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上海余慶里的弄堂不時傳出爆炸聲。周圍的居民很是納悶，但時間長了也就習以為常了——不外乎是東家長西家短打架的事情，誰會往炸彈上想呢！

在那樣一個年代里，大家想的都是怎么填飽肚子，怎么活下去，至于其他的，就無暇關心了。

就在這間傳出爆炸聲的破舊房間里，有一個埋頭于火藥實驗的年輕人，后來居然轉身成為了北大的校長！

他就是蔡元培！

少年得志

我們提到蔡元培，第一印象就是那個戴著眼鏡，穿著長袍，文質彬彬，禮賢下士的儒雅學者，因為其獨特的個人魅力，身邊聚集了文化界新舊派的人物

——既有銳意改革的新文化派，也有頑固保守的舊國學派。

這兩派的代表，無論是陳獨秀，還是辜鴻銘，都對蔡元培十分尊敬。

這是人到中年的蔡元培。

而他的幼年和青年時期的故事則更加精彩，堪稱傳奇！

1868年，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紹興山陰縣一個祖祖輩輩經商的商人家庭。

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清朝，他的出身并不高。

蔡元培的父親同樣認同這一點，所以在兒子很小的時候，就把他送去讀書，希望他能夠在科舉上找到更好的出路。

聰慧的蔡元培果然沒有辜負父親的期待，17歲中秀才，22歲中舉人，25歲中進士，實實在在地成就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傳奇。

當時的會試主考王頌蔚看了他的文章，連連贊嘆：“大氣磅礴，非常人所能做！”

就連帝師翁同龢，也十分喜歡這個年輕人：“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才也！”

27歲，蔡元培成為翰林院編修，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今后前途不可限量。

但就在這一年，甲午戰爭爆發。一心想要報效國家的蔡元培和翰林院的有志之士，一起分析戰局，共商良策，并代表翰林學士上書：“敵情叵測，宜出奇兵，以彌兵釁”，建議采用奇兵取勝。

戰爭初期，清兵自大輕敵，節節敗退，朝中主和聲音甚囂塵上。蔡元培憂心如焚再次上書：“戰敗而遂和，則國必不復振”，請求血戰到底，即使是失敗，也能從中積累經驗！

但這兩份奏折都沒有被看重。

因為彼時的西太后慈禧正忙著籌劃自己的六十大壽。為了修葺頤和園和準備壽宴，她甚至挪用了應戰的軍費。

甲午海戰失敗的噩耗傳來，蔡元培悲憤欲絕：“甲午以后，中國睡而將醒！”

他痛恨清政府的腐敗，也痛恨窮奢極欲的慈禧太后。

紹郡中西學堂

甲午戰爭失敗，清政府被迫簽訂了《馬關條約》。

以康梁為首的改良派應運而生，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但最終以失敗告終。

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和自己的權力，慈禧太后竟然下令譚嗣同等愛國志士！

國將不國，內部卻還在爭權奪勢，自相殘殺！

蔡元培對慈禧太后的仇恨達到了頂峰！

他再也無法忍受在這樣的環境下做事，也再也不愿意為這樣腐朽的政府做事！

在1898年的秋天，他辭掉令無數人眼紅的京官，回鄉搞教育，當校長，希望培養培養一批新青年，改變這個國家。

在紹郡中西學堂，蔡元培開展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教育改革，也為后來在北大改革做好了一定的準備。

