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謝老師的很多弟子，基本上不讀書，因此也談不上是什么芝派，他們連芝派是什么，主要觀點是什么，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我算是個老芝派了，差不多在20年前就接觸到芝派思想，并開始學習。

這個學派的命名來源于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很多經濟學家從這個經濟學系出來，因此命名為芝加哥學派。

這個學派的開山鼻祖叫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就在其一篇名為《芝加哥學派》的講稿中，開宗明義地說：“對全世界的經濟學家來說，芝加哥這個名詞，指的并不是一個城市，也不是一間大學，而是一個學派……。”

自此，芝派誕生。

芝派最有名的標簽叫“經濟學帝國主義”，以前我也喜歡用這個詞，意思是，將經濟學的研究應用到各個領域。

但奧派則直接是用人的行動學，涵蓋了一切人的行動規律研究，而不止是經濟行為。

的確，芝派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影響力更大。

比如弗里德曼，不僅獲得諾獎，還成為了里根的經濟顧問，還有很多很有名氣的經濟學家，比如科斯，貝克爾（諾獎得主），布坎南，中國的張五常等等。

那要怎么理解芝派呢？

先要從芝派的方法論談起，芝加哥學派的方法論，說白了，就那么幾條。

第一條，也是最核心的一條，個體主義方法論。

什么意思？就是說，所有社會現象，最終都得還原到個體的行為和選擇上來解釋。 沒有什么“國家利益”、“集體意志”這種虛頭巴腦的東西。

國家不會思考，集體不會行動，最終做決策、采取行動的，永遠是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

你要分析一個政策好不好，不能光看它對“國家”好不好，得看它對每一個具體的個人。

這條聽起來簡單，但威力巨大。

它直接就把那些喜歡拿“國家”、“民族”、“集體”這些大詞兒來忽悠人的理論給干趴下了。 你說為了國家發展要犧牲一代人？

芝加哥學派會問你，憑什么？犧牲的是哪些具體的人？他們自愿犧牲的嗎？補償他們了嗎？這些問題一問出來，很多偽芝就站不住腳了。

比如，把貿易戰看成為中美競爭的，嘴里天天講著國際貿易的，基本上都背離了這一條。

因為貿易戰，是某國政府針對另一國平民的關稅管制，受損的是具體的平民。

第二條，叫理性選擇

就是假設人是理性的，在做決策的時候，會權衡利弊，選擇那個能給自己帶來最大好處的方案。

注意，這里的“理性”不是說人有多聰明，多高尚，而是說人會趨利避害，會用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目標。

這個目標可以是金錢，也可以是名譽、權力、愛情，甚至是自我滿足感。 理性選擇

很多人一聽“理性人假設”就跳腳，說人是非理性的，人會沖動，人會犯傻。 廢話！

芝加哥學派當然知道人會犯傻，但他們認為，從總體上看，從長期來看，理性行為是主流。

而且，就算人會犯傻，那也是在信息不對稱、或者認知局限下的“理性犯傻”，他還是在試圖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只不過是選錯了而已。

你用“非理性”來解釋行為，那基本上就等于放棄解釋了，因為啥都能用“非理性”來搪塞。

第三條，叫穩定偏好。

就是說，人的基本偏好是相對穩定的，不會輕易改變。

比如，人總是喜歡好東西，不喜歡壞東西；總是喜歡多，不喜歡少；總是喜歡確定性，不喜歡不確定性。

當然，具體的偏好對象可能會變，比如以前喜歡吃豬肉，現在喜歡吃牛肉了，但追求“更好吃”這個基本偏好沒變。

這個假設很重要，因為它使得經濟學家可以用統一的分析框架來研究不同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的行為。

