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出過很多進士，但既是進士又是銀行家的，唯獨民國年間擔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30余年的葉景葵一人。葉景葵（1874年—1949年），字揆初，號卷盫，又號存晦居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葉景葵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父葉作舟中舉后曾先后在河南、山東等地為官。因為家庭的緣故，葉景葵自幼修習舉業，而他的科考之路也堪稱順利：20歲時，他便得中舉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29歲的葉景葵得中癸卯科二甲進士。

1893年，葉景葵奉父命到山東濟南成婚。在其岳父的結義兄弟趙爾萃的引薦下，葉景葵得到清朝大吏趙爾巽（趙爾萃胞兄）的賞識。之后，他進入趙爾巽的幕府并跟隨后者到各地任職。1905年后，趙爾巽出任盛京將軍，葉景葵為幕中文案總辦，其間剔除積弊，整理財政，“未及兩年，所入驟增逾千萬”，充分展示了善于理財的特長。

1911年初，葉景葵被清廷任命為天津造幣廠監督。上任不久，又被清廷封以三品京堂，出任大清銀行正監督。大清銀行原為戶部銀行，葉景葵到京上任后，力主向中央銀行方向發展，同時又起用一批專才，以加強對分行的領導。

1911年10月初，葉景葵奉度支部之命前往吉林查辦官錢局火災一案。孰料，剛行至沈陽，武昌起義突然爆發。得此消息后，葉景葵星夜回京，但此時大清銀行已關門歇業。眼看事無可為，葉景葵只得辭職南下，結束了大清銀行末代監督的短暫生涯。

和大清銀行相比，葉景葵更早接觸的是浙江興業銀行，而后者又與清末鐵路熱潮有關。1905年，在原兩淮鹽運使湯壽潛等人的牽頭下，浙江紳商成立浙江鐵路公司（以下簡稱浙路公司），并計劃修筑從上海到杭州的滬杭鐵路。在浙路公司總理湯壽潛的委托下，時在盛京將軍衙門任職的葉景葵受邀在東三省為浙路公司招股。

1907年10月，浙路公司已收得實款925萬元。為解決巨額股款的保管和運用問題，浙路公司決定成立銀行，這就是后來的浙江興業銀行（以下簡稱浙興銀行）。按規劃，浙興銀行資本額為100萬元，由浙路公司出資40萬元，其余招募商股。之后，湯壽潛等人再次邀請葉景葵為浙興銀行招股。但因為當時人只認錢莊而不知銀行為何物，葉景葵只好自己認股5000元，由此成為浙興銀行的頭批股東。

1908年，趙爾巽調任四川總督。由于受到后任總督徐世昌的排擠，葉景葵隨后出任四川轉運局駐滬總辦。當時，由于其老友樊時勛是浙興銀行上海分行經理，葉景葵與浙興銀行關系日密，并遙領漢口分行經理近3年，直到1911年北上為止。

1912年后，葉景葵被浙興銀行選為董事，并于3年后出任董事長。上任后，葉景葵實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首次，將上海分行改為本行，杭州總行改為分行，全行業務重心移至上海；其次，選舉葉景葵、蔣抑卮等7人為董事，葉景葵為董事長，全權決定銀行的一切業務和人事調遣；其三，董事會下設總辦事處，統管各省分支行。

之后十余年間，浙興銀行在葉景葵的帶領下逐步走向興盛。從存款情況看，1915年浙興銀行存款余額439萬元，1926年已增至3312萬元，在商業銀行中連續多年排名第—；從收益上看，從1915年至1926年間，浙興銀行純利371萬元，平均年盈利率接近16％。因此，在當時“南三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浙興銀行始終位居榜首，是當仁不讓的“老大哥”。

銀行與實業一向共存共榮，利益與共。在扶持和促進民族工商業方面，浙興銀行也同樣奮勇當先，聲名卓著。如張謇的大生紗廠、范旭東的永利堿廠、穆藕初的鄭州豫豐紗廠等，都曾因浙興銀行大力支持而得到發展。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修建錢塘江大橋時，葉景葵代表浙興銀行率先借款150萬元，隨后又邀請中國銀行、浙江實業銀行組成銀團共同貸款，大橋才得于1937年順利建成通車。

全面抗戰爆發后，民族工商業受到重創，銀行放款多成呆賬，浙興銀行也日漸頹敗。在此期間，葉景葵被日偽百般拉攏，但均被嚴詞拒絕。1945年，葉景葵辭任董事長，退居幕后。

除銀行家身份外，葉景葵也是近代知名藏書家。數代以來，葉家一直讀書做官，其先世建有藏書樓“紫藤花館”，可惜后來毀于戰火。到葉景葵祖父時，家族藏書樓有所修復。在此影響下，葉景葵也處處留心于各種善本書籍并在適當時機加以收購。

清末民初，時代巨變。在此沖擊下，社會上有大量古籍善本散佚流出。1917年，江南藏書家吳昌綬將所藏40種明刊及舊抄善本出手作為嫁女之資。葉景葵聽聞后，立刻出巨資將其全部買下。之后，他更是一發而不可收，最終傾其所有，收得2800多部、3萬余冊藏書。在葉景葵的藏書中，主要以名家稿本、抄本及批校書為主，其中最珍貴的當數清代地理學巨擘顧祖禹獨撰的《讀史方輿紀要》手稿。

孤島時期，因為戰亂的緣故，淪陷區內文物古籍流失嚴重，葉景葵為此感到十分痛心。1939年春，他邀集上海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等志同道合者商議籌建一個私立圖書館，以盡到保護中華文化的一份責任。這一提議被眾人認可后，葉景葵率先捐款15萬元并捐出全部藏書。浙興銀行常務董事、多年的老搭檔蔣抑卮也積極響應，隨后捐出股票5萬元、圖書5萬冊作為支持。之后，王云五、王志莘等滬上知名人士各捐5萬元，張元濟也將早年陸續收藏的數千冊藏書分批捐贈給了圖書館。

由于當時上海已有“鴻英”“明復”等以創辦者名字命名的圖書館，因而張元濟等人也都提議以主要出資人葉景葵的名字來命名新館。對此，葉景葵堅決不同意，他認為圖書館應依靠大眾的力量才能久遠，而不應視為一家一姓之物，于是他提議以“合眾”為館名，并得到眾人的贊成。隨后，葉景葵出資購地建造館舍。當時他只有一個要求：在館旁筑一小樓為寓所。他說：“昔日我為主而書為客，今書為館所有，地亦為館所有。我租館地，而閱館書，書為主而我為客，無異寄生于書?！贝撕?，他便自號“書寄生”。

合眾圖書館籌建期間，原任職于燕京大學圖書館的青年學者顧廷龍應邀南下主持。1946年，合眾圖書館總藏書量增至14萬冊。1949年4月28日，葉景葵突發心臟病去世。由于其晚年將全部精力傾注于合眾圖書館的建設，因而除藏書外，身后別無積蓄。（金滿樓）