在這里，蔡元培聘任新教員，修訂新章程，還把政府嚴厲查禁的《強學報》、《時務報》、《國聞報》拿來給學生看，學堂內一時嘩然。

但這件事很快被學校的頑固派教員舉報到了學督那里——簡直是大逆不道！

學督找蔡元培談話，要求他“改邪歸正”。

蔡元培終于明白，在一個腐朽沒落還如此冥頑不靈的朝廷下談教育救國，就是個笑話！通過教育這種溫和的方式根本不能救國。

他開始意識到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

他怒而辭職，走上了他的炸彈救國道路。

加入刺殺團

從此，蔡元培從一個清朝的翰林院士轉變成了一個徹底的革命黨人。

1904年，蔡元培秘密加入了“暗殺團”，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刺客、殺手。

他們首要目標便是大清帝國的最高領導人——慈禧。

那幾年暗殺團發展迅速，不僅很快成立了 “光復會”，會長蔡元培還跟孫中山搭上了線，把“光復會”發展成了革命黨人在上海的主要據點。

他們先是準備投毒。

毒藥制作好了，卻找不到投毒的方法，因為實在找不到機會接近慈禧。

后來，他們又打算制作炸彈。

這就出現了我們一開始描述的那一幕。

為了研制炸藥，蔡元培幾次被炸傷。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也曾一度加入暗殺團,成為蔡元培研制炸彈的得力干將。

他們還開設了個愛國女學，準備培養女殺手。

可惜好景不長，隨著清政府搜捕革命黨人的力度加大，暗殺行動屢屢失敗，暗殺事業陷入了低潮。

蔡元培空有救國救民之志，眼前卻看不到一絲光明。

為了尋找出路，他到德國留學，學習教育改革經驗。

五年后，回國做了教育部長，邀請魯迅到教育部任職。

因袁世凱復辟，不愿同流合污，輾轉到了法國，組織留法勤工儉學，包括周恩來等人在內都是用這種辦法去的法國。

等他再回國出任北大校長，已經過去九年了。

北大改革

彼時的北大是一所培養官員的學堂，官僚氣息濃厚，學風不端，教風散漫，讓“很多大學問家聽到都頭疼”。

有一部分學生，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結十兄弟”（就是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作兄弟，畢業后大家鉆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對讀書毫無興趣。

教員中不少人不學無術，吃飯混日子，講課是照本宣科，敷衍塞責。

更有甚者，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后就坐洋車奔“八大胡同”。

很多老朋友特別登門勸蔡元培不要去北大，會影響他的名聲。

但蔡元培心中還有“教育救國”之夢：“吾人茍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

再三思量之后，懷著“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的想法，蔡元培到北大履任。

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講中，他提出了“抱定宗旨”、“砥礪德行”和“敬愛師友”三條要求，為師生創造研究高深學問的條件和氛圍，讓北大成為“研究高尚學問之地”。

蔡元培辭退了許多“混天熬日”的不合格教師，同時也“不拘一格降人才”，憑借自己的眼光與判斷為北大請來了許多人才：

“三顧茅廬”請來了曾經暗殺團的舊友，辦《新青年》雜志宣傳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

預定了留學美國還未畢業但已經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名震一時的胡適；

任命國內第一個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夏元瑮做理科學長；

因參與支持袁世凱“籌安會”而在天津潦倒的國學大師劉師培，同樣接到蔡元培的邀請，被聘為文科教授，主講中國文學史；

就連24歲“北大落榜生”梁漱溟，也接到了聘書來學校講哲學，因為他的論文《究元決疑論》被蔡元培看到了，認為水平很高；

北大一時間大師薈萃，群星璀璨：既有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也有留學歸來的李四光、丁燮林以及法科領域馬寅初、陳啟修，更有政治保守、國學功底深厚的劉師培、黃侃、辜鴻銘。

于是校園里時常可以見到拖著長辮的辜鴻銘上課前大罵陳獨秀和胡適“欺師滅祖”，堅持舊文學的黃侃在課堂上大罵倡導新文學的師弟錢玄同有辱師門；辜鴻銘、劉師培與黃侃、陳漢章、梁漱溟等人，構成的 “舊派”與新派對壘，你來我往，十分熱鬧。

這就是蔡元培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張與堅持。

逐漸地，北大變得教風端正，學風清明。

這里聚集了早期的無產階級革命者。

這里有一則趣事。1922年，北大學生因為學校增加講義印刷費在宿舍門口集體抗議。蔡元培前來處理。個別學生不聽勸阻，還要動手打人。

蔡元培擼起袖子，惡狠狠地告訴他們：“誰要是不服從決定，快過來與我決斗。我以前就是搞炸彈的，你們手里誰有炸彈，盡可以拿出來對付我！”

