入的研究，為秩序重構提供目標方向、評估標準和清晰進路。

這個時代的秩序重構更加需要多方治理合作。由于技術的快速演進及其帶來的沖擊很可能超出了監管能力的適應和提升速度，使得制度性強秩序難以快速全面形成，市場與社會中多種形態的弱秩序持續存在并不斷迭代將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強秩序必須發揮重要作用，并引導弱秩序較快較好地向合理合意的方向演進。

（一）“弱秩序”具有向合理與合意方向趨近的內在驅動力，將長期存在并迭代演進

在數智時代，技術發展及其對經濟社會的影響變化太快，何為合理合意的秩序難以及時判斷，“強秩序”難以及時成為經濟社會秩序的主要部分，弱秩序將發揮更加廣泛而重要的作用。弱秩序的范圍可大可小，在不同場景下有不同形態，能探索如何平衡各方利益，也能及時調整方向和重點。弱秩序不會是理想的合理合意秩序，也不可能是各方都滿意的秩序，但有望在波動中向合理合意方向趨近。

1.內部外部競爭壓力推動平臺構建商業生態弱秩序

平臺無疑能提高供需匹配效率和生產交易各個環節的效率。從各方利益平衡和公平性看，平臺是一個局部市場，必須提供交易規則來規范相關主體的行為。平臺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的規則必須最大限度關注相關各方面訴求，兼顧各方利益，力爭使更多商戶和消費者接受，平臺才能夠有效運轉和持續發展。因此，平臺會努力使其規則的合意性最大化。同時，平臺之間存在競爭，即使是最大的平臺，仍然處于可競爭的市場環境中，潛在競爭者始終存在（鮑莫爾等，1982）。而且平臺在線運營是全球性的，這種可競爭性不局限于本地，而是擴展到網絡可以觸達之處。同時，消費者轉換平臺的沉沒成本幾乎為零，只需手指點擊幾下即可轉到另一個平臺；平臺上的商戶也是多棲性的，時時刻刻比較不同平臺的優劣。因此，平臺要力爭使自己的管理規則最有競爭力，并且不能因為自身與平臺上各個主體體量懸殊而一味欺客。如此種種，平臺必須提供使各方都能有效配置資源（上平臺者增加收益）的規則和能力，使平臺秩序在多方博弈中趨向合理。不過，大平臺的確存在制造準入障礙、壟斷客戶與消費者數據、隱性優待關聯企業等不公平競爭行為，尤其在與平臺商業生態之外的中小企業競爭中處于強勢地位。

2.意見表達、輿情壓力推動信息生成傳播主體構建網絡空間弱秩序

網絡空間的意見表達極為便利，不同社會主體的多元化訴求和公眾的不同關切能夠公開表達，構成激勵或約束。有學者論及科技相關倫理問題時指出，科技干預的對象從物到人的演變帶來新的挑戰，當科學家們試圖改變我們人體的全部或部分時，公眾有權知情和發表意見。因此，科技倫理要“以價值的共識塑造”為核心，以“集體性的磋商”為基礎與原則（李秋甫等，2022）。再以未成年人網絡游戲為例，從21世紀初期開始，這個問題在學校和家長中反映強烈，有大量媒體報道了“沉迷網游”問題，輿情壓力很大，國家新聞出版署等監管部門也多次發布相關通知和要求。來自公眾、媒體和監管部門的多重壓力，推動游戲平臺投入相當多資源開發未成年人保護系統。這些兼顧游戲愛好者、企業和公眾利益的行業規則，雖然仍有諸多問題，但各方都感到向認同度較高的合意方向趨近。再如，內容審核是平臺保障內容合規合意的重要自治手段，其中監管方要求、用戶反饋和公眾輿論的權重較高，僅僅出于對聲譽的考慮，企業就有意愿回應各方關切，形成合意社會形象。

