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 世紀 90 年代的中國，有一個名字曾讓整個社會為之震顫，那便是白寶山。他所犯下的一系列搶劫殺人案件，手段之殘忍、影響之惡劣，至今仍讓人談之色變。

白寶山，1958 年 11 月 6 日出生于北京，成長于一個并不富裕的家庭。3 歲時父親病逝，母親改嫁后將他送到徐水老家，直到 13 歲才回到北京。這樣的成長經歷，使他性格孤僻，寡言少語。

文化程度不高的他，小學三年級便輟學，早早踏入社會。16 歲在街辦醬菜廠當臨時工，18 歲成為石景山區第一電碳廠的裝卸工，原本看似普通的人生軌跡，卻在他 23 歲時悄然發生了改變。

1983 年，對于白寶山來說，是命運轉折的一年。當時他因盜竊、搶劫等罪行，被北京市石景山法院判處 4 年有期徒刑。這本就令他難以接受，然而后續的發展更是讓他對法律和社會產生了深深的怨恨。

在服刑期間，他被揭發之前還有余罪，于是刑期被加判 11 年，最終執行有期徒刑 14 年。而這所謂的余罪，不過是一些在當時社會環境下，或許并不算是極其嚴重的小偷小摸行為。

比如 1982 年 12 月 17 日，他偷盜 3 書包玉米，被主人發現后用木棍還擊致主人輕傷；還有伙同他人盜竊手推車外胎、電視機、工廠倉庫內的閥門和圓木等。這些行為在當時的嚴打背景下，被從重處罰。服刑期間，白寶山的家庭也支離破碎，妻子與他離婚，帶著孩子改嫁他人。

1996 年 3 月 7 日，白寶山刑滿釋放，本以為生活可以重新開始，可等待他的卻是重重磨難。回到北京后，他面臨的首要問題便是戶口的辦理。按照規定，刑滿釋放人員需要盡快辦理戶口登記，這是他們重新融入社會的重要一步。

然而，當白寶山滿懷希望地前往派出所辦理戶口時，卻遭到了負責戶籍工作民警的冷遇和刁難。民警告知他辦理戶口起碼要等半年，面對白寶山的質疑，民警態度惡劣，甚至表示再問就要等更久。為了這個戶口，白寶山前前后后往派出所跑了六七次，卻始終未能辦成。

在他看來，派出所的這種故意刁難，是對他的歧視，是不讓他正常生活。“不給我辦戶口，這就是不讓我生活。我只能去搶。我認為，派出所故意刁難我。”

白寶山后來在供詞中這樣說道。這種來自社會管理部門的不公正對待，極大地刺激了白寶山敏感而脆弱的神經，成為他走向犯罪道路的一個重要導火索。

在戶口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的同時，白寶山的生計也陷入了困境。由于有犯罪前科且沒有戶口，他四處求職卻屢屢碰壁，沒有任何單位愿意接納他。為了生存，他無奈之下用在獄中攢下的一點錢進了一批小日用品，在街邊擺起了地攤。

他試圖通過這種最底層的方式自力更生，重新開始生活。然而，命運似乎又一次和他開了殘酷的玩笑。沒出攤幾天，城市管理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將他所有的貨物一鍋端。

城管整治沒有經營資格的小商販，從工作職責上來說，或許并無不妥，但對于身處困境、一心想要重新做人的白寶山而言，這無疑是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他的認知里，自打出獄以來，處處都受人刁難，社會已經不再有他的容身之處。

這種被社會拋棄的絕望感，讓他心中的仇恨和不滿如野草般瘋狂生長，逐漸吞噬了他僅存的理智和良知。

在一系列的打擊之下，白寶山徹底放棄了通過正常途徑生活的念頭，轉而走向了一條充滿血腥與罪惡的道路。在獄中時，白寶山就對自己所受到的法律處罰心懷不滿，認為量刑過重導致了他家庭的破裂和生活的不幸。

那時，他便萌生了出獄后搶劫的想法。在監獄中，他通過結識曾在軍事單位工作的獄友李清亮，學習了大量的槍械知識，并打聽北京軍事單位哨兵的值勤情況。

同時，作為外宿犯的他，利用牧民羊群誤入監獄草場的機會，從牧民手中弄到了 3 包步槍子彈（75 發）和 50 發手槍子彈，并將子彈埋在水渠附近。刑滿釋放后，他挖出子彈帶回北京，為實施犯罪做好了準備。

1996 年 3 月 31 日深夜，白寶山跳墻進入北京石景山高井熱電廠，趁值勤哨兵身體不適嘔吐時，持粗鐵棍從背后襲擊哨兵，搶走一支未裝子彈的 “五六” 式半自動步槍，由此拉開了他一系列持槍襲軍襲警案件的序幕。

此后，他為了獲取短槍，于 4 月 7 日晚持槍襲擊北京石景山裝甲兵司令部值勤哨兵，雖未搶到槍，但開了兩槍。4 月 8 日晚，在逃跑途中，他遭遇石景山公安分局防暴大隊的巡邏車，竟向警察開槍射擊，致使 3 名警察被擊倒，1 名警察受傷，他則趁亂逃脫。

4 月 21 日深夜，在北京市豐臺區八一射擊場，他持槍殺害哨兵，搶走槍套（內無槍支）。1996 年 7 月 26 日晚，白寶山回到河北徐水老家，持搶劫所得的 “五六” 式半自動步槍，潛入駐徐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炮團彈藥庫哨位附近。

7 月 27 日凌晨，他向執勤的三名哨兵射擊，造成一死一傷，并搶走受傷哨兵身上的槍支。

1997 年，白寶山逃竄至新疆，繼續實施他的犯罪計劃。1997 年 8 月 14 日，他伙同同伙吳子明，在新疆邊疆賓館持槍搶劫，搶得 140 余萬元人民幣。在搶劫過程中，他瘋狂開槍，打死 7 人、打傷 5 人，手段極其殘忍。

白寶山有著超乎常人的犯罪心理素質和反偵查手段。他作案后，常常會換身衣服，若無其事地回到案發現場附近，甚至與路人討論案件，以此來混淆警方的偵查視線。

在新疆邊疆賓館一案中，他正是利用這種大膽的方式，取得了所謂的 “不在場證明”，一度讓警方排除了他的嫌疑。

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警方經過艱苦的偵查和追蹤，最終鎖定了白寶山。1997 年 9 月 5 日 19 時，4 名公安干警來到白寶山家中，以 “戶口批下來了” 為由，讓他跟著回所里辦手續。

白寶山雖然隱約感覺到警察是來抓他的，但還是心存僥幸，借口回屋穿衣，試圖摸槍反抗。

最終，在警方的果斷行動下，白寶山被成功抓獲。1998 年 3 月 3 日，白寶山被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1998 年 4 月，白寶山被執行槍決，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回顧白寶山的犯罪歷程，他的行為固然不可饒恕，給眾多受害者及其家庭帶來了無法彌補的傷痛。但我們也不得不思考，在他犯罪的背后，社會環境所扮演的角色。

戶口辦理過程中的刁難，讓他失去了重新融入社會的希望；生活中就業無門，擺攤又被城管沒收貨物，使他在生存的邊緣苦苦掙扎。這些來自社會層面的因素，與他自身性格中的缺陷和對法律的錯誤認知相互交織，最終釀成了這一系列人間慘劇。

這一案件也給社會敲響了警鐘，在對待刑滿釋放人員等特殊群體時，如何給予他們公平、公正的對待，幫助他們順利回歸社會，避免因社會的冷漠和歧視而導致他們再次走上犯罪道路，是值得我們深思和不斷改進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