對應到芝派的理論基礎，就是利益最大化。

第四條，叫均衡分析。

就是說，市場有一種自發趨向均衡的力量。 當外部條件發生變化，打破了原有的均衡，市場參與者就會通過調整自己的行為，來尋找新的均衡點。

比如，某種商品價格太高了，買的人就少了，賣的人就得降價；價格太低了，買的人多了，賣的人就會漲價或者增加供給，最終會達到一個供需相對平衡的狀態。

當然，芝加哥學派也強調，這種均衡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

市場總是在不斷地波動，不斷地調整，但它總有一種向均衡回歸的趨勢。 政府的很多干預，往往就是破壞了這種自發調節機制，導致市場失靈，或者出現更糟糕的后果。

第五條，也是芝加哥學派特別強調的一點，叫實證檢驗。

就是說，你提出的理論好不好，不能光靠邏輯推演，還得拿到現實世界中去檢驗，看看它能不能解釋現象，能不能預測結果。

如果你的理論跟事實不符，那你那套理論就是一堆垃圾，說得再天花亂墜也沒用。

這一點，跟奧地利學派那種純粹依靠先驗邏輯演繹，是完全不同的。 芝加哥學派更強調經驗和實證檢驗。

這幾條方法論，就是芝加哥學派的基本方法論了。

那為什么不提主觀價值論呢？

主觀價值論的確是芝加哥學派出現時就繼承的理論。弗蘭克·奈特作為芝加哥學派的早期奠基人之一，深受奧地利學派（尤其是龐巴維克）的影響。

他在其著作《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中對資本理論、利息理論的闡述，以及對人類行為的分析，都深深植根于主觀價值論和機會成本等概念。

可以說，從奈特開始，主觀價值論就已是芝加哥學派思想體系的一部分。

芝加哥學派還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古典經濟學（特別是馬歇爾傳統）的繼承者和發揚者。

而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之一正是由邊際革命催生的主觀價值論和邊際效用分析。因此，芝加哥學派自然而然地繼承了這一理論遺產。

但是，其雖然承認價值的主觀性，但在模型中常常為了簡化分析而假設 偏好穩定 ，或者認為可以通過市場行為客觀地觀察和度量效用（如顯示偏好理論）。

而奧地利學派則將主觀主義推向更徹底的境地，不僅強調價值的主觀性，更強調成本、預期、知識乃至時間感知的主觀性。他們的方法論根植于先驗演繹，更關注動態的市場過程、企業家精神以及知識的分散性問題。

再加上其方法論中實證檢驗與主觀價值論完全矛盾，因此，說芝派的方法論中包含主觀價值論是很勉強的。

芝派最常見的理論，還是價格理論。

從阿爾欽、施蒂格勒到后來的貝克爾、盧卡斯，對張五常，他們把價格理論當作最為重要的理論。

大致的觀點還是，價格是傳遞信息的最佳方式，是協調無數個體決策的最有效工具。

任何對價格的扭曲，比如政府限價、最低工資、關稅壁壘，都會導致資源錯配和效率損失。

弗里德曼號稱芝旗旗手，但那不過是因為他影響力更大。

雖然也搞微觀，但他更出名的是在和 貨幣理論 宏觀經濟學 領域的理論。

他是現代貨幣主義的旗手，堅決反對凱恩斯那套政府干預經濟的搞法。

他那句名言“通貨膨脹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一個貨幣現象”，直接就把通脹的責任歸因于是政府濫發貨幣。

他主張政府在貨幣政策上要“管住手”，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增長，保持幣值穩定，其他的就交給市場。

但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依然受到奧派的批評，因為他雖然反對凱恩斯，但是認為在蕭條期必須放水。

因為啊，他認為大蕭條并非由股市崩潰或外貿征稅引起，而是由于美聯儲實行的貨幣緊縮政策。

1929年至1933年間，流通貨幣和銀行存款急劇減少，導致銀行難以應對取款和貸款需求。而商業銀行的運作模式使得存款減少必然導致貸款額度下降，經濟陷入惡性循環。弗里德曼主張通過穩定貨幣供給，即每年3%至5%的增長率，來解決這一問題，這就是他被稱為“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的原因。

