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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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劍雄：我對歷史地理的追求永遠會有新的目標，80歲是新起點

對歷史地理這門學問，我一開始其實是比較陌生的。

1963年我高中畢業時因病不能報名參加高考，1977年恢復高考時又因超齡失去報名資格。得益于國家“不拘一格”的政策，1978年，我獲得報考研究生的機會。我一直偏好文史，也喜歡地理，見到譚其驤先生招歷史地理方向，以為這是一個歷史加上地理的專業，正符合我的興趣和追求。此前我從未讀過歷史地理論著，直到準備復試時才在上海圖書館的參考閱讀室看到侯仁之主編的《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硬背下有關歷史地理的概念。

1978年10月，我到復旦大學歷史系報到，成為譚其驤先生指導的研究生，方向是歷史地理。入學后，因未讀過本科、初試成績總分又為全系第一而被稱為“自學成才”，但我心里明白，沒有系統受過歷史學、地理學和相關學科的正規訓練正是我的缺陷所在，所以下決心惡補。半年后，在一次向譚先生求教時，大概因為我沒有說外行話，先生說了一句“你入門還真快”。

能夠得到譚先生的指導，是極其幸運的。特別是從1980年起，因為譚先生中風后生活上不太方便，領導讓我做他的助手，這就給我提供了一個對譚先生的治學立德深入感悟、全面學習的機會。一般的研究生、一般的同事看的都是譚先生已經發表的成果，而我可以和譚先生討論他還沒有發表的、還在考慮的甚至他認為失敗的論題。不僅能學習專業知識、研究方法，還能感受他的人格魅力。

譚先生繼承了五四以來追求真理的傳統。他在念研究生的時候，曾經指出顧頡剛老師講課中有錯誤。結果顧先生讓他把情況都寫下來，雙方以書信多次討論，顧先生接受了其中一部分，但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更沒想到，顧先生把這些信都公開了，還把它印在教材后面作為附錄，發給每一位同學，并加了一段按語：真理是要爭的，“真出乎爭”，現在通過我們師生這樣的爭，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而且我們共同得出了前人沒有得到的結論。

我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現《〈中國歷史大辭典〉編纂通訊》上刊登的一條樣稿《北京》沒有寫全，可以補充好幾個地方。我告訴譚先生，他很高興，說你把它寫出來。事后才知道這一條正是譚先生自己寫的。我這么冒失，譚先生卻說：“你能夠給我指出不對的地方，有什么不好啊。”他還把我補寫的條目和他就此事寫給編輯部的信全文發表在《〈中國歷史大辭典〉編纂通訊》上。

《晉永嘉喪亂后之民族遷徙》是譚先生20多歲時的成名作，但我在撰寫《中國移民史》時發現他在估算初始移民數量時用錯了一個指標。我把我的思考和推斷告訴他后，他不但立即接受，并且堅持要在發表的論文中加上一段話，公開承認這一失誤。

我的老師就是這樣的氣度。他一直說：“在歷史地理方面，我應該超過錢大昕、王國維，而你們應該超過我，否則學術如何進步！”對于這么多年以前他的研究成果——被大家公認為經典的這篇文章，此前從未見過批評意見，但一旦發現失誤，他就公開作出自我批評，而且連帶檢查一處我尚未涉及的不足之處。先生極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光明磊落的大家風范給予我深刻教育，也成為學術界的典范。

我對歷史的興趣開始于讀高中時，但只是興趣而已，沒有什么具體的打算。盡管當時少不了對未來的種種夢想，卻從未做過研究人口史的夢。

在我讀研究生的第一學期，譚先生給我們5個研究生講解《漢書·地理志》，提到其中的戶口數可作為研究當時人口的資料。我匯集《漢書·地理志》中全部戶口數據，又搜遍《史記》《漢書》，發現最多只能考證出一個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戶口數。這激起了我的研究興趣，最終完成了碩士學位論文《西漢人口考》。1982年3月，譚先生首次招收博士生，我在職被錄取。有了前面的研究基礎，第二年就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西漢人口地理》。

獲得博士學位后不久，我接受了在譚先生指導下撰寫《中國人口》總論分冊歷史人口部分的任務。預定的字數雖只有數萬，卻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原來的研究范圍。我意識到任務艱巨，也萌發出寫一部《中國人口史》的念頭。

1986年春，我在哈佛大學的一次討論會上，聽來自紐約的某教授報告中國歷史人口的數量和分布。他的報告并沒有什么獨到之處，卻相當狂妄自大。他大言不慚地聲稱從不采用中國學者的說法和證據。在回答我們的批評時，他竟說：“我不需要任何證據，我認為我的說法是正確的。”他還表示與中國學者沒有共同語言，“或許我們的學生才能一起討論”。

像某教授這樣的人，我至今還沒有遇見第二個，但那天的情景是我終生難忘的。只要我們還沒有拿出舉世公認的中國人口史研究成果來，這類人就不會絕跡。這更加堅定了我在這個領域做出世界水平研究成果的決心。

