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海外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人文社科類新書出版呢?一起來查收這份書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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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高等教育》(Policing Higher Education)
伊芙·達里安-史密斯(Eve Darian-Smith)著,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2025年5月
高等教育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學生和教職員工在校園中被監控攝像頭和人臉識別技術盯梢,抗議者遭到警方壓制,美國的大學正逐漸演變為意識形態斗爭的前線。本書將這些現象放入更廣闊的全球背景下考察,從圍繞言論自由和課程控制的爭議,到因敢于發聲而被剝奪終身教職的學者,揭示了高等教育如何成為權力斗爭的焦點。作者指出,美國的情況并非孤例,而是全球民主國家中一種日益明顯的趨勢,巴西、匈牙利、德國、印度和菲律賓等地也正經歷威權主義上升與學術自由被侵蝕的雙重挑戰。作者主張將教育領域的沖突視為深層次、緊密相連的經濟、政治與社會權力之爭。通過豐富的真實案例與細膩的人物敘述,作者展示了學者與學生如何在壓力與威脅中堅守信念與尊嚴,并呼吁我們跨越國界,重新思考學術自由的意義,認識大學在培養社會責任、抵御威權傾向中的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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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與線:社交媒體、人工智能與自然中的隱形網絡》(Dots and Lines:Hidden Networks in Social Media, AI, and Nature)
安東尼·博納托(Anthony Bonato)著,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2025年5月
在當代社會,網絡無處不在,深刻地塑造著我們的生活,它們背后的運作邏輯卻常常被忽視。作者從一個全新的視角,揭示了網絡如何以看似無形卻強大的方式連接起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從比特幣交易、社交媒體上的政治輿論,到大腦神經之間的互動,網絡不僅在技術層面發揮作用,還在影響我們的行為和決策。作者深入講解了政治人物如何通過社交媒體發布關鍵詞,利用網絡效應左右公眾情緒,甚至改變選舉結果,他還解析了真人秀參賽者如何通過策略性結盟,把握網絡結構的優勢取得勝利。書中還探討了網絡在氣候變化、金融市場及社會關系中的深遠影響。通過豐富的案例與深入淺出的分析,向我們展示:網絡不僅是一個科技系統,更是理解當代世界運作方式的關鍵。無論是政治、經濟、娛樂,還是環境議題,網絡已經成為我們認知現實不可或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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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我們的利益:民主國家如何讓移民受歡迎》(In Our Interest:How Democracies Can Make Immigration Popular)
亞歷山大·庫斯托夫(Alexander Kustov)著,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25年4月
很多專家認為,移民帶來的經濟利益是巨大的。然而,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一樣,為高技能的外國工人設置了許多障礙。這些政策反映了公眾的普遍態度:他們通常支持嚴格的移民限制。那么,在富裕的民主國家,選民在什么情況下會支持更多的移民呢?移民政策的支持者又該如何爭取他們的支持?在這本書中,作者提出,向公眾展示移民如何使他們自己和其他公民受益,可以更好地推動開放的移民政策。他打破了傳統上人們對排外選民的刻板印象,發現人們對自己同胞的關心是影響他們移民態度的一個關鍵因素。通過廣泛的國際調查和實驗,作者指出,盡管人們愿意為幫助他人承擔一定的代價,但他們更愿意優先幫助自己的社區。選民通常反對放寬移民政策,因為他們認為移民會威脅到自己社區的福祉,但如果他們看到移民政策對自己有利,就能被說服支持這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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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沒成本》(Sunk Cost)
吉莉安·伯曼(Jillian Berman)著,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25年4月
今天的學生面臨一個難以解決的悖論:研究表明,獲得大學學位是實現財務穩定最可靠的途徑之一,但一旦踏上求學之路,沉重的貸款負擔便隨之而來。即便順利找到全職工作,許多借款人仍需多年才能償清債務,生活長期陷于拮據。本書深入探討了美國學生貸款制度是如何從最初旨在幫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承擔大學費用的善意政策,演變成讓無數借款人深陷長期債務的困局。幾代人以前,政策制定者慷慨投資于高等教育,因為他們認識到,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群體能夠提升整個國家的生活水平。然而如今,高等教育被視為個人的選擇和責任,學生與其家庭被迫獨自承擔高昂學費。作者指出,如果美國社會仍不斷鼓勵年輕人接受大學教育,卻不提供真正有效的資助支持,這種政策將難以為繼。除了最有特權的群體外,幾乎所有人都會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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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正的領域》(Spheres of Injustice)
布魯諾·佩羅(Bruno Perreau)著,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2025年4月
本書探討了民主社會應如何更有效地保護少數群體的權利。該問題在美國最高法院廢除平權法案之后引發了廣泛討論,在歐洲也同樣面臨挑戰。如今,一些極端團體開始濫用“少數群體”的名義,要求獲得與真正受歧視者同樣的法律保護,而“受保護群體”這一法律概念本身有時也會在不同的少數群體之間制造競爭與沖突。同時,在由算法主導的現代社會,人們對“少數”的理解也在發生變化:數據和平均數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多數”決策原則,進而改變了我們理解社會正義的方式。通過大量真實案例,作者結合少數群體運動的歷史、社會暴力的根源,以及現代人對公平與正義的不同理解,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愿景:一個更有同理心和責任感的公共社會,建立在彼此理解和經驗分享的基礎之上。作者強調,真正能將人們聯系在一起的,不是抽象的道德信念,而是對不公經歷的深刻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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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者:主權、帝國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誕生》(The Meddlers:Sovereignty,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杰米·馬丁(Jamie Martin)著,哈佛大學出版社,2025年3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對許多國家的國內政策都具有深遠影響。盡管這些機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正式成立的,但要真正理解它們的起源,必須回溯到20世紀初那個充滿激烈政治斗爭的時代——也正是在那時,全球經濟治理開始萌芽。本書講述了最早一批監管世界經濟的國際機構的歷史,包括一戰后成立的國際聯盟和國際清算銀行(BIS)。這些機構賦予了歐洲與美國的銀行家、殖民當局及高級官員前所未有的權力,如執行財政緊縮政策、協調中央銀行政策、監督發展計劃,甚至干預商品價格。今天,大型國際機構帶來的民主挑戰其實早在20世紀初就已埋下伏筆。這些國際組織的建立不僅僅是為了戰后重建,更揭示了全球經濟治理如何深受當時政治與經濟格局的影響。
(毛心怡/編譯)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1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社會科學報》2025年征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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