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編譯自 The Athletic，作者 Claudio E. Cabrera

“憤怒的黑人男性”或“憤怒的黑人女性”這種刻板印象確實存在。每天，它都會跟著我們進入會議室、教室和公司辦公室。所以當德雷蒙德·格林在最近一次技術犯規后為自己辯護，稱他厭倦了“總有人試圖讓我看起來像個憤怒的黑人”的這種陰謀時，這真的讓我感到很困擾。

不是因為刻板印象不存在，而是因為他沒抓住重點。

在勇士隊輸球后，格林在與記者的簡短交流中沒有承認個人責任，這是他在季后賽中領到的第五次技術犯規。在其職業生涯中，格林已累計超過 200 次技術犯規，并且曾六次被禁賽，其中一次是因為鎖住魯迪·戈貝爾的脖子，另一次是在 2016 年 NBA 總決賽中擊中勒布朗·詹姆斯的腹股溝，還有一次是在 2023 年季后賽中踩踏多曼塔斯·薩博尼斯的胸口。

2023 年 12 月，格林因擊打尤素夫·努爾基奇頭部而被無限期停賽，隨后他離開球隊“自我反省”。他缺席了 16 場常規賽。但那段經歷是否讓他有所收獲，實在難以判斷。從他的言辭以及更重要的他在球場上的某些表現來看，似乎并非如此。

我在美國的企業界工作了超過 18 年，其中有多年擔任經理。作為一名黑人男性，我的大多數上司和直接下屬都是白人男性和女性。在這兩種情況下，我有時都不得不艱難地認識到“憤怒的黑人男性”這種刻板印象是多么令人疲憊且真實存在。

我曾目睹白人經理們大喊大叫、失控、表現得極不專業，卻幾乎沒受到什么懲罰。在黑人同事之間，我們常常私下里心照不宣地分享一個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實：“要是我們那樣做，早就被掃地出門了。”我們說起這話時幾乎是在笑，因為我們清楚，無論在哪個世界，只要我們那樣行事，就會被貼上所有負面標簽，甚至可能立馬被辭退。

我記得我唯一一次辭職是在十多年前。我知道自己不會得到我認為應得的晉升，對此我已經釋然。甚至我還開始存錢做準備。在績效評估會議上，在聽完對我工作表現的所有優缺點的評價后，我平靜地說道：

“感謝你花時間把這件事做好。我深思熟慮了很久。我打算離開了，但我很感激你為我所做的一切。”

就這樣。我體面地離開了。幾個小時后，我的手機響個不停，都是同事打來的，說他們聽說我“爆發了”，說我“非常生氣”，說我“提高了嗓門”。但這些都不是真的。不知怎的，我平靜而堅定地離開的決定，被曲解成了憤怒和沖動的表現。會議室里的經理是白人，我的副經理也是。我沒想到他們會這樣反應，但也并不感到意外。

我記得第一次被警察攔下時的情景——當時我和一群黑人和拉丁裔朋友在一起——警察對我搜身，還說：“把大麻或者毒品交出來，伙計。”我們被攔下是因為我們的車和一輛載有多人的可疑車輛的描述相符。我當時非常生氣。警察讓我們下車搜身之后很快就放我們走了。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清楚，哪怕表現出一點點憤怒，都可能讓我登上新聞，報道里會用過去時態提到我的名字和我的人生。

我認識一些朋友，他們跟我說自己坐得有多筆直，雙手怎么放在方向盤上，目光又是如何直視前方——幾乎像機器人一樣——就為了在警察靠近時避免惹惱對方。因為我們知道，任何一點小動作都會被視為不敬的表現，而且我們見過太多黑人哪怕稍有不慎就會受到怎樣的對待。

“憤怒的黑人男性/女性”這一緊繃的平衡線是我們每天都要走的。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界里，在那里我們的任何情緒都總是被扭曲的、種族化的視角看待。

格林也得走鋼絲——但方式不同。身為富有的運動員享有的諸多特權，每天都在保護著他。我們很多人沒有住在有門禁的社區的福氣，也沒有像 NBA 球員工會那樣強大的工會庇護，更沒有像 NBA 球員那樣有堅不可摧的合同保障。我們不能在鏡頭前暢所欲言，否則可能會面臨嚴重后果；而 NBA 球員即便被罰款，那和普通人丟了飯碗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十年前 NBA 球員發的推文可能會引發爭議，但普通人發類似的推文，可能會斷送職業生涯。

