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重看反映戰犯改造生活的《決戰之后》，發現孫殿英不像很多“史料”記載的那樣死于1947年，而是出現在了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看過《決戰之后》的讀者諸君自然知道，原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所長姚倫就是該片的總顧問，如果孫殿英沒有進入功德林，他是不會讓這個人物出現在影片中的。在邱行湘（青年軍整編第二〇六師少將師長兼洛陽警備司令，1959年第一批特赦）外甥黃濟人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中，也有關于孫殿英在功德林“學習”的描述——該書是黃濟人拜訪、采訪多位自身“功德林學員”寫成，是絕不會“虛構”這段“故事”的，因為那根本就沒必要，不演、不寫這段就行了。

孫殿英死于哪一年，這個問題不太好考證，只有真正看過功德林全部檔案的人才能解答，所以咱們還是換一個話題來聊：黃維研究永動機失敗，王耀武召開批判會，第一個發言的是誰？“土木系三干將”為何輪番開火？

黃維在功德林的表現很不好，這一點他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也承認：“那時我的思想要算最頑固了，由于心情不好，便經常和同犯爭吵，抗拒管理人員的管理。我對學習非常抵觸，常常說些挑釁性的怪話或做些挑釁性的動作。功德林里的人，無論管理員或同犯，都認為我最頑固，事實也確實如此。”

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也記錄了黃維的“趣事”：“我和他曾經同在一個組，我親自看到過，別人批評他時，他閉目養神，面上毫無表情；而有些人的批評使他感到討厭時，他有一手令人哭笑不得的‘絕招’，就是當批評者的話音剛落，他能用力一掙，隨即放出一串響亮的屁聲……遇到這種場面，我是最忍不住笑的，只好借出去小便，到廁所里去笑上一陣才敢回來。雖然事隔多年，到現在一想起那種情況，我還會笑出聲來。”

據沈醉回憶，黃維在戰犯管理所的人緣兒相當差：“黃維一向孤僻成性，自命清高。成了戰犯之后，他對那些積極分子很看不上眼。而他的組長、副組長，不是他的舊部軍長，就是他認為‘不屑與談’的人。這樣，當然經常要遭到批一批、斗一斗了。加上他專心致志去搞什么‘黃維永動機’，就更成為批斗的對象了。”

1956年全國高級戰犯（文官廳長以上，武官少將以上）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之后，四百多名戰犯中設立了若干學習小組，小組長之上，還有學習委員王耀武、生活委員龐鏡塘、文體委員宋希濂、衛生委員曾擴情。

“四委員”權力在小組長之上，其中最有權的就是王耀武——戰犯在功德林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改造，王耀武這個學習委員的作用，大家都能想到。

王耀武為人謙和寬厚，很得管理人員和同學（戰犯互稱）們的信任和尊重，但是黃維卻基本不買王耀武的賬，很多人都尊稱王耀武“佐公（王耀武字佐民，稱其為佐公是尊敬，就像稱呼李宗仁為德公、程潛為頌公、白崇禧為健公一樣）”，只有黃維等幾個“老資格”直呼其名——黃維是黃埔一期的，對黃埔三期的王耀武這個委員，可不像杜聿明那樣保持起碼的“尊重”。

王耀武當然不會因為黃維用鼻孔看自己而報復，但是作為學習委員，對借“研發永動機”而抗拒學習的黃維，卻不能不召開一個批判會，來幫黃維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

批判會的主持人自然是學習委員王耀武，記錄員就是原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沈醉為人圓潤且學習改造態度很好。

王耀武是個厚道人，他的開場白很溫和：“黃維同學的思想改造很成問題。大家有什么意見，都請在這里提出來。現在請大家講。”

王耀武請同學們給黃維提意見，但是大家卻要對黃維進行嚴厲批判，“老賬新賬一起算”，第一個發言的就是原天津警備司令部中將司令陳長捷，他足足講了一個小時，從黃維吟唱于謙的《石灰吟》到背誦石達開的《答曾國藩》，引經據典上綱上線，把黃維揭了個底兒掉。

