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月初，余秀華與鄔霞的網絡罵戰引發文學圈的討論，文人吵架從來不是壞事，圍觀她們吵架總比看明星八卦有趣多了，更何況還是兩位女詩人。

因為這次隔空罵戰，讓公眾知道了鄔霞的現狀。

她正在經歷著人生的黃昏，貧窮的生活反復折磨著這位從流水線上下來的女詩人。

她沒有多少選擇的余地，離婚、單身媽媽、賭博且出軌的前夫、父親重病自殺未果、深圳城中村漲價的房租、兩個女兒即將面臨沒錢上學的困境，67歲的母親李金秀要靠撿垃圾維持生計……一直沒有錢這件事，快要把她逼瘋了。

接通鄔霞電話時，她剛剛到家不久。每天早晨她要坐公交車送小女兒上學，然后獨自到公園溜達一圈。

彼時深圳的天氣已經相當炎熱，三十多度的高溫，陣雨總在不經意間襲來。潮濕空氣中彌漫著一股大雨將落的低氣壓，像極了某種說不出口的委屈。

寫作這件事，救不了鄔霞一家人，可是寫作是這位女詩人貧苦生活的精神出口。

5月12日，事發一周后，鄔霞寫了一篇名為《一個奇丑無比的女詩人給傾國傾城女詩人余秀華的道歉書》以此道歉，連說三遍“對不起”。

罵戰起因是鄔霞在自己號上寫了篇文章，余秀華親自給她留言，稱她“你寫得太差，所以沒有第二次出版，你要好好讀書，你差太遠了！而且不要天天拍照片，你不好看，你在以色示人，該死”。

鄔霞反擊余秀華“缺乏口德，像個潑婦”，言語不和，兩人在留言區互撕起來，好一派熱鬧景象。

幾天后，鄔霞坦言幾年前寫余秀華的幾段話，不存在辱罵，畢竟那部紀錄片就叫《搖搖晃晃的人間》，更不可能瞧不起殘疾人。

“如果我是在罵她，我根本懶得解釋，可余老師罵我是真的有侮辱性的字眼，也罵過我的女兒。”

作為旁觀者，不做評判。

鄔霞感到委屈的是，明明被人罵了，怎么還被說是蹭流量想出名，明明生活還是老樣子，粉絲還是寥寥幾千，連破萬都沒到，這場罵戰并未給她帶來多少流量。

更值得思考的是，大家為何只愛看她們吵架，卻不愿關心絲毫鄔霞這種底層打工作家的女性困境。

人生不光苦，苦人之間還要互相斗。

在這之前，鄔霞與余秀華僅有過兩次交集，參加《魯豫有約》錄制，到天津大劇院朗誦詩歌，兩人沒有任何過節。

余秀華嘲諷鄔霞“以色示人”，不過是鄔霞的文章，幾乎都會配上自己的照片，下方會用幾行小字記錄當天照片背后的實況。

鄔霞坦言文章用自己的照片配圖也是沒辦法，她聽朋友講用網絡照片會侵權，便讓大女兒給自己拍照，如今小女兒拍的多一些。

拍照的時間也就幾分鐘，因為她還要忙著給兩個女兒做飯。

這些照片看起來樸實無華，鄔霞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母親李金秀在外面撿回來的，她前幾天照片抱在懷里的粉色玫瑰花也是從垃圾堆撿的。

鄔霞抱著母親撿來的花拍照| 受訪者供圖

沒有精致妝容，沒有構圖，只有一張憂郁蒼白的臉，有人讓她找個好看背景拍照，她回復四個字：

“沒有背景。”