3.軟件、網絡和模型開放開源構成技術社區弱秩序

開源技術源于軟件，指的是向社會大眾開放源代碼的軟件技術。軟件開源社區能夠獲得海量數據、軟件資源、項目開發軌跡和實時交互的場景反饋。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基于網絡的更多軟硬件開放社區快速發展，產業互聯網便是其中的一種類型。以平臺企業為頭部的產業互聯網能夠廣泛連接眾多創新主體，構建以其為樞紐的創新生態系統。小米發布的四足仿生機器人 Cyberdog2開放了圖形化編程界面，給開發者提供豐富的接口和資源，極大降低了編程技術門檻，加快產品創新迭代。早期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領先者采用閉源模式較多，如微軟的Turing-NLG和OpenAI的GPT-4等，但近期有更多大模型采用開源模式。2025年1月DeepSeek發布了最新版本，在性能和成本之外，其開源模式同樣引人注目。該模型采用MIT許可證開源模型權重，產品協議明確支持模型蒸餾，允許任何人自由地使用、修改、分發和商業化該模型。開源加速了分布式協作創新模式的構建，推動了技術社區內部的充分交流與創新協作，促進了社會共創共享文化的繁榮。顯然，開源是一種能夠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合理模式，同時開源社區有共同行為規則，只有認同這些規則才會分享與合作，必然是志同道合者共建的一個合意空間。

4.共享共治數據空間構建數據市場弱秩序

數據的共享和復用會帶來極大價值，然而也存在許多難題。一是不敢共享，數據中含有大量與個人信息、商業機密以及與國家安全相關的信息，擔心數據可能被濫用、泄露和篡改；二是不愿共享，權屬與利益分配不明確，擔心正當權益無法保障；三是不能共享，數據定義和模型接口不統一，無法接通和交互。由于數據類型和特征極為多樣，由政府出臺數據治理的“強秩序”只能針對少數關鍵數據和重要問題。大部分數據如何流通分享和使用，只能由相關各方共同探索開拓。

從實踐來看，諸多數據空間的發展構成重要的數據治理弱秩序。數據空間的基本特征是，基于各方認可的規則，連接多方身份和資質確認后的主體，通過定義開放標準和治理框架，解決專有、不透明、不可互相操作等技術限制，建立安全透明的數據共享生態系統，推動跨組織數據交換與共享。數據空間的類型有許多。一是由政府倡導并與企業合作組建的數據空間，例如“Gaia-X”是一個由歐洲多個國家和公司共同發起的數字基礎設施項目，旨在為歐洲創建一個聯合數據基礎設施，促進數據交換與共享。二是由行業組織牽頭的數據空間。Catena-X是為促進汽車價值鏈整體的數據協作而設立的數據空間，旨在為不同汽車廠商之間溝通數據制定標準，提供統一的數據共享平臺，提高效率、透明度和可持續性。目前Catena-X已有成員122家，目標用戶1000 個。三是私營企業或民間組織搭建的數據空間。Dawex是一家私營的數據交換平臺，數據供應企業和數據需求企業可以通過這一平臺進行數據交易，旨在為全球范圍內的組織和企業提供數據交易和數據貨幣化的服務。國內也有許多嘗試，2023年5月，四川長虹電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與中國信通院、深圳數據交易所、華為、深圳數鑫科技有限公司等單位共同發起成立了可信數據空間創新實驗室，該實驗室開發了一款名為“虹雁”的可信數據空間產品，旨在實現數據在可信、可控、可追溯的環境中的規模化流通使用，打造制造訂單數據與客戶安全共享交換的典型應用場景。顯然，數據空間是一種能夠提高數據資源配置效率的模式，只有認為這些規則合意的主體才會分享與合作。

