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實是經濟學領域的課題，說真的，不管是從出生率的下跌速度，還是從人口老齡化看，丹麥都還夠不上全球TOP呢！歐盟就是個養老院！

我們先來看下全球排名前十的國家：

（1）日本（29.3%）65 歲以上人口 3625 萬且就業率達52%，80 歲以上占 10.4%。

（2）意大利（24.1%）歐盟老齡化最嚴重，生育率 1.25（國際基準更替率2.1）

（3）芬蘭（23.0%）北歐高福利國家，人口自然增長率 - 0.5%，65 歲以上占比 23%。

（4）葡萄牙（22.8%）南歐老齡化典型，總人口連續 10 年下降。

（5）希臘（22.6%）65 歲以上占比 22.6%，經濟危機后年輕人失業率曾超 50%。

（6）德國（22.5%）歐盟人口最多，中位年齡 44.8 歲（全球第二）。

（7）克羅地亞（22.3%）國內老年貧困率 15%（高于歐盟平均 10%）

（8）保加利亞（22.0%）65 歲以上占比 22.0%，護理設施覆蓋率不足 50%

（9）法國（21.9%）生育率 1.84（歐洲較高），平均壽命較高（82.5 歲），養老福利好。

（10）拉脫維亞（21.8%）國內老年貧困率 15%。

我們再來看看丹麥為什么能按預期壽命調整退休年齡！大家可能不知道丹麥是歐洲人均最富有的國家之一！是世界第二幸福的國度！

而丹麥的老齡化全球排名：差不多只在全球第 15-20 位（占比 20.5%），低于日本、意大利（24.1%）、芬蘭等 “超老齡” 國家，高于美國（17.8%，第 30 位）、中國（16.5%，第 33 位）。

而在北歐內部，丹麥老齡化程度低于芬蘭（23.0%）、瑞典（21.5%），高于挪威（19.8%）、冰島（18.2%），居北歐第 3 位。

值得注意的是，丹麥在 “老齡化社會指數” 中全球排名第 3（僅次于瑞士、挪威），在福祉（老年醫療、養老服務）、生產力（老年就業激勵）、社會參與度（彈性退休、社區融入）等維度表現優異，體現了其老齡化治理的前瞻性。

所以，他們計劃按預期壽命調整退休年齡是科學的、經濟的！

不同于一些國家“一刀切”的模式，這種模式適合面積較小的國家和低人口國家使用，通過 “壽命 - 退休年齡聯動”機制，保證每 5 年隨預期壽命增長延退 1 歲，同時，延長繳費年限、縮短領取年限，緩解財政壓力。

舉例來說，2006-2024 年延退 2 歲，使養老金系統缺口縮減 12%（經合組織數據），2040 年達 70 歲后預計再降 1.8 個百分點（丹麥財政部測算）。

根據資料，丹麥預期壽命從 2000 年的 78.5 歲增至 2024 年的 81.7 歲，退休年齡同步從 65 歲調至 67 歲，2040 年達 70 歲，基本 “每 10 年壽命增 2 歲，退休年齡增 3 歲”，非常匹配勞動者生命周期（丹麥人工作 45 年左右，領取 11.7 年退休金，接近 “4:1” 繳費與領取比，優于日本 “3:2”）。

從當下看，丹麥 65-69 歲勞動參與率已經 71%（歐盟平均 55%），彈性就業制度（如半退休、崗位再培訓）和企業激勵（雇傭老年員工稅收減免）使延退執行并不會遇到太大阻力，2024 年，丹麥民意調查顯示，58% 的丹麥人支持 “健康允許下工作至 70 歲”，這反映了社會對延退的接納度（畢竟福利好啊，人均6萬美金的待遇！）。

但是，即使這樣丹麥內部還是有反對聲音傳出，體力勞動者（如建筑工人）平時健康損耗大，70 歲退休對其非常艱難（丹麥工會 3F 調查反映有 75% 會員質疑這個決定），因此，丹麥議會正研究配套 “差異化退休”（如藍領 65 歲可部分領取養老金，白領彈性延退）。

此外，丹麥人權組織認為，還應該加入按固定周期調整，需要考慮個體健康壽命差異，未來必須引入 “健康預期壽命” 指標（如 70 歲時健康工作者占比 60% 以上），動態優化延退節奏。

我們再來聊下全球老齡化倒逼趨勢下，丹麥模式能不能復制！

從國際經驗看，養老制度的設計之路十分坎坷。

以美國為例，1940 年社保制度建立時，預期壽命 61.4 歲，退休年齡 65 歲，平均領取養老金年限僅 6.4 年；2024 年預期壽命 78.9 歲，若退休年齡仍為 65 歲，領取年限達 13.9 年， 翻倍的支付壓力導致系統難以為繼。

而歐美養老金多為 “現收現付制”（當前勞工繳費支付退休者），老齡化直接導致 “繳費者減少、領取者激增”（我們也是）！德國在1960 年每 5 名勞工養 1 名退休者，2030 年將變為每 2 名勞工養 1 名；美國社保信托基金預計 2035 年耗盡，延退至 67 歲可使基金壽命延長 5 年。

我們要明白，延退本質是用 “時間換空間”，為制度轉型爭取緩沖期。當日本 1986 年承諾 “退休年齡不超 60 歲”，2021 年已延至 65 歲，民眾對政策連續性喪失信心，導致 “養老金拒繳率” 達 30%。如何在 “靈活性” 與 “穩定性” 間平衡，成為制度設計的核心難題！

我在前面說了，丹麥當下的政策還有些反對者，所以，丹麥的政策未來可能逐步先發展為 “彈性退休體系”，允許 65 歲起選擇 “部分養老金 + 繼續工作”（如領取 50% 養老金，工作至 70 歲后全額領取），這樣既緩解財政，又照顧個體差異（如健康不佳者提前半退休）。而在“彈性過渡期”過后，則是基于 “健康預期壽命” 動態調整，而非單純平均壽命，從而減少對體力勞動者的沖擊。

而丹麥模式的 “可復制性” 在于：

首先是制度科學：提前 20 年規劃（2006 年啟動，2040 年落地），給社會緩沖期；

接著，十分注重配套措施，同步改革勞動力市場（老年就業培訓、企業激勵），有效降低了延退阻力；

然后是動態評估：丹麥政府每 5 年就會基于壽命、財政、就業數據調整，避免政策僵化，這點保證了他們政策的人性化動態持續！

而這套模式，其實不僅是丹麥，其實歐盟內部已經開始對養老制度進行系統改革，荷蘭 2025 年試點 “健康工作年限評估”，該模式以 65 歲時 “可勝任全職工作人口比例” 為調整依據（如該比例≥70% 則延退，<50% 則暫停）。這一改革針對 “壽命增長≠健康工作能力延長” 的矛盾（如體力勞動者健康壽命比白領短 5-8 年），試圖徹底解決 “一刀切延退” 的公平性問題。

最后，養老金問題其實是 “工業文明老齡化困境” 的集中爆發：當人類社會從 “高生育、低壽命” 轉向 “低生育、高壽命”，原有的退休 - 養老制度框架必然重構。

汪文灝R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