陳長捷跟黃維有些舊怨，他痛批黃維事出有因，接下來開炮的三個人，卻令其他“同學”大跌眼鏡：原十二兵團十八軍軍長楊伯濤痛斥黃維研究永動機表面上看是違反自然科學，從實質上看，黃維是對抗社會科學、對抗馬列主義。原十二兵團第十軍軍長覃道善說黃維作為人民的罪人，本應利用有生之年加速改造，但是他把絕大部分時間用在發明創造上，這就是不務正業，逃避改造。曾任十八軍一九九師師長、被俘時為整編第六十六師師長的宋瑞珂說黃維性情孤僻，嚴峻寡恩，整天在找出氣孔，不搞點花樣過不了日子，因此一切不軌之舉都是他的階級本質決定的……

為什么要強調這三人都出自十二兵團或十八軍，是因為黃維就是十二兵團司令，十八軍就是“土木系”的基礎。

淮海戰役期間，楊伯濤和覃道善都是黃維的直接下屬，宋瑞珂跟黃維一樣，都是“土木系”骨干，他們都是陳誠大力提拔起來的，但是宋瑞珂肯寫八萬字的《陳誠及其軍事集團的興起和沒落》，黃維卻公開表示他一不罵老蔣，二不罵陳誠，還經常跟宋瑞珂打筆墨官司。

宋瑞珂和黃維意見不合，所以他在楊伯濤覃道善之后對黃維開火，時機也是把握得恰到好處：你的兩個軍長都看你不順眼，我不在十八軍混了，批你也不算“以下犯上”。

宋瑞珂跟黃維意見不合，但感情還算不錯，他特赦之后每七天給還在功德林的黃維寫一封信，苦口婆心勸說黃維認真學習改造，不要癡迷不可能研究成功的永動機，黃維卻只給他回了一封信：“功德林的胡同這么窄，有人都要借機把矛頭對準陳誠軍事集團，現在你們的舞臺那么寬，不充分表演一下怎么行？你是陳誠身邊長大的人，應該當仁不讓，把這個軍事集團的正史寫出來，不要給那個沽名釣譽、恬不知恥的家伙以可乘之機……”

黃維說的那個沽名釣譽之人，就是著有《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的楊伯濤，這二人即使同在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再度共事，也是食不同桌會不同席，仇怨至死都沒有化解。

黃維為什么如此痛恨楊伯濤，我們從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七輯的《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第七十二輯的《對<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一文的更正和意見》（作者黃維）、《對<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一文的訂正和補充》（作者方靖），第八十四輯的《關于鄧演達之死的問題》（作者邱行湘）、《鄧演達烈士被害真相》（作者黃維）、《鄧演達的被害與陳誠的發跡有關聯嗎？》（作者宋瑞珂）這幾篇文章中，就能看出“土木系”將領們的筆墨官司打得有多激烈。

同為土木系干將的時候，這些人就明爭暗斗，一同當了戰犯，又一同當了文史專員，依然紛爭不止，連沈醉筆下的“大胖子”覃道善都卷入其中，可見黃維當時真是犯了眾怒。

沈醉是軍統出身，“偵查能力”還算過得去，他很快就找到了覃道善于黃維恩怨的由來：“淮海戰役結束之后，追究戰場上施放毒氣的責任時，只有覃道善和幾個人因負了下令放毒氣和執行的責任，被判處了‘死緩’。他當時并不知道，等到了北京戰犯管理所之后，他才知道黃維和楊伯濤他們都沒有判過刑，這時他有點難過。”

楊伯濤和覃道善都認為，他們在淮海戰場施放毒氣，都是奉兵團司令黃維之命，但是黃維卻在交代材料中把責任推得一干二凈：“催淚性瓦斯投擲彈和催淚性迫擊炮彈，共二三十箱，據說每箱十二顆，可能悉數分配給第十八軍了。當時是分配給各部自行掌握，其使用情形不明。”

楊伯濤和覃道善進了戰犯管理所，再也不把黃維當“長官”，而王耀武的“舊部”，卻對“王佐公”恭恭敬敬，從這兩人被俘后的不同“待遇”中，讀者諸君是不是也發現了他們在為人處世方面的本質不同？“土木系三干將”痛批黃維，真實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