5.價值“對齊”構建大模型算法弱秩序

人工智能已經廣泛嵌入各種經濟與決策過程，大模型已不能簡單地被視為針對特定任務的解題工具，而是經濟與社會秩序的重要塑造工具。人工智能發展和應用中有兩類挑戰：一是技術原因導致人工智能大模型內部運行和產生結果的不可解釋性；二是人為原因導致訓練數據和框架的偏向性。業界對此回應的一個重點是“算法對齊”類承諾。在人工智能領域，特別是自然語言處理（NLP）和大模型開發中，“對齊問題”（Alignment Problem）指的是如何確保模型在執行任務時能夠遵循人類的意圖和價值觀（維納，1960）。大模型具有強大的生成能力，如果有持續偏向會帶來巨大負面影響，因此社會各方面對算法“對齊”的呼聲較高，監管方也提出嚴格要求：“在算法設計、訓練數據選擇、模型生成和優化、提供服務等過程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產生民族、信仰、國別、地域、性別、年齡、職業、健康等歧視”。社會共識驅動大模型公司在對齊問題上采取了一些實際行動。OpenAI在其GPT系列模型中引入了各種安全措施，如內容過濾和用戶反饋機制，設立“AI Safety and Alignment Team”，致力于確保人工智能系統符合人類價值觀。阿里巴巴達摩院在人工智能倫理和對齊方面也進行了大量研究，并發布了相關報告，推出了“AI+社會責任”計劃，旨在通過技術創新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人工智能開發者有力回應社會關切，促進大模型價值對齊，從而提高了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合意性。

6.多種承諾與指南構建跨國治理弱秩序

當人工智能治理涉及跨國合作時，弱秩序具有靈活、快速、程序簡便、不受國內立法機構授權約束、談判成本低等諸多優勢。因此，政府間國際治理合作主要通過建議、指南、行為準則、最佳實踐等方式推進，這些弱秩序雖然不具有強制約束力，卻能夠將各利益相關方認同的最大公約數顯示出來，既有合理性也有合意性。例如，2019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OECD 人工智能原則》；2019年，歐盟（EU）發布《可信賴AI倫理指南》；2021年 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布《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建議書》等，在透明度、安全性、問責制、價值對齊、造福公眾等諸多方面提出相似要求。各國監管機構發布人工智能合規指南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新加坡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美國的《人工智能應用的監管指南》和中國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則》等指南類文件，也具有上述共性原則要求。

上述各類秩序的“弱”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協商性，由于不同主體有不同訴求，平臺又無政府和法律所具有的強制力量，只能不斷聽取各方面意見多方協商溝通。二是民主性，平臺的規制設計中，每一個客戶、每一位消費者都能通過評論、反饋等方式參與平臺秩序治理過程中，這種民主化治理對普通消費者來說更為合意，面對數額較小或損害較輕的違法違規行為，公民個體尋求行政和法律保護的成本可能過高，評論等方式對商戶和機構等強勢對手的約束更簡便有效。三是易得性，多數情況下只需要兩個基本條件就能大體有效。首先是有效競爭，使供給方不能以信息、資本和權力優勢長期獲取暴利。其次是重復博弈，網絡時代信譽不佳會產生嚴重影響，每一次交易交往、每一次言論行動對信譽培養都十分重要，激勵各類主體和個體加強自我約束。四是有限性，弱秩序的倡議者、搭建者和規則制定者，并無政府的強制力量，也沒有法律法規賦予的更多處罰權力。因此以“關閉店鋪”“封號”、驅逐出共同體等措施為最高處罰手段。從中國數智化進程實踐看，弱秩序雖然不夠完善和理想，但可用、有效，與行政監管和法治監管共同發揮作用，保障了大致合理合意的經濟交易和社會交往秩序。