對于我們其他人來說，即便自己并無威脅之意，但一旦被視作威脅，一切都會改變。格林用“憤怒的黑人男子”這一刻板印象來解釋他所引發的事件的后果，這并非是在提醒人們注意一個太多人隨意拿來說笑卻從未認真對待的刻板印象。這是我們都每天面對的現實，即便德雷蒙德挑起了很多這樣的事端，但他也很可能因多年來一直被稱作“暴徒”或“暴力分子”而感到疲憊不堪（他確實如此）。這兩者可以同時成立。

格林并非因為熱情洋溢或表達強烈而被貼上憤怒黑人的標簽——盡管我敢肯定有些人就是這么看待他的。他受到批評是因為他屢屢越界。當他魯莽犯規、破壞球隊的勢頭或者累積禁賽時，這與種族無關——而是關乎責任。這關乎他的行為如何影響球隊以及如何反映在他本人身上。

在無數次遭遇微歧視和隱晦言語時，我都選擇了沉默——不是因為我無言以對，而是因為我知道，只要開口就可能被貼上“難纏”或“敵對”的標簽。這種自我約束，這種持續的情感壓抑，是很多人根本無法理解的，因為他們從未經歷過。格林在勇士隊扮演著鐵面執法者和硬漢的角色，這是他不該放棄的。實際上，在如今這種更自由流暢的時代，很多幾十年前就喜愛 NBA 的人懷念的正是這種比賽的一部分。但當格林一再越界時，這不僅讓球迷反感他的打球風格，也反感他拒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態度。

身為黑人且感到憤怒不應被視為犯罪。這本應是人之常情。我們和其他人一樣會生氣。但我們沒有那么多免罪金牌，也沒有享受到人類情感的全部豐富多樣。

德雷蒙德所面臨的一個我們其他人無需應對的動態因素是種族在媒體對黑人運動員報道中所起的作用。不妨看看體育多樣性與倫理研究所（TIDES）2021 年關于新聞編輯室多樣性的報告中的一些數據：

• 79.2% 的體育編輯是白人，83.3% 是男性。
• 72.0% 的助理體育編輯是白人，75.8% 是男性。
• 77.1% 的專欄作家是白人；82.2% 是男性。

和許多其他行業一樣，體育界在報道有色人種運動員以及增加新聞團隊中的有色人種方面也做得不夠。有多少黑人記者能持續進入 NBA 和 NFL 的更衣室？又有多少拉丁裔記者能進入 MLB 的更衣室？數量不多。比以前多了，但肯定還遠未達到應有的水平。

盡管我可能不認同德雷蒙德的言論，但我也不明白身為黑人運動員在一項以黑人為主的運動中，面對的往往是與自己膚色不同的報道者，這會是怎樣的感受。我敢肯定這對任何黑人來說都是一種獨特的心理挑戰，而“疲憊”這個詞馬上就會浮現在腦海中。我也不知道他所說的話有多少是受到了他在比賽中與一位不尊重他并稱他為“猴子”的球迷互動的影響。他在比賽結束時分享的感受，很可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那次互動的影響。黑人運動員不僅主要由白人報道，而且他們也是在白人面前進行比賽。

需要明確的是，這并非是要迎合白人的行為標準。大多數新聞編輯室都是由白人主導的。除了國家冰球聯盟（NHL）之外，大多數運動員都是有色人種。康納·麥格雷戈、約翰尼·曼齊爾和貝克·梅菲爾德身上那些被稱贊為令人興奮或充滿激情的特質，在謝杜爾·桑德斯、巴里·邦茲甚至穆罕默德·阿里身上卻被貼上了傲慢或失控的標簽。

雙重標準確實存在，偏見確實存在。但責任也很重要。用一種真實的刻板印象來為自己的行為開脫，會貶低我們這些每天不得不背負這種刻板印象的人的體驗，在那些不會給我們任何好處的環境中更是如此。

而格林用它來為自己在球場上的糟糕表現開脫，我們其他人卻每天都在與它共處——而且永遠無法擺脫它。

Claudio E. Cabrera是《The Athletic》負責受眾的編輯總監，他為 NBA、NFL、MLB 以及文化類話題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