對話時，我說這個回答很妙，一語雙關。鄔霞笑個不停，表示贊同，稱要把這個對話寫進自己正在寫的非虛構新書中。

她是掙扎在生存溫飽線上的底層寫作者，鄔霞試圖借寫作與命運抗爭。

這個過程是漫長而滿足的，時而伴隨著焦灼、無奈。

年輕時的鄔霞與父母| 受訪者供圖

鄔霞說自己是一個沒有故鄉情結的人，鄉愁在她這里不存在。

在深圳生活了快30年的她，偶爾會想念自己的老家，四川內江市潮水村是鄔霞的來處。

村子里沒有河流，她不明白村名的由來，也同樣不明白離自己村子幾里路的隔壁村那座橋為何叫殺人橋，她打算下一部懸疑小說的名字，就叫《殺人橋》。

鄔霞是第一代留守兒童，父母都去深圳打工了，她和妹妹被送去了外婆家，和舅舅家的表姐表妹一起玩，也不會覺得孤單。

小時候的鄔霞和妹妹| 受訪者供圖

父親去到深圳打工一年后，就回老家了，因為心底放心不下兩個女兒。

盡管家庭貧困，但父母都給了鄔霞最好的愛，沒有農村常見的重男輕女，童年還算幸福。

14歲那年，讀初二的鄔霞開始想念自己的母親，她站在教學樓的走廊上，望向前面的馬路，很希望媽媽突然出現在那里。

也許是本身學習成績不好，數學從未及格過，繼續讀下去也考不上大學的現實；也許是過于思念獨自在深圳打工流浪的母親，這一切因素讓鄔霞決定輟學。

父親鄔發洲對女兒的學習方面不是很在乎，他覺得女孩子只要能夠寫信就可以了。

少女時期的鄔霞與父母| 受訪者供圖

遠在深圳的母親李金秀知道女兒輟學的事情后，哭了整整一夜，她覺得女兒不繼續讀書很可惜，也害怕女兒墜入和自己相同的命運。

1996年秋天，年僅14歲的鄔霞離開家鄉四川內江，和大娘的三女兒一起坐上了去往深圳的綠皮火車，那座到處是高樓大廈的遙遠城市。

到了深圳后，鄔霞才了解到原來父母拍照的背景不是真正的高樓大廈，而是照相館的一塊背景布，她原本還以為母親李金秀過上了體面的城里人生活。

年輕時的李金秀，光彩照人| 受訪者供圖

還沒等鄔霞回過神來，她就稀里糊涂地進了廠，少女時光戛然而止。

母親李金秀帶著鄔霞進松高制衣廠時，托人幫忙才讓女兒混進去，她個子矮、皮膚黑、身形瘦，直筒式的工衣遮住嬌小的身軀。

上班不能說話，女工們個個面無表情，自顧自地埋頭重復手里的動作，像是沒有靈魂的機器。

流水線制衣廠工作時間非常長，一天站著工作十幾個小時不能坐，下班后腳底和腿劇痛無比。

鄔霞在進廠一周后通宵加班，一分鐘都沒休息，她感覺自己氣短、腿腳麻木就要昏倒。

工作服濕透了，她擦掉頭上的汗，繼續加班。旁邊有個女孩年齡和她差不多大，痛苦到一直在叫“媽媽”。

鄔霞一抬頭就能看見自己的媽媽，可一想到母女二人都在同一場域受苦，心里就很難過。

鄔霞之前在天橋右邊的廠區干活| 受訪者供圖

在松高制衣廠四年時間里，鄔霞哭了200多次，她每天都害怕去上班。

一走進車間，她就雙腿發軟，除了漫無休止的流水線勞作，有時還會被當眾謾罵，那關乎尊嚴。

在女工宿舍，鄔霞從不主動和人說話，大家都覺得她性格古怪，其實是她的想法和她們不同，心比天高的她總認為自己活著的目的不是為了解決溫飽，生活應該不止于此。

枯燥辛苦的流水線勞作，讓鄔霞苦不堪言，她產生了寫小說的念頭。

進廠之后，她看過中國臺灣女作家的言情小說，16歲的鄔霞開始在廢紙上編織愛情故事，用一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人生第一篇小說《三角戀》，后來又擴寫成一個長篇，反反復復寫了三遍，改名為《破鏡重圓》。