（二）正確理解弱秩序的重要性和長期性

第一，“弱秩序”并非“較差的秩序”，也不是要向強秩序轉變的“過渡性秩序”。很長時期內，弱秩序并不一定以向強秩序演進為目標，這個判斷基于以下3點。一是技術演進速度太快，沖擊范圍很大，監管能力的適應和提升有較多困難，制度性強秩序難以快速全面形成，弱秩序持續存在并不斷迭代將發揮重要作用。速度是一個重要變量，經濟學理解的短期和長期并不是指單純時間概念上的長度，而是指市場供求關系在受到外生變量沖擊后恢復到理論均衡關系所需要的時間，短期是指沒有充分恢復的時間尺度，長期是指恢復到均衡狀況的時間尺度。現在能看到的是，技術速變帶來的秩序變化處于快速演進中，在一系列“短期”變化之中靈活快速的弱秩序起重要作用。二是無論哪種制度都不是要完全消滅秩序紊亂給社會帶來的損害，這樣做的代價難以想象，而是使這種損害不會對經濟社會產生嚴重和系統性的不良后果。例如，基于網絡的欺詐行為難以完全消除，大模型的不可解釋性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如果強行要求，就只能采取嚴格管制甚至消滅市場的手段，代價極高。監管只能對那些帶來嚴重后果的行為進行懲處。交通事故每年造成數十萬甚至更多人的傷亡，但要完全消除汽車對人類的傷害，就只能禁止生產使用汽車或者將速度降至很低。監管實踐只對那些惡性撞人事件進行嚴厲懲罰，而不斷提高汽車安全性以及駕駛員技能等弱秩序同樣重要。三是弱秩序必然存在缺陷，但這并不一定是強秩序登場的充分理由，有些情形下政府干預成為秩序扭曲的原因，有些情形下政府干預的成本比秩序缺陷的成本更高（江小涓，1993）。當市場和社會秩序出現缺陷時，將不完備、不理想的弱秩序與強秩序的理想模式進行比較，是強調強秩序更佳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但這有時會導致誤判。

第二，弱秩序并非“虛弱”的秩序。在數智時代，“弱秩序”弱而不虛。由于技術的泛在性、穿透性和可追溯性，使得相當部分弱秩序的基礎穩定可靠。例如，區塊鏈技術的透明性和去中心化特性為各種在線弱秩序奠定可靠基礎。技術架構的治理功能很強大，軟件規定了特定在線環境中的可為和不可為，相比法律法規，規定得更為具體，更重要的是執行無需額外成本。例如，電商支付技術大幅度減少了交易中的欺詐行為；技術規則構成的信息審查和過濾機制能有效保持線上內容產品的知識產權；互聯網空間的永久記憶和傳播能力使得信譽約束更加有力。

第三，弱秩序并不是局限在本地和本國的秩序，也不是要向普適秩序過渡的秩序。每個平臺、網絡空間和數據空間特點不同，局部知識的豐富程度和獨特性質早已遠非彼時可比，因此每個平臺和空間的治理都是局部性的，共同規則遵循者進入、違規者逐出。這里的局部并不是地理概念上的本地，許多局部秩序都是全球化的，在各自全球商業版圖上適用。例如，亞馬遜的電商規則對其全球商業生態體系都適用。在可預期的未來，由于各個局部秩序存在的技術條件、平臺特征、數據訴求等差異很大，局部秩序向普適秩序的轉變和普適制度失效并生成新的局部秩序，很可能在時間與空間上始終并存。

（三）強秩序必須在場，筑牢合理合意底線并為弱秩序保駕護航

保障經濟社會秩序的合理性與合意性，制度性強監管的存在必不可少。一方面，弱秩序時常會受到各種干擾使其不能有效運轉；另一方面，有些重要問題，如大平臺大模型可能引發的壟斷、數據流動交易中的個人隱私保護、技術強勢下的基本公平保障、虛假信息對社會團結穩定的干擾等，都不能完全交由市場競爭或社會博弈等弱秩序解決。由此產生了對公權力強秩序的訴求，重點是向下面幾類問題發力，一是強制性地規定“必須做”和“不能做”這兩種正面和負面清單，使某些行為和決策受到嚴格的法律、規章制度和規范的約束。二是重點保護弱秩序重構中利益受損一方的基本權益，維護社會基本公平正義。三是發出導向信號，引導弱秩序更快向合理合意的方向演進。