這也是米塞斯罵他為統計學家的原因。

當然弗里德曼在微觀經濟學以及經濟學傳播上，影響力巨大。比如，他反對福利，說了很多名言。

比如，在我看來，一個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會，最終將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個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會，雖然得不到平等，但會比其它任何存在過的體制都更能接近于平等。

他還直接推動了美國的征兵制的廢除，盡管弗里德曼的貨幣經濟學以及經濟學方法論爭議很多，但不妨礙他是一位知名的自由主義傳播大師。

當然要吐槽他也有很多，比如他支持負所得稅，支持教育券等福利制度，還主張政府可以按一定比例超發貨幣。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他與哈耶克二人對世界的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說弗里德曼是芝派領軍人物的確是應該的，以經濟學改變世界來說，他的確做到了不少。

除了這些傳統領域，芝加哥學派還把他們的分析工具捅向了更多“非主流”的領域，開創了很多新的研究方向。

比如，人力資本理論。

這是由舒爾茨和貝克爾開創的。

他們認為，教育、培訓、健康這些對人的投資，跟對機器廠房的投資一樣，都是資本積累，都能提高生產力，帶來未來的收益。

這個理論一下子就把人從簡單的“勞動力”變成了可以投資、可以增值的“資本”，對教育政策、收入分配理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再比如 法律經濟學和 產權理論。

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科斯和波斯納。

科斯那篇著名的《社會成本問題》，提出了“科斯定理”，認為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無論初始產權如何界定，市場交易最終都能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

這個理論也起到了反對政府干預環境污染、解決外部性問題的錯誤理論批判的作用。

波斯納則更進一步，把經濟學分析方法系統地應用于法律領域，認為法律規則的制定和實施，也應該以效率為主要目標。

法律經濟學現在已經成為法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了。

比如中國另一個有名的經濟學家，薛兆豐，就主要師承于法律經濟學。

還有公共選擇理論，布坎南和圖洛克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芝加哥學派成員（他是弗吉尼亞學派的），但從方法論上來說，是可以歸于芝派的。

芝加哥學派還把經濟學捅進了 這些傳統上被認為是社會學、心理學地盤的領域。

主是要諾獎得主貝克爾主導的，他用成本收益分析來解釋人們為什么結婚、為什么離婚、生多少孩子；用歧視的“偏好成本”來分析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甚至用犯罪的預期收益和預期成本來分析罪犯的行為決策。

這些研究，在當時看來簡直是驚世駭俗，但也極大地拓展了經濟學的邊界。 家庭、婚姻、生育、歧視、犯罪。

可以說，芝加哥學派曾經人多勢眾，在很多領域都進行了研究。

相對于來，奧派的學者數量，不如芝派。奧派當然一樣可以研究更多的領域，本來就是人的行動學嘛，但由于奧派在各國政府那里不怎么受待見，導致很多人不愿意學習奧派。

因為學芝派凱派，可以當上教授，拿政府研究資金。

芝加哥學派的確人才輩出，群星璀璨。

可以說，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在20世紀下半葉，簡直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批發部”。這種學術上的輝煌，在整個經濟學史上都是罕見的。

從1976年弗里德曼獲獎開始，到2013年法瑪獲獎，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包括曾經或正在該系任教的學者）貢獻了十幾位諾獎得主。

這種“諾獎現象”，在外人看來就是芝加哥學派學術影響力的最好證明。

在政治影響力上，芝派當年影響力也超過了奧派。

尤其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國家普遍陷入“滯脹”困境，凱恩斯主義那套刺激需求的搞法失靈了。

這時候，弗里德曼他們主張的控制貨幣供給、放松管制、減稅、私有化這些政策，開始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