在廠里寫小說的時間全是她擠出來的，工廠中午休息一個小時，往嘴里迅速塞幾口飯后，鄔霞就從飯堂跑回宿舍，為了節省時間，她把碗交給媽媽洗。

跑回宿舍后，她連氣都來不及喘一口，就拿起筆拼命寫寫寫。

晚上下工回到宿舍，當舍友們都睡去后，鄔霞還在奮筆疾書，寫到凌晨兩點，早晨七點半再起床去上班。

鄔霞站在工廠對面拍的工廠| 受訪者供圖

在她的小說里，女孩們都過得比她幸福，寫作成為鄔霞的精神支柱。

千禧年，鄔霞開始在打工刊物發表文章。在《湛江文學》發表，一篇150元的稿費，有一次她取了稿費在西鄉公園給父親買了一件背心。

2007年，從工廠離開后，鄔霞得到去廣州魯迅文學院學習的機會。

在魯迅文學班，她第一次接受正統的文學指導與練習，知道了什么叫純文學、非虛構寫作。

那一個月，是鄔霞來到深圳后過得最快樂、舒心的時光。

老師溫和謙遜，講課水平很高，她的寫作水平有了提高。同學們也很友好，下課后，大家會相約一起吃飯、唱歌，鄔霞唱歌好聽，她從小喜歡唱歌，聽楊鈺瑩，也聽韓寶儀。

小時候的她第一個夢想是當歌星，那個時候鄔霞還不知道有作家這個職業。

她躺在柔軟寬敞的床上，覺得這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想起在工廠的某些時刻。

下班后，女工們都睡去了，外面的月光皎潔無比，鄔霞會悄悄地下床，穿上吊帶裙，躡手躡腳地溜進女廁所，月光照在鐵窗玻璃上，她對著玻璃看見穿吊帶裙的自己蠻好看。

一個月的時間飛馳而過，鄔霞結束了魯迅文學院培訓班的學習。

回到深圳后，她在出租屋以自己做女工的真實經歷，寫下了那首代表詩歌《吊帶裙》。

“包裝車間燈火通明/我手握電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溫/我要先把吊帶熨平/掛在你肩上/不會勒疼你/然后從腰身開始熨起/多么可愛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凈的手……”

鄔霞喜歡穿吊帶裙，那是她想象中美好事物的隱喻。她心氣比一般打工妹要高，想著自己總會過上好日子，嫁一個有房有車的男人，而不是在工地上干活的人。

毫不意外的是，鄔霞最終還是嫁給了后者。

鄔霞穿著最愛的一條玫紅色吊帶裙| 受訪者供圖

對方是通過文友介紹的，朋友說他人品好，包工程，愛打點小麻將，沒有錢。

鄔霞心想朋友把他說得那么好，便決定和這個人交往試試，就算他是個窮男人，也可以經歷從無到有，從苦到甜，在深圳快樂地生活。

她沒等到這一天，還發現自己懷孕了，對方讓鄔霞把孩子生下來，說他會照顧，結果整天泡在麻將館。

她想分手，最后在身邊人勸說下停止了這個念頭。

2011年，孩子馬上就要出生了，因為要報銷一部分費用，她才跟著他回老家領了結婚證。

28歲的鄔霞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命運即將跌落谷底。

沒有婚禮，沒有彩禮，只有無盡的隱患，原來婚前朋友口中的“他愛打點小麻將”是賭博。

女兒生下來后，沒錢買奶粉喝，也從沒穿過新衣服，都是撿別人穿剩的，因為衣服太大穿上直往下掉。

鄔霞原本想的是，結婚后丈夫可以承擔生活開支，自己的稿費給父母。

現實是丈夫天天和狐朋狗友打麻將，不給一分生活費，自己全天帶孩子，寫作時間少得可憐。

微薄的稿費支撐不了生活，要靠爸媽接濟，自己所剩不多的幾千塊稿費全部被丈夫拿去賭博輸光了。

懷第二個孩子時，家里人都勸她不要生，鄔霞舍不得，堅持要生下來，丈夫對鄔霞說：“你要是再生個姑娘，你就自己養。”