1.明確“必須為”與“不可為”的行為

影響秩序合理性即資源配置效率和財富公平分配的一個最突出問題，是大型平臺企業特別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壟斷可能。監管重點在于確保市場的公平準入和公平競爭。從我國和其他國家做法看，監管要求“必須做”的事情包括：允許第三方在特定情況下與大平臺提供的服務進行交互操作；允許用戶訪問他們在平臺上業務運營產生的數據；允許用戶在其他平臺上推廣產品和服務等。特別是一些居于壟斷甚至獨占地位的平臺，它們如果獨占平臺上的客戶數據，就會造成進入和競爭方面的不公平。法國競爭管理局曾經要求法國能源生產商法國燃氣蘇伊士集團與業內競爭對手共享一份客戶名單，其理由是監管當局需要密切關注企業是否控制著獨一無二的數據，并利用這些數據將競爭對手拒之門外。2024年10月22日，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宣布，將賦予消費者對其個人財務數據擁有更多權利、隱私和安全。該規則要求金融機構在消費者要求下解鎖個人財務數據并將其免費轉移給另一家提供商，解決因數據壟斷造成的金融市場集中度過高的問題。監管要求“不得做”的事情包括：不得優待平臺自身或關聯企業提供的服務和產品；不得阻止用戶卸載任何預安裝的軟件或應用程序等。一個新挑戰有可能來自大模型的規模法則，當規模越過一個閾值后，就會涌現出后來者無法企及的全新能力，贏者通吃的市場結構更易出現。這種基于技術能力上的新規模經濟，值得監管者高度關注。

在合意性方面，最突出的挑戰是人為甚至惡性挑戰人類價值觀、侵害個人隱私和破壞社會團結的問題。因此，各國治理中“不得為”的負面清單包括保護用戶隱私，主動審查、處理和及時刪除虛假信息、恐怖主義、仇恨言論等非法內容。我國的相關規定包括不得生成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等內容；不得存在民族、信仰、國別、地域、性別、年齡、職業、健康等歧視；不得實施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不得危害他人身心健康，不得侵害他人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權益等。國際上，2024年5月21日，歐盟理事會正式批準《人工智能統一規則》法案。該法案采用風險分級的辦法處理人工智能系統的風險，其中最高等級風險為不可接受的風險，也是“不得有”的行為，即對人們的安全、權利或自由構成不可接受風險的人工智能系統。例如，操縱人類行為以規避用戶自由意志、基于敏感特征的生物識別分類系統、利用人類弱點的人工智能等，或以公共名義進行社會評分并給個人造成不利待遇。

2.明確透明度要求，保障各方知情和有效參與治理

社會公眾知情和意見公開表達對弱秩序的發展方向和強秩序的生成非常重要。公共部門需要在允許廣泛討論和表達的基礎上才能理解“合意性”的趨近路徑和理想位置，恰當匹配各種訴求，與時俱進地引導新秩序形成和完善。現在科技發展從解決已知問題轉向探索未知領域，尋求自然界和人類在演進中并不存在的狀況，不少探索意在改變人類的“自然狀態”和“社會狀態”，包括我們的生理、認知和繁衍，以及人類社會信息和權力結構等。此時在科技發展方向上，要防止由少數責任感不足和預見能力不足的科技專家倉促做出影響長遠的不當“創新”，公民對這類科技問題應該有平等的知情權和發言權。由于只有開發者真正知道算法如何運行，即使不當也有可能長期不被社會所知曉，政府監管人員要理解技術架構也并非易事，需要動員和依靠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因此公開透明是弱秩序和強監管的基本條件。例如，要求電子商務平臺向社會說明平臺產品推薦機制的公正性，該類說明要足夠具體，使監管者、技術專家和社會各方面都能理解。當平臺明知存在違背商業規則、國際慣例、社會價值或人類倫理等實際行為，且具備技術能力，卻在設計算法和程序時不予關注甚至故意放縱，進而造成嚴重后果，就應該受到嚴格監管和查處。當主管部門或者公共監督機構開始監督檢查時，算法提供方要對訓練數據來源、規模、類型、標注規則、算法機制機理等予以說明，并提供必要的技術、數據等支持和協助。公開還能增強公民對科技發展的感知和共情，消解由于技術門檻所帶來的社會信任問題。有研究將“審議”作為政府監管的一種類型，就是指政府為各方參與監管共同治理提供必要的信息和交流平臺（托尼·普羅瑟，2020）。

