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11點多她又上來罵，我們全家被吵醒，這已經是第不知道多少次了。”吉林松原的刁先生面對記者時，臉上寫滿疲憊。從2022年12月起，他和家人就陷入了 “閣樓囚徒” 般的生活——除了做飯幾乎不敢踏出閣樓，只因為樓下住著一位隨時可能沖上來砸門咒罵的精神病鄰居。

一點點水流聲就能引爆樓下的怒火。倒水、刷牙、正常走動，這些再普通不過的生活聲響，都會招致鄰居的瘋狂報復。她手持搟面杖、木棍等“武器”砸門，力道之大竟將防盜門砸得面目全非，刁先生家不得不花費數千元更換新門。

絕望的循環，近200次報警的無奈

兩年半來，刁先生的生活被切割成兩個部分：躲避鄰居的騷擾和四處尋求幫助。他的手機通話記錄里，報警電話的記錄觸目驚心——累計報警近200次。每一次警察到來，都只能進行短暫調解，問題從未得到根本解決。

除了報警，刁先生嘗試了所有能想到的維權途徑：市民熱線、信訪部門，所有能接觸到的官方渠道他幾乎都走遍了。然而收到的回復冰冷而一致：違法行為人系精神病人，案發時處于妄想狀態，依法不予行政處罰。

更讓刁先生絕望的是官方解釋的“死循環”：因其兒子不同意送醫治療，且未有刑事案件發生，警方和政府不能強制送醫。 這意味著，只要鄰居沒有捅傷人，這種日夜騷擾就可能永遠持續下去。

責任真空，被忽視的監護責任

此案暴露的最大問題在于監護責任的嚴重缺失。根據警方調查，肇事鄰居的兒子作為監護人，明確拒絕將母親送醫治療。我國《民法典》明確規定監護人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負有監護職責，但現實中卻缺乏有效的監督和追責機制。

精神病人監護面臨兩難困境：許多家庭經濟條件有限，無力承擔長期治療費用；部分家屬則存在 “家丑不可外揚”的傳統觀念，不愿將患者送醫。目前部分地區嘗試將精神障礙治療納入醫保特殊門診，或由民政部門提供補助，但覆蓋范圍仍有限。

“砸門這類民事糾紛不能作為強制送醫的判斷標準，必須是出現實際傷害行為或明確傾向。”一位法律從業者無奈表示，“雖然砸門咒罵對日常生活影響很大，但‘并未造成實際意義上的身體傷害’，法律上拿不出強制措施的依據。”

制度反思，如何打破無解困局

面對這場持續兩年半的噩夢，刁先生道出了最現實的困境：“去年剛還完房貸，半生積蓄都在這里，也沒有能力搬走。” 當保護家園的合法訴求與制度空白相碰撞，普通百姓的維權之路何其艱難。

專家呼吁建立 “預防性干預機制”：當精神病人的行為已對他人造成持續性困擾，且監護人未履行監護職責時，社區、警方、醫療機構應形成聯動，啟動強制診斷程序。同時完善精神疾病治療救助體系，減輕患者家庭經濟負擔。

“實際生活里這種狀況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幾乎是無解的困境，真要是碰上那簡直是倒了大霉了。”一位網友的評論獲得上百點贊。更多的聲音則質疑：“監護人難道不應該負責嗎？”

法律文書柜前，刁先生又一次遞交材料的身影顯得格外孤獨。他的防盜門換了新，但門鎖可以更換，被砸碎的安全感卻難以修復。社區工作人員透露，那位鄰居的兒子始終拒絕露面協商，更拒絕簽署任何醫療文件。

“非得等出了人命才有人管嗎？”一位小區居民私下問道。這個問題懸在每個人心頭，卻無人能答。夜幕降臨，刁先生一家屏息聽著樓道里的動靜，那熟悉的咒罵聲和砸門聲隨時可能再度撕裂夜晚的寧靜——兩年半來，這樣的夜晚他們已經度過了900多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