小女兒出生后，無情的丈夫說到做到，連一句關心和問候都沒有，真的讓鄔霞自己養。

她一人照顧兩個女兒，分身乏術，還得想著寫東西賺錢。

這段婚姻走到第五年時，鄔霞吃盡了苦頭，看不到一點希望，她終于在發現丈夫出軌后，下定決心離婚。

鄔霞和兩個女兒| 受訪者供圖

賭博、出軌和家暴，犯一樣鄔霞都應該和他離婚，更何況這幾樣他都犯齊了。

沒有穩定工作，鄔霞只拿到小女兒的撫養權。

她直言，自己和他沒有愛情，好像也根本沒有經歷過婚姻。

人到中年，生活的重錘從未想要饒過她。

貧窮與疾病常常相伴而生，2013年，鄔霞的父親鄔發洲被診斷出糖尿病、腦梗塞、膽結石、高血壓等九種疾病，還患有重度抑郁癥。

為了不拖累家人，父親吃了老鼠藥自殺，還好被送到醫院救了回來。

父親鄔發洲幾十年前就得過抑郁癥，在看著家里越過越窮，兩個女兒都經歷了不幸的婚姻、離婚后，每天思慮過重，便舊病復發。

年輕時的父親，意氣風發| 受訪者供圖

生活很苦，苦到超乎人們的想象。

寫作15年，家里還是一貧如洗。

曾經在制衣廠重復勞作的女工，堅信只要堅持寫下去就能沖破階層困境，但現實冰冷且無情。

鄔霞想要放棄，可是命運向來不由分說，2014年，導演秦曉宇打算拍一部紀錄片電影《我的詩篇》，鄔霞的詩歌《吊帶裙》被選用。

導演帶著攝制組來到鄔霞家時，向來節儉的李金秀，差點激動地要去理發店燙頭。

鄔霞的衣柜里裝滿了各種吊帶裙，有20塊錢一件的，也有15塊錢的，這些便宜的地攤貨，承載著她心底的浪漫。

紀錄片《我的詩篇》片段

在紀錄片拍攝過程中，燈光師對鄔霞說：“你好好配合，明年這部電影要參加上海國際電影節，到時候你就不用住這個房子了。”

鄔霞相信了，她期待著自己可以住上明亮、寬敞，不需要合租的房子。

2015年，《我的詩篇》上映，主角是烏鳥鳥、鄔霞、吉克阿優、陳年喜、老井、許立志六位打工者。

他們是工人、農民，是最普通的勞動者，置身于幽深的礦井與轟鳴的流水線，根本沒時間讓位給悲傷。

鄔霞是這部紀錄片里唯一的女主角，她穿著自己最喜歡的一條前短后長、玫紅色吊帶裙走上電影紅毯，這是她在深圳地攤上花了70多塊錢買來的。

平常不穿高跟鞋的她走起路來一搖一擺，不像在場的女明星那般優雅。

她的另一邊，女主持人在熱情地采訪劉亦菲和宋承憲，鄔霞抿著嘴唇非常緊張。

這年，她33歲。

有人告訴鄔霞，“今晚過后，你或許就能找到一份心儀的文字工作”。

她滿懷希望，希望借此能找到一份穩定的文字工作，獲得大女兒的撫養權。鄔霞雖然沒錢，可仍然堅持要把兩個女兒都帶在身邊。

作為曾經的留守兒童，她深知孩子沒有媽媽在身邊的那種感覺，只要一想起就覺得心痛。

電影節之后，鄔霞錄制了《魯豫有約》和《冷暖人生》，還上了央視五一特別節目《工人詩篇》，那是她前半生人生最高光的一年。

遺憾的是，當聚光燈消失后，鄔霞的人生沒發生多大變化，她去找工作，對方一聽說她連初中學歷都沒有，便沒了下文。

鄔霞沒有學歷，難以找到體面的工作，也就無法過上體面的生活。

期間，她去一家電子廠做文員，短短5個月工廠倒閉，拖欠工資。鄔霞輾轉于好幾個工廠，還做過倉庫管理員、前臺、擺過攤，均以失敗告終，她迫切地想謀一份安穩的工作而不可得。