3.推進公共數據開放共享，提高全社會創新能力

數據極具重要性，能夠賦能全產業鏈提高研發效率、生產效率和交易效率，并能夠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數據開放共享能夠極大地提高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企業數據有產權歸屬約束，個人數據有隱私保護約束，政府主要通過創造良好環境和相關法律法規加以推動這些數據共享和復用。公共數據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或者說不應該有排他性），同時又是政府履行公務活動所產生，是典型的公共品，需要且應該通過各種行政性法律性強制規定來開放與共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政府信息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公共數據是政府信息的重要部分，也應以此為原則。公共數據開放問題在國際上是高度關注的話題，重點放在政府透明度、問責制、為公民監督政府賦權等方面（戴維斯、巴瓦，2012）。我國公共部門規模較大，公共數據的絕對體量和相對體量都很大，加快公共數據開放共享和開發利用意義重大。除政府數據外，還有涉及全社會重大利益的數據也需要強制公開與分享。例如，飛行安全問題相關的“黑匣子”數據、流行病的防疫和醫療數據、自動駕駛事故數據等。這類數據的公開與流動涉及科技發展對重大社會問題的回應能力，涉及人類生存發展的重大問題，強制公開與分享有充足理由。

4.數字弱勢群體權益保護：公平底線與共識基礎

發展成果相對公平分配是合理性的重要內容，技術進步的益處能被社會分享，是合意性的主要訴求。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沖擊資本、技術與勞動之間現有平衡關系，使勞動者處于更加弱勢地位，導致失業問題突出。在數智時代，信息平權帶來社會成員損益感知能力增強。信息廣泛傳播、末端滲透與多元化的討論，使所謂“無知之幕”支撐社會共識形成與理性決策的“無知”不復存在（約翰·羅爾斯，1988）。以正和博弈或者正加總效應來論證技術發展的“利弊”更不易被接受，贏家的“利”不能完全抵消輸家的“弊”。公共部門能否及時有效處理這個問題，社會各界特別是數智技術發展的受益方能否理解并共同應對這個問題，關系到全社會對人工智能發展是否合理合意的判斷。當下全民基本收入計劃（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作為一項可能的制度性安排引起廣泛關注。這項政策旨在為所有公民提供定期、無條件的基本收入，確保每個人都能滿足基本生活需求，減少貧困和不平等，有效應對數智技術帶來的就業和收入挑戰（斯坦丁，2017）。這種安排有其內在邏輯，所有的人工智能創新包括完全私人部門的創新，都是建立在全社會大量持續積累的基礎上的，僅從創新使用了海量數據這個角度就能理解這個判斷。全社會都在為人工智能發展所需要的知識付出，因此理應分享創新產生的收益。

數字賦信導致的“弱者歧視”是另一個重要問題。愈來愈多的工作機會和金融服務都要求為求職者和求貸者進行“信用畫像”。那些經營困難、生活困頓的主體或者曾經有過錯記錄者更可能被評估出低分。在一次信用計算中賦值較低時，算法的自動化流程會不斷鞏固已有的推斷結果，通過因果循環而加強初次判斷，使這些生活與生產狀況困難的主體陷入“信用評分低—就業困難（貸款困難）—信用評價更低”的負面循環，成為“撕不下的數字標簽”，使弱者機會更少從而更加弱勢，可稱之為“困頓者”數字歧視。這顯然違背人類主導場景中特別是公共服務場景中應該更關注弱者的價值觀。對此需要通過強制性制度安排，保護那些在賦信數據鏈條上的弱勢群體，使他們不因人工智能數據挖掘而失去平等機會。

