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寶十五年在靈武倉促登基，到寶應元年病逝，唐肅宗李亨在位僅六年，卻始終被后世貼上篡逆、猜忌的標簽。

這個在長安陷落后扛起平叛大旗的皇帝，究竟是權力斗爭的投機者，還是力挽狂瀾的救亡者？

或許只有深入回看歷史，才能看見他在時代夾縫中的艱難抉擇。

天寶十五年六月，安祿山叛軍攻破潼關，唐玄宗倉皇西逃。

太子李亨與父皇分道揚鑣，率兩千殘兵北上朔方軍治所靈武舉行登基大典，遙尊唐玄宗為太上皇。

此前李世民玄武門之變、李隆基先天政變皆是以非常手段奪權，但李亨面臨的局勢遠比前人險峻。

此時的唐玄宗仍在蜀地遙控朝政，新政權既無重兵支持，也未獲百官認可，稍有不慎便是“僭越稱帝”的罪名。

李亨之所以敢這么做的底氣，還是來自唐玄宗在安祿山叛亂初期的一句承諾。

當時唐軍連敗，唐玄宗曾對大臣說：“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

這句話也被擁護李亨的人包裝成“順應天命”。

但現實并不是這樣，唐玄宗在入蜀后迅速組建新的權力中心，他沒想到李亨居然自行稱帝了！

此時的唐玄宗雖震怒卻不得不妥協，正值天下分裂之際，唯有承認靈武政權才能平叛。

八月十六日，他下詔“傳位于皇帝”，并附加條件“四海軍權，先取皇帝處分，然後奏朕知”，還是為自己保留了干預朝政的余地。

靈武登基是一場豪賭。

李亨賭的是唐玄宗的無奈、賭的是天下思定的民心、賭的是朔方軍的忠誠。

雖然這場權力博弈暫時以李亨的勝利告終，但也埋下了父子猜忌的種子。

登基后的李亨面臨三重困境：外有叛軍占據兩京，內有中樞人才匱乏，財政更是瀕臨崩潰。

他首先重組文官體系，將擁立功臣裴冕、杜鴻漸納入政治核心。

但此時還是更依賴唐玄宗留下的班底，不得不借重這些舊臣的政治威望。

軍事上，李亨面臨藩鎮兵權過重的歷史難題。

唐玄宗時期的節度使制度導致內輕外重，如今平叛卻又不得不依賴郭子儀、李光弼等將領。

他設立天下兵馬大元帥府，以長子李俶為元帥。

在財政方面，李亨啟用務實派官員，通過壟斷鹽業將東南財賦源源不斷運往西北。

這一舉措遭房琯等儒臣反對，認為“與民爭利”有違仁政，但李亨清楚，沒有錢糧便無法維系十五萬平叛大軍。

對李亨來說，一切措施都是為了盡快收復長安，向天下證明靈武政權的合法性，更要將唐玄宗徹底置于“太上皇”的虛位。

至德二年九月，他調集十五萬大軍強攻長安，在香積寺之戰中獲勝，在長安望春宮迎回了唐玄宗。

當天歡迎陣仗很大，這是李亨在向天下宣告：丟失長安的是前朝，收復長安的是新朝。

唐玄宗返回興慶宮后，李亨表面對其禮遇有加，卻暗中監控。

一直到后來借“馬嵬坡舊怨”將高力士流放，才徹底切斷太上皇與外界的聯系。

李亨的六年統治，常被詬病為“猜忌多疑”，但若沒有他在靈武的果斷登基，大唐很可能陷入南北朝式的分裂。

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唐玄宗在蜀地偏安，李璘在江淮割據。

唯有李亨的靈武政權扛起“復興李唐”的大旗，爭取到回紇援軍，為平叛奠定了法理基礎。

安史之亂持續八年，李亨在位期間收復長安、洛陽，平定永王之亂，重建中央財政。

這些舉措為唐代宗最終平定叛亂、延續國祚近一百五十年創造了條件。

他既沒有李世民的天縱英才，也缺乏李隆基早年的革新魄力，只能在權臣、宦官、藩鎮的夾縫中求生存。

后世詬病的“猜忌”，實則是皇權不穩的應激反應，而被批評的“急功”，更是在輿論壓力下的無奈選擇。

這位在靈武城頭接過爛攤子的皇帝，終究是那個時代的“救火者”，而非史書簡化的“奪權者”。

參考資料

《舊唐書·肅宗本紀》（后晉·劉昫）

《安史之亂中的靈武政權》（黃永年，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