她也發表過一些作品，但寫作依然沒有多大起色，關注的人寥寥無幾。

鄔霞知道自己在寫作上并非天賦型選手，需要努力練習，多寫多練才可發生質變。

鄔霞在用第二臺280元的電腦寫作| 受訪者供圖

鄔霞過去和家人住在深圳破舊逼仄的城中村，陰暗、潮濕、每天晚上與合租的人搶沖涼房，因水電費的事情被罵。

母親有時哭得緩不過氣，就怪女兒，如果不是她為了寫作來深圳租房，就不會受別人的氣。

人們都說深圳遍地是黃金，可是鄔霞只知道自己的母親在撿垃圾。

母親李金秀之前一直在飯店洗碗，每月工資3000多元，去年鄔霞的妹妹喊母親去帶孩子，閑暇時李金秀就去撿垃圾，能賺個1000塊。

鄔霞的很多衣服、耳環、玩具、電風扇、吃飯的茶幾……都是母親撿來的。

在“撿回來”的出租屋里，一家人相依為命。

鄔霞不寫點什么的話，她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不知道靠什么支撐活下去。

時代發展迅速，深圳更是如此，可鄔霞家的條件從來沒有改善過。

她原本夢想著自己成為暢銷書作家，能讓一家人住進明亮干凈的房子，她可以擁有一個自己的書房，安靜寫作。

剛來到深圳時，鄔霞租住在一個叫翠景花園的地方，名字聽起來像高檔小區，實則是一片老舊破敗的農民房，墻上全是草，她打趣似地說：“我看應該叫翠景草原。”

鄔霞性格很好，即便被生活壓得要喘不上氣，依然愛笑。

她和家人在翠景花園住了20年，直到深圳改造舊房，原本的農民房要重建為公寓，租給光鮮亮麗的白領們。

在這其中，鄔霞與一家老小是挪移者，她們被驅趕后，要想方設法找尋新的容身之所。

從2021年至今，鄔霞一家人都住在深圳寶安區共樂村，這是一個典型的城中村，社區人口異常密集，被稱作握手樓，懸在半空的電線亂七八糟得纏繞在一起。

每天早晨，電動車、三輪車、來來往往的人群穿梭在此，擠得根本走不動。

共樂村這條小巷進去白色平房是鄔霞的家| 受訪者供圖

住在這里，生活相對便利，有超市、水果店、鹵肉熟食店、菜鳥驛站……

鄔霞的家在共樂村更深處，找起來不是件容易的事，七拐八拐才能到達，外賣小哥和快遞員給她打電話要說半天才能找到，或者干脆就找不到，要不然就送到另外一個地方。

她住在下塘129號，他們就送到上塘129號，這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她已習以為常。

不停上漲的房租讓鄔霞壓力倍增，2021年5月9號，剛搬到共和村的時候，每個月2900元，原本說好租夠一年加100塊，沒成想一年后，房東要漲600塊，在反復交談后，最后以3250元續租。

房子后面，鄔霞每天在這面爛墻前拍照和錄讀詩視頻

| 受訪者供圖

她有一首名叫《出租屋》的詩，記錄下了住處的惡劣環境之一。

“出租屋見證著時間的流逝/它的墻皮已經脫落/老鼠、蟑螂、蚊子來去自由/我偶爾會嫌棄它/也得感謝它/收納了我們”