5.公權力信號對弱秩序的引導作用

從國內外的經驗看，雖然嚴格意義上的行政和法律強監管往往具有滯后性，但政府以及立法機構對數智技術頭部企業行為的持續關注，對嚴重違規違法案件及時有效的處罰，對一些損害公共利益行為的批評指責，發起相關監管政策和法律制度修改的公共討論，以及發布建議、指南、行為準則、最佳實踐、專業標準等軟規則，都對創新方向、技術應用、投資選項以及社會公眾心理、社會輿情等有顯著的導向作用。現實中，各國政府都使用軟硬兩種規則引導和監管市場與社會秩序。從“十一五”規劃開始，我國的五年發展規劃（計劃）使用約束性指標和預期性指標兩類指標，前者主要應用于公共服務、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等市場失靈的領域，是強制規則；后者應用于需要政府和市場共同發揮作用的領域，如經濟增長、居民收入等，是導向信號，這些信號對企業和行業自律以及社會共識形成有重要意義。在我國傳統社會中，“禮”這類規則雖然屬于軟秩序，但并非單純靠言傳身教來推行，實際上也是通過一系列有形引導來實施，而且特別需要“官方”和社會的認可，并滲透到教育體系和官員評價體系中（時延安，2010）。國外實踐也表明，有效的社區自主治理需要政府和外部組織承認社區自定規則的權利，復雜問題也需要社區、區域和國家的協同，即所謂的多層次嵌套制度（埃莉諾·奧斯特羅姆，2000）。總之，公權力機構軟信號的作用也很強大，能為合理合意的弱秩序保駕護航。

權力機構要意識到發出信號的影響力度，謙遜而有分寸地發聲與行動，要在與經濟社會各方的充分溝通中把握平衡幾個關系。第一是創新與競爭的關系。數智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規模經濟特別顯著，大規模同時帶來創新能力強和壟斷可能性大，兩者之間的平衡要靜態選擇又要動態調整。第二是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技術進步毫無疑問會提高生產效率，但如果創造了集中化的巨大財富卻提供了很少就業時，主要的挑戰就來自財富分配。對這個問題既要努力增加就業崗位和勞動收入，也要開放地探討與時代相匹配的新理念。例如，主動選擇不從事傳統工作并且有一定收入保障，是否能夠成為一種體面和受尊敬的正當生存選項？第三是福利與隱私的關系。隱私權源自保護人們在實體空間中的私人領域不受干擾的權利，而網絡空間將個人信息從實體空間延展到虛擬場景中，一個重要變化是個人可以出讓數據交換相關服務。個性化精準服務需要數據支撐，個人信息讓渡現象不可避免，而且數據讓渡越多，獲得的服務就越精確。“產消合一”（Prosumption）這個概念就是用來闡釋這種雙面一體現象（瑞澤爾等，2012）。同時未經允許的讓渡和使用風險也隨之增加，要用適應數智時代的理念和損益計算來處理好這個關系。第四是創新激勵與風險約束的關系。對創新者來說，創新行為不經甄別就受到鼓勵支持而且無需承擔風險，必定會縱容那些不負責任的“創新”行為此起彼伏，損害投資者利益和濫用社會資源。缺乏風險轉移也是有害的，約束了創新努力，阻止了創新企業的建立。新的秩序需要在鼓勵創新和約束風險之間尋求平衡點。■