1991年，我出版了《中國人口發展史》。在此基礎上，邀集凍國棟、吳松弟等合著六卷本《中國人口史》，另于1997年完成《中國移民史》6卷（合著）。這些著作出版后，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主要觀點和結論已被廣泛采納和應用，哈佛大學的圖書館也已收藏。我想，如果再遇到這樣一位狂妄卻又無知的教授，我一定會請他先評論一下我們的著作——如果他還想講中國人口史，豈能繞過我們的結論！

《中國歷史地圖集》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編纂，到70年代出了內部本，1980年4月中宣部領導指示同意《中國歷史地圖集》修訂后公開出版，到1988年底《中國歷史地圖集》8冊出齊。修訂期間，我作為主編譚先生的助手，參加了全部相關會議，協助他處理往來文件信函，參與具體討論商談。這一過程中，我不但熟悉了編繪歷史地圖的理論、原則、方法，處理相關的學術爭議，也了解到這類國家級、多方合作的大型科研項目的管理協調和具體問題的處理方法。

1982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的編纂工作在譚先生主持下啟動。我先后被任命為人口圖組組長、編輯室主任、編委，安排并主持了第一、第二次復核會議，其中還開了很多次審圖會，由我到北京召集圖組組長和主要作者，逐幅審查。組長和作者大都比我資歷高、年紀大，但為保證圖幅的質量，在原則問題上我絕不退讓。

1989年3月13日，譚先生在中國社科院召開的慶祝《中國歷史地圖集》出齊大會上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完成固然是中國歷史地圖史上一項空前的成就，但嚴格說來，還只是一個開端，因為它僅僅是一部以疆域政區為主的普通地圖集。要真正稱得上完整的歷史地圖集，就應該包括歷史時期任何自然、經濟、政治、軍事、民族、文化等所有有資料可據又能夠用地圖表示的地理現象……我已經79歲了，作為主編，當然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這部新圖集的完成和出版。”

遺憾的是，譚先生在1991年10月18日最后一次發病后，無法說話與寫字。每當我向他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時，他常常號啕大哭，不能自已。當我告訴他好消息，如某次審圖會已經開過，某項工作已經完成，他會露出欣慰的微笑。1992年8月26日晚，譚先生彌留之際，我對著他的耳朵大聲說：“你放心，我們一定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編出來。”

201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第一冊出版。2018年，中國社科院聘我為第二冊、第三冊的執行主編，到去年底，第二冊的圖稿已全部完成編輯和初步設計，進入最終設計和制印階段。第三冊的編稿已基本完成，即將交付編輯、設計。

第一屆編委會的全部成員，除我以外已全部離世。譚先生臨終前的遺愿，隨時在激勵我堅持前行，完成這項跨世紀項目。《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將不僅是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高峰，也是世界同類之最。

1934年2月，譚先生在為《禹貢》半月刊擬的發刊詞中提出：“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臺；如果找不到舞臺，哪里看得到戲劇！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無由了解歷史的”，可見，他們在為中國歷史地理學奠基時，就把正確地理解歷史作為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目的。

在我進入歷史地理領域后，無論是研究西漢人口地理、中國人口史、中國移民史，還是研究歷代疆域的變遷、環境變遷、人類的生存空間等，都是在重構歷史地理環境后，試圖以新的視角解釋相關歷史。我逐漸意識到，理解和解釋歷史并不是歷史地理學唯一或最重要的目的，歷史地理學的終極目標應該是解決人地關系，即地理環境與人類文明之間的關系。而地理環境中一個關鍵性的階段，即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必須通過歷史地理研究方能重構。

在近年的研究中，我逐漸形成這樣的觀點：從人類產生至今，一直到可以預見的未來，始終貫穿著兩條主線：一是人類與自然的互動和協調，即人類不自覺地或自覺地適應地理環境；一是人類不斷克服自身的生物性、獸性，形成人性，并逐步確立人類共同的精神標準和價值觀念。在人類文明的早期，主要是第一條主線的作用，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自然地理。隨著文明的進步與發展，第二條主線的作用越來越加強，不僅產生了越來越多的人文地理要素，就是自然地理要素也很少不受人類活動和人性的影響。

人類文明的未來依然是兩條主線交織，由于人性的不可知性，所以無法以現有的科學知識和原理作出預測，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成果還是可以提供有益的經驗。例如，對于器測時代之前的氣候變遷，現代氣象學和相關學科還無計可施，基于中華文明豐富的文獻記載和遺址遺物，竺可楨等科學家已另辟蹊徑，歷史地理的研究路徑或許能取得新突破。對人類文明的未來，歷史地理學將承擔新的使命。

時空無限，學術無涯。我對歷史地理的追求永遠會有新的目標，80歲是新起點。 ■

新經濟學家智庫國別沙龍系列·越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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