英國的撒切爾夫人改革，美國的里根經濟學，很大程度上就是芝加哥學派思想的實踐。

他們大刀闊斧地削減政府開支，搞私有化，放松對金融、航空、電信等行業的管制，打破工會的壟斷。

這些改革，雖然在當時也引發了不少爭議和陣痛，但從長期來看，確實為這些國家后來的經濟復蘇和持續增長奠定了基礎。

智利的經濟改革，更是被認為是芝加哥學派的“試驗田”。

當年皮諾切特軍政府上臺后，任用了一批被稱為“芝加哥小子”的經濟學家，按照弗里德曼的藥方，對智利經濟進行了徹底的市場化改造。

雖然這個過程也伴隨著政治上的高壓，但智利后來確實成為拉丁美洲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國家之一。

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在價格闖關前，也通過張五常邀請過弗里德曼這樣的人物來中國出言獻策。

弗里德曼本人也多次訪問中國，對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提出過很多建議。

但是，芝派的強大影響力，其實就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達到頂點，自弗里德曼去世后，芝派再無世界級有影響力的人物了。

雖然還有拿諾獎的人，但能傳播自由市場思想的人，幾乎沒有了。

芝派在中國，也不行了，沒有哪本芝派的經濟學教程或普及書，能在中國有影響力，甚至我都想不起來，有哪一個芝派的通俗讀物產生過巨大影響。

學習芝派典籍的人更少。

相反，現在是一個全球奧派崛起的時候。

米萊是一位奧派經濟學家，在政治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甚至成為了全球級別的觀念推廣者。如果阿根廷能按他的方向發展個十年八年，米萊成為世界級的自由市場觀念傳播者是沒問題的。

奧派在中國的學習也很普遍。

羅斯巴德的《美國大蕭條》，甚至成為了中國不少高級官員必學的書籍，頻繁出現在各種高層理論研究的書目中。

奧派學習者，往往也是從奧派的《人的行動》《自由的倫理》《人、經濟與國家》《權力與市場》《自由主義》等大師典籍開始學習。

可以說，奧派絕大多數學習者，都有過閱讀典籍的習慣。

《一課經濟學》《小島經濟學》更成為了經濟學普及書中銷量巨大的書籍。

反觀芝派，可以說，我都沒有見過一個公眾號系統地推廣過芝派的觀點，相反，很多說自己是芝派學習者的人，弗里德曼、張五常的書，基本上不看。

我在群里與這些自稱芝派的人辯論，多次引用弗里德曼的觀點和他們辯論，他們居然沒聽過，還反對弗里德曼關于自由市場的很多觀點。

開山大佬的觀點都不知道，那叫什么芝派呢？他們也沒有讀過普及性的經濟讀物，因此，談不上芝派。

其實，他們的很多表達，觀點，只能說，與芝派沒有什么關系。

比如，他們甚至支持川普搞外來人口管制和全球關稅，如果看過弗里德曼的《自由選擇》，就不可能支持這種干預手段。

奧派與芝派的根本性分歧，在于方法論。

雖然有很多共同的主張，甚至都可以說是自由市場觀念的傳播者，但由于方法論的不同，特別是在主觀價值論上的理解深度不一樣，導致了芝派有時會成為政府干預的主張者，比如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

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芝派奧派都還是理性力量中的成員，大多數時候依然在普及正確的人的行動規律科學，在推動世界朝著更理性的方向發展。

那些自稱為芝派，連一本典籍沒有看過的，不算在內。

嚴格地說，除了幾位我稱老師的，我在群里還沒有見過幾個真正的芝派。但我認識的奧派，哪怕有分歧，都有認真讀過書的。

國內整個芝派，學院中的，大多沉默不語，學院外的，能有能力寫作的寥寥無幾，一個典型芝派的公眾號基本上都是不好找的，非典型的，也那么一兩個。

而奧派據我觀察，掌握基本理論，哪怕是普及類知識，能寫文章的，起碼有數百人，也有數十個公號和視頻。

因此，在經濟科學的傳播上，奧派在國內就是第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