江小涓：當前數字金融發展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

第一，通過金融創新為數據要素市場發展提供支撐。數據資產估值難已經成為抵押信貸創新的堵點。

在數據要素市場發展中還存在一個關鍵的堵點，數據持有方在數據確權、估值、入表、資產化之后，普遍的愿望是以數據資產進行金融創新，例如以數據資產進行抵押貸款。然而由于數據存在貶值太快的特點，通過數字資產做抵押信貸申請時，金融機構感覺風控有難點。比如數交所給企業某個數據資產估值6000萬，但是企業拿這個數據資產去貸款，金融機構通常是不敢放款的，因為如果企業還不了錢，金融機構對于抵押的數據到底值多少錢是不清楚的。因此，數據要素市場發展現在一個迫切的需求是打通數據資產金融創新全過程，通過評估數據價值的未來折現率、復用溢價、風險折舊等指標來匹配金融機構的風控需求。這個堵點打開，數據價值化市場化的閉環才能完成，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需要數據行業金融行業還有更多行業配合，把這個關鍵堵點打破。

第二，在商業銀行科創金融業務中存在評估創新企業發展前景的痛點。

現在我們數智科技的全球影響力急劇上升，海外各大證券市場都在努力成為中國優質企業的上市地點。現在海外資本市場對中國企業比較歡迎，去年在紐約上市的中國企業較前幾年大幅增加。今年4月份在美股上市的國內企業數量還在繼續增加。對國內科技企業而言這是好事，如果創新企業有發展潛力，但是國內資本市場不讓上或者上不去，海外上市就成為另一個選項。但是這個變化對國內資本市場而言就是挑戰，國內資本市場不改變，不增強對科創企業的吸引力，優質的市場主體就會流失，全球市場是開放的競爭格局。未來金融科技發展需要對快速迭代的新技術具有前瞻和洞察能力。科技金融機構有評估科創企業的需求，這其實是金融科技的機會，現在應用大模型在技術預見、商業前景預判、同業競爭態勢等投研決策方面能夠提供一些有力的協助，賦能科創金融業務。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是讓國內資本市場一定要把好的科創企業留住。

第三，關注新型風險。

智能金融創新現在全都用DeepSeek，有可能帶來新的金融風險。原先我們說量化交易機構的模型算法是一致的存在風險，現在各個金融機構采用的模型也越來越同質化，而策略趨向一致導致的同向操作是存在潛在風險的。再加上社交媒體自媒體內容產業的爆發，強化了敘事對投資者預期和市場情緒的引領，加大了投資者一致性預期和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最終會加大金融市場波動。AI算法的一致性對普惠金融也會有影響，信息不對稱是市場均衡特別重要的因素，比如面對同一個申請貸款的客戶，雖然不符合甲銀行的放款要求，但是乙銀行說不定就可以放款。現在商業銀行都用同一套算法來進行風險評估，一個企業到任何一個金融機構都是同樣境況，能拿到的都能拿到，拿不到的都拿不到。本質上，很多企業的風險是波動的，如果所有金融機構都算出不應該對某些企業放款，這并不是一個很好的市場風險分散機制，今后這也許會成為一個突出問題。

第四，既要注重數智化，也要強調完善體制機制創新。

目前無論在金融業、還是數字政府建設中這都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我們不是要建設一個數字化很發達但是職能轉變不到位的線上政府。雖然我研究的是數字政府，但金融機構的道理也是一樣的，現在金融競爭力無非是一個制度一個技術，我國金融業各個層面的數字化水平并不低。2022年中國金融科技專利申請數量占全球的比重超過40%，比美國高出一倍，2024年中國AI專利申請數量占全球的比重超過47%，比金融科技專利申請數量的占比還高，所以中國科技創新的發展速度是很快的。但是，中國金融業還有很多方面的機制和體制需要完善，不應該只強調數智工具的應用。整體市場完善和創新節奏不能放慢，要在機制高效、規則透明、競爭公平、準入退出規則明確等方面繼續努力。技術進步和體制機制完善都是金融業發展的重要方面，不希望我們高度數智化的金融體系同時存在許多體制機制上的缺陷，這樣同樣缺乏效率和競爭力。■

新經濟學家智庫國別沙龍系列·越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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