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難得君

又是一年端午，粽葉飄香，龍舟競渡。

屈原的名字又一次被鄭重提起，“偉大的愛國詩人”的稱頌在神州回蕩。然而翻開歷史書頁，另一位同樣死于五月初五的英魂伍子胥，卻沉寂在時光的角落，只余江浙一帶零星的“濤神”祭奠。

為何伍子胥身后兩百余年的屈原，反成了端午唯一主角？歷史深處，早有答案。

屈原與伍子胥，血脈里都流淌著楚國羋姓王族的血。屈原在楚國擔任三閭大夫，一個掌管宗族祭祀的閑職；而伍子胥在吳國官至相國公，位極人臣。

然而命運的分野，不在官職高低，而在面對君王昏聵時的抉擇。

楚懷王聽信讒言，放逐了忠貞的屈原。屈原行吟澤畔，形容枯槁，卻始終抱著一腔孤忠，最終懷沙沉江。

而伍子胥面對楚平王的滅門之禍，選擇了一條荊棘之路：逃亡異國，忍辱負重，最終借吳國之力攻破郢都，掘開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雪家仇。

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感嘆伍子胥乃“棄小義，雪大恥，名垂于后世”的“烈丈夫”。

然而這份剛烈，卻成了后世帝王心頭的一根刺。

時間到了宋神宗元豐三年。一道詔書從天而降，追封屈原為“清烈公”，明令五月初五為“端午節”，諭令天下以龍舟競渡等儀典紀念屈原。從此，屈原在官方敘事中光芒萬丈，而伍子胥的祭奠，卻在“非正祀”的名義下屢遭打壓。

這并非偶然。當神宗皇帝面對王安石變法引發的激烈黨爭，朝廷急需一面凝聚人心的旗幟。

屈原“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忠君形象，恰如一方溫潤而安全的玉璧。它無聲地訴說著：放下私怨，忠于君上，即使蒙冤受屈，亦不可動搖根本。這無形中為動蕩的朝局注入了一劑強心針，也悄然為新舊黨人套上了“忠”的金箍。

反觀伍子胥，他那驚心動魄的復仇與“孝大于忠”的激烈反抗，卻如一把雙刃劍。

它固然閃耀著人性的剛烈光輝，卻也可能刺破“君權神授”的帷幕，成為點燃“伐無道”星火的引信。

帝王們需要的是安全的忠臣樣板，而非一個可能喚醒血性反抗的復仇之神。

文人墨客的筆端，亦為這尊忠君偶像鍍上了金身。屈原的《離騷》《九歌》，被鄭重收入《文選》《四庫全書》，成為科舉士子案頭必備的經典。歷代文人端午懷古，必引屈子辭章，將“忠君”與“詩魂”編織成一張牢不可破的華麗錦緞。

于是，帝王的統治需求與知識精英的話語霸權在屈原身上奇妙合流，他便成了端午節的唯一標準答案。

誰掌握塑造記憶的犬力，誰便能決定哪些身影被奉上神壇，哪些姓名被投入忘川。

伍子胥的“潮神”之位，是歷史選擇后的幸存碎片；而屈原的巍峨塑像，則是犬力與文筆共同澆筑的豐碑。

今天，當我們剝開清香的粽子，眺望競發的龍舟，除了感念屈子留下的瑰麗詩篇與三日閑暇，或許更應保持一份清醒：歷史長河中的英雄形象，常被看不見的手精心雕琢。

那些被我們代代傳頌的名字，有時并非因事跡更壯烈，而是因其精神骨骼更貼合犬力的模具。

端午安康，愿智慧如菖蒲，助我們穿透華麗辭藻的迷霧，看清那沉默于時光深處的另一種忠勇。

當我們在岸邊遙祭屈子，也當聽見千年江濤中，伍子胥那未被馴服的靈魂仍在隱隱咆哮，那是一個不肯被廟堂敘事完全馴化的魂魄，在歷史深處固執地提醒著：忠義的面孔，原不止一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