深圳的高樓大廈，與她無關。住在爛房子里，鄔霞也不想回老家，有時她想象一下要回到農村，就感覺脊背發涼。

這些年，鄔霞只回過兩次老家，內江的天總是霧蒙蒙的，她很不喜歡。

她貪戀深圳的好天氣，這里的夏天如此漫長，可以穿很長時間的裙子。老家的氣候也不適合父親養病，很少見到太陽，空氣中總彌漫著一股化不開的霧氣。

大女兒的戶口在前夫那里，回到老家沒法上學。父親的身體也會越來越糟，可能連命都沒了。

“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鄉。”鄔霞對這句話深有體會。

鄔霞一家人

| 受訪者供圖

在鄔霞的記憶里，自己一直為錢糾結。

她是一個只有生存，沒有生活的人，常年臥病在床的父親日漸消瘦，鄔霞和母親、妹妹輪流照料，按時帶著去醫院做檢查。

鄔霞努力截斷“留守兒童長大成為打工者，再生下下一代留守兒童”的命運循環，她循環了母親李金秀的命運，也害怕兩個女兒步自己后塵。

她靠自學拿到了大專畢業證書，為了深圳戶口讓孩子讀公立學校，鄔霞還考了兩年工程管理證，書很厚，題很難，考的人很多，她考了兩次都失敗了，為了考證還榨干了這幾年的寫作時間。

兩個女兒現在在讀民辦學校，離家遠、學費貴。她6點55分和孩子出門，如今大女兒讀初中了，不需要她去送，她坐公交車送小女兒上小學。

鄔霞和兩個女兒

回到家后，她給臥病在床的父親做完飯，就做做家務，收拾一下“撿回來”的家，打開從維修店買來的280塊舊電腦開始寫作。

鄔霞如今手里這個舊電腦，是第二臺280元的電腦，第一臺已經壞掉了。

她不知道自己能支撐這個家多久，只知道如果日子繼續這樣貧苦，是絕對沒有錢供兩個女兒讀高中的。

大女兒喜歡畫畫，她在想是否可以讓孩子學個手藝，可以自己開店，總歸不能和自己一樣，走上打工的命運，過暗無天日的閉塞生活。

她已盡力拖拽，不讓兩個女兒成為深圳的第三代打工者。

大女兒畫的畫| 受訪者供圖

鄔霞說自己一點也不留戀活著，更不愿意像爸爸那樣將來變成一個臥床老人，完全失去掌控自己身體的本能，失去作為一個人的尊嚴。

鄔霞如今每天早晨6點20分就要起床，第一件事是要給小女兒燒開水，學校無法直接打開水，要在家里燒開水放涼，再倒進杯子里。

與以往不同的是，最近小女兒的書包里還多了一個雞蛋。

前些日子，鄔霞帶著瘦小的小女兒到一兒童健康機構查身體，孩子的骨齡相比于同齡人偏大，這意味著要長高的話，存在困難。

醫生建議每天給孩子吃個雞蛋，補充蛋白質，鄔霞這才意識到，原來自己以前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她內心倍感懊悔。

2018年，鄔霞和兩個女兒。那是鄔霞最后一次燙頭發，對話時，她說花幾百塊舍不得，養孩子越來越吃力| 受訪者供圖

我問鄔霞，走到今天，已經是自己拼盡全力的結果了嗎？

“不是，我會繼續拼命，尋找出路的”，鄔霞這么回答，她是石頭縫里開出的野花，夾縫求生。

鄔霞最近送完小女兒上學，坐公交車回家時會先到寶安公園走一走，為了正在寫的非虛構新書她幾乎黑白顛倒，身體有了不舒服的信號。

5月17日，鄔霞在寶安公園| 受訪者供圖

她是別人眼中“可憐的女作家”，也是這個家的頂梁柱，平日里鄔霞喜歡唱歌，也許是為了躲避現實生活的重壓。

聽韓寶儀的歌時，沉浸在其中，鄔霞暫時忘卻自己沒有錢沒有煩惱的現實，感覺活著也蠻好。

當音樂結束，一切照舊，共樂村的嘈雜聲與父親的嘆息聲一同襲來，鄔霞又要為明天的飯碗發愁。

陳天橋|雷軍|鐘睒睒

不婚女性|蘇敏離婚|女性共居

耶魯碩士沒工作|摳門上癮的年輕人

負債160萬的年輕人|985大學畢業收廢品

三無青年|起訴迪士尼的王潔瑩|極簡生活

紋面男孩|北漂中年長通勤|安寧病房

脫口秀|東方甄選|奇葩說

麥家|李娟|亦舒|瓊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