學生們一看，校長這也太狠了，嚇得趕緊散了。

清黨疑云

蔡元培至今被北大師生稱為“永遠的校長”。

他愛護自己的學生。1919年五四運動后，不少愛國學生被逮捕扣押。蔡元培前后奔走，迫使當局釋放學生。

他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主持編著了《倫理學原理》、《中國倫理學史》，研究《紅樓夢》。

他的教育獨立和五育并舉等理論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但蔡元培也是一位極有手腕的政治家。

在他身上，最有爭議最大的就屬“清黨運動”了。

1927年春天，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國民黨人，發起過一個大規模的“護黨救國運動”（也稱“清黨運動”，因國共合作之初，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組織活動是秘密的，所以“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

魯迅在他的雜文中，曾對那個時期清黨有過這樣一句話：我平生從未見過有殺人殺成這樣的。

“清黨運動”繼而引發了“412反革命政變”。

一大批共產黨人和左派進步分子遭到殘忍屠殺。

其中就包括好友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29歲，被亂刀砍死）、

著名工人運動領袖趙世炎（26歲）、

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領導人汪壽華（26歲，被活埋）。

在這次清黨運動中，某些貌似溫文爾雅的文人和“公共知識分子”，也露出了猙獰殘忍的真面目，例如吳稚暉。

而蔡元培是否參與其中，則是眾說紛紜的。

有人認為蔡元培親自動手整理了一份長長的通緝名單，里面甚至包含自己的學生。

也有人認為蔡元培反對暴力屠殺，保護和營救了一些共產黨人和革命青年。

我沒有找到確定的答案。

所以，僅羅列搜集到的一些資料。

臺灣學者孫常煒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稱蔡元培

“與張人杰(靜江)、吳敬恒(稚暉)、李煜瀛(石曾)等朝夕與蔣總司令中正討論清黨大計"。

北京的周作人則連發《怎么說才好》《功臣》等文，抨擊“清黨”中的殘暴行徑，并指出：

“最奇怪的是知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且也是知識階級的蔡(蔡元培)、胡(適)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

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學生柳亞子在《紀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就提到蔡元培清黨的態度曾給他極大的震動：

“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但在民國十六年（即1927年）上半年，卻動了一些火氣，參加了清黨運動。一張用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發表的通緝名單，真是洋洋大觀，連我也大受其影響。”

1927年6月，魯迅寫給章廷謙的書信中有幾句話對蔡頗有微詞：

“可惡之研究，必為孑公所大不樂聞者也。其實，我和此公，氣味不投者也。”

許德珩在所著《回憶蔡元培先生》一文中的: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后，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大部分人和敵人妥協，站到反動的方面去了 。這個時期，蔡元培先生的動搖性和妥協性更為突出， 以致與反動勢力一度合流 。”

似乎說明了一向將蔡元培尊為前輩，甚為敬重的魯迅也是因為“清黨”一事對他態度大變。

抗日救亡

抗日戰爭爆發，他向南京高層表明支持抗戰的堅決態度，在寫給魯迅的信中寫下了“養兵千日知何用，大敵當前不喑聲”的詩句。

積極勸說汪精衛抗日：“關于中日的事情，我們應該堅定，應該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們抵抗，中國一定有出路。”

說到這兒，眼淚滴到手中的酒杯里，他端起摻著淚水的酒一飲而盡。在場者無不為之動容。

1932年，蔣獨裁野心膨脹，“攘外必先安內”。為保障民權，反對獨裁統治，蔡元培與宋慶齡、楊杏佛、林語堂等人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與蔣徹底決裂。

此后，他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愛國運動，積極營救瞿秋白和徐梅坤等共產黨人，為愛國民主而奮斗。

直到1940年